书的封面



1958年冬胡颂平与胡适合影于胡适居所前。
博记：大概在2006年11月，《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到货，老书客张志杰先生踩着单车来俺单位，要了一本。聊天的时候，俺才得知作者胡颂平先生是温州乐清人，于是俺向志杰建议，可以写一个东西，俺帮忙发表。
后来我们又继续聊了很多次，关于如何写这篇文章的思路也日渐清晰。聊天的时候，得知胡颂平先生的后人已经于去年10月，将手稿日记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于是俺又联系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张红扬女士，感谢她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胡颂平和胡适的合影，以及捐赠现场的图片。
此外，俺还联系上了本书的责任编辑，新星出版社的刘钢先生，他也谈了编辑这本书的一些故事。
几个月后，这篇由张志杰先生主笔的文章发表在2007年3月11日《温州日报》“瓯越”副刊版上（6版）。今天俺把原文发在这里（可能有些长），大家看 看，指点指点。其实写这些文字，张志杰也参考了很多资料，因为有很多温州、或者说乐清本地学人在关注胡颂平，研究胡颂平，特此也要向他们表示谢意。
最后想说的是，俺觉得这个博客并不一定都要上俺的文字。所有的书客，朋友，其实可以把你们的书评传给俺，发在这里。文章的标准就是“多摆事实少说主义”。
当然稿费是没有的，有机会，可以请大家吃单位食堂，管饭。
张志杰这篇，就当抛砖引玉吧！


胡颂平 （1904--1988），乐清虹桥镇杏庄村人，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等校读书，1937年起任朱家骅秘书，1958年胡适之接任“中央研究 院”院长后任胡适之秘书。主要著作除此书外，另有《朱家骅年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者300多万字，1984年获台湾“金鼎奖”，余英时专 为此书写了三万多字的序，称此书比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取材丰富好几倍，“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胡颂平有关手稿于今年 10月捐献给北大图书馆收藏，以供研究者利用。
晚年智慧的自然显露——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张志杰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发喜欢写于晚年的著作。尽管对于著述者来说，晚年意味着精力开始下降，但他们的思想开始成熟，零散的知识开始聚集在一起。当他们集中 精力思考一个问题时，其余与此相关的内容也会自动浮现出来。张光直先生称之为“触类旁通”，触类旁通的是经验，与综合研究牵涉到的是客体不同。人文社科类学者在晚年往往会达到其学术的顶峰，其因生活经历，而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看问题变得深刻，在表述上又归于平淡，娓娓道来，轻松读来，对年轻人又有人生借鉴意义。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便是这样的一本书。因其是谈话录，传主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又有生活现场感，读来越发轻松自如。胡适之先生 （1891-1962）是二十世纪中国在政治、学术、教育等领域均有影响的人物。他与毛泽东、蒋介石、溥仪有过交往，抛开政治领域的影响不说，单就学术、 教育领域他就涉及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且均有不小的建树。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类的人物，有学科开拓之功。此书主要记 述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起于1958年12月5日，止于1962年2月24日胡适之卒于“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大会的酒会。著名学者贺卫方认为此书可 与《歌德谈话录》向媲美，文史学者毛子水在序中认为此书与《歌德谈话录》相似之处不少，“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 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而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
信任亦相同。”此书与编著者的另一作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已成为胡适之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这本书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胡适之对读书做学问的看法。胡适之先生认为，“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件不道德的事。”他有自己的戒律，“不潦草，不苟且，个个字清楚， 排字工人不会排错的一个样子。”对于学术成就的取得，他认为，“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像顾亭林，少年时才气磅礴，中年 时才做实学，做笨的工夫。你看他的成就！像王念孙、王引之、戴东原、钱大昕，都是绝顶聪明做笨的工作才能成功的。”他对“六十而顺”做出自己切身的解说， “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60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真有点“和而不同”的味道了。
喜欢近世典故的读者读起此书来会更津津有味。胡适一生交际广泛，老来对各种人物不免有所品评，尤其是私下言谈，更少顾忌。他讲，“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 我是一向不佩服的。”认为翁文灏大少爷出身，又在比利时接受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例如王国维与罗
振玉的不同：“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此书也有较高的趣味性。胡适之先生提倡现代“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 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本书里有他的现身说法，他是怎样阐发和实践怕老婆理论的，他还认为，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 国家。
此书精彩的细节不胜枚举，其内容诚如封底所言，“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 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 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温州的读者读此书更有亲切感，因为每读几页就会发现与温州有关的内容。如：温州的古地名中有叫横阳的，温州在南宋时代很了不起的，胡颂平想邀胡适之游雁荡 山，“鲞”字的读音，翻一个身睡乐清的土话叫“翻转脊”.。当然涉及较多的还是学术方面的，此书提到宋恕、黄溯初编印的《敬乡楼丛书》、南戏、瑞安的孙诒 让的《永嘉丛书》、陈介石、林损、南怀瑾等，这些内容一般温州人估计不大关注了。书中提及这些内容，更大原因与编著者胡颂平先生是温州人有关。



胡颂平先生次子胡宏造（左）、长女胡宏蕤、三女胡宏词在捐赠日记手稿前合影。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河（左）向胡颂平先生亲属代表三子胡宏逵颁发荣誉证书，右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戴龙基。

胡颂平 胡适史料建设的有心人
陈绍鲁 张志杰
胡颂平（1904-1988），乐清虹桥人，主要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朱家骅年谱》等。
2006年发生的两件事：《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006年10月由新星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胡颂平日记手稿于2006年10月12日捐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使胡颂平——这位杰出的温州学人浮出历史的水面，进入人们的视野。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最早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大陆最早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引进出版发行，但1993年的版本现在难觅其 踪影。新星出版社出版该书后，温州多个青年学人的博客专门予以介绍评价。因他与胡适关系的密切与特殊，他的日记、著述手稿也成为研究胡适晚年思想的重要材 料，如南京大学杨金荣博士在写《角色与命运：晚年胡适的自由主义困境》时，曾到胡颂平先生的公子、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胡宏述先生家，查阅秘藏多年的胡颂平 先生的日记。现手稿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更方便国内学者的利用。


 胡颂平的生平经历

胡颂平1904年出生于虹桥镇杏庄（现黎明村）。其父亲胡子和，以医术闻名乡里，在他3岁时就去世，胡颂平靠母亲和大哥抚养。他大哥胡伯周承父业，医术在 地方上也有名气，其后代学医的不少。胡颂平少时聪慧，精读经史，过目不忘。某日，与校友陈侠超同访业师林某，师之侄不喜读书，师命其两人撰联劝之，胡氏才 思敏捷，立就吟成二联：“朱颜绿鬓宁常驻； 黄卷青灯宜及时。 立志应期名有寿；读书岂仅俗能医。”　业师闻后频频点首，立批十六字云：“语壮才宏，必仰其志。名垂久久，勉矣胡生。”
1922年，他考入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曾师从朱自清、马孟容等名师，1926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第二年母亲病故，他辍学返乡奔丧。1928年转入上海中 国公学继续读书。1930年胡颂平从中国公学毕业后，一度担任过上海敬业中学和浦东新陆师范学校教员。1933年转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室秘书。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他追随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到杭州任职，此后一直在国民政府任职。
1934年，胡颂平与宁波镇海女子薛妫珍在上海结为秦晋。此后54年，两人风雨同舟，恩爱如初。薛妫珍温婉端庄，善良贤惠，主持家务，井然有序，无论寒 暑，井臼亲操，还烧得一手好菜。胡颂平收入不丰，一家全靠她精打细算，克勤克俭过好日子。胡适曾打趣说她把颂平‘惯坏了’，变成了老太爷。晚年胡颂平缠绵 病床，她设法系一长绳于身上，一旦需要，胡颂平抽紧绳索，她便放下家务，赶来伺候。
胡薛夫妇生有子女六人，三男三女。夫妇俩生活简单，自奉甚廉，但对子女的教育是极为重视的。他们悉心培养六位子女成才，在各自的职位上做出了不凡的业绩。
胡颂平在过80寿辰时，送客不慎跌倒，伤及肢骨；又被诊断为结肠癌，医生因其年迈，未行手术治疗。只得终日卧床，经年缠绵。颂平先生病体延至1988年8月14日，终因心脏衰竭而长眠。其追悼会由中央研究院主持，原台湾立法院院长倪文亚先生（乐清虹桥人）题写挽幛。研究院的悼词对亡者的人品和道德风范作了如下赞评：先生智慧如海，天性纯诚；处世以庄，待人以诚；任事惟勤，治学严谨；温文尔雅，谦光挹人，固彬彬君子也。他的骨灰由其子女带到美国，埋在爱荷华州爱荷华城的山丘上，以便其后辈经常去祭吊。


 胡颂平与胡适之的关系

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时，胡颂平刚好就读该校的政治经济系，“选过先生在暑期班开的“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又旁听过在大礼堂上 主讲的“文化史”。”他除了听胡适讲课外，还曾到胡适家里去请教、谈话。1946年7月，胡适由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每次到南京教育部办事，胡颂平 总是抽空拜谒，并代为办理一些琐事。
余英时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是这样评价胡颂平的，“颂平先生是最有资格编写这部年谱的人。第一、民国十七年谱主出任吴淞中国公学校长的时代， 颂平先生恰好是公学的学生，因此他在思想上直接受过谱主的熏陶。他对谱主的认识不仅是情感的，而且也是理智的。第二、他早在民国三十五年就开始为谱主服 务，谱主与教育部有关的许多事情都由他代为办理。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在谱主最后四年（1958年4月至1962年2月）的生活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他 不但担任了谱主的主要文书工作，是谱主的私人顾问，而且实际上还照顾谱主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有机会观察谱主最后几年的一切言行。谱主有不少私下谈话现在都 保留在这部年谱中了；对于传记而言，这些尤其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胡颂平做了胡适的秘书和助手，直到胡适逝世为止，历时近四年。
胡颂平那时“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失，岂不可惜。我先有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 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九十岁生日时，适之先生曾对新闻记者的访问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 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我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1958年12月里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日记。”
这样秘密记录大约一年后，事情被胡适发现。一开始胡适很紧张，不知胡颂平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在得知原委后，胡适很豁达地说：“你还是当我不知道的记下 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胡颂平用的是袖珍日记本，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的。一年下来，渐渐的记 了六七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就是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完成的。
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已成为胡适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胡颂平的名字就这样和胡适连在一起。

胡颂平的主要编著
1，《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本书主要记述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起于1958年12月5日，止于1962年2月24日胡适之卒于“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大会的酒会。文史学者毛子水 在序中认为此书与《歌德谈话录》相似之处不少，“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 记的都是他们而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
这本书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胡适之对读书做学问的看法。胡适之先生认为，“写字叫人认不得是件不道德的事。”他有自己的戒律，“不潦草，不苟且，个个字清楚， 排字工人不会排错的一个样子。”对于学术成就的取得，他认为，“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工夫的人。”“像顾亭林，少年时才气磅礴，中年 时才做实学，做笨的工夫。你看他的成就！像王念孙、王引之、戴东原、钱大昕，都是绝顶聪明做笨的工作才能成功的。”他对“六十而顺”做出自己切身的解说， “我想，还是容忍的意思。古人说的逆耳之言，到了60岁，听起人家的话来已有容忍的涵养，再也没有逆耳的了。”真有点“和而不同”的味道了。

喜欢近世典故的读者读起此书来会更津津有味。胡适一生交际广泛，老来对各种人物不免有所品评，尤其是私下言谈，更少顾忌。他讲，“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 我是一向不佩服的。”认为翁文灏大少爷出身，又在比利时接受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例如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不同：“静安 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 漂亮！”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此书也有较高的趣味性。胡适之先生提倡现代“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的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 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这本书里有他的现身说法，他是怎样阐发和实践怕老婆理论的，他还认为，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 国家。
此书精彩的细节不胜枚举，其内容诚如封底所言，“胡适之先生学识渊博，见闻广阔，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 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 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著名学者贺卫方1998年读了此书后，大发感叹：如果其他像胡适这样的“国之瑰宝”型的大学者、大思想家，都能有人对其言谈作经常的和准确的记录，那么思 想史和学术史将会增添多么丰富和生动的史料。像黄裳先生曾就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样：“听钱先生谈天，是一种极好的享受。那真是咳唾珠玉，充满了机锋的。每 常感到，这些精彩的谈话，不能加以记录真是十分可惜的事。是不是可以想法补救呢？我不敢说，只能提出一种希望。如有适宜人选，有领受机会，多少记下一二， 使清言妙语不随风俱逝，那就太好了。”如此看来，胡颂平先生的工作其意义不可低估。
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1962年10月，继任院长王世杰在院务会议上组织一个“胡故院长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根据同仁意见，一致推定由胡颂平先生负责胡适的年谱。胡颂平先生 一开始诚惶诚恐，不敢承担此一重任，曾建议由前辈中几位更为理想的人执笔，但王院长坚持非其莫属。几经敦促，两年后颂平先生终于接受此番任务。王院长及同 仁们坚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有机会观察胡适最后四年的一切言行，并且做了精心的记录。此后十五六年，他把自己的生活交给了胡适年谱。
他依照南宋史学家李焘的“事远则略，事近则详”的原则，试用长编体裁。他先考定胡适一生的行止、著述与地点，然后按照时间先后，将所收集的资料及其历年所 记的胡适的言谈编进去。1966年1月1日至1971年2月23日夜，他完成这本书的初稿。以后又不断地收集新出现的材料加以补充。在经历十几年紧张繁累 的搜集、整理、编写之后，一部煌煌十卷本、凡300多万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终于1982年付梓，1984年5月由台湾明经出版公司出版。该书 出版当年，即获台湾出版界最高荣誉“金鼎奖”。著名学者余英时专为此书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序，称此书比之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取材 丰富好几倍，“是中国年谱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在中国史学传统中，长编是一种史料整理的工作。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称长编的工作为“比类”，并肯定其 价值不在“著述” 之下。
3，《朱家骅年谱》
1962年，姚从吾等人想给朱家骅70岁生日出一本纪念论文集，想请胡适之写篇弁言放在卷首。1月28日，胡颂平和胡适之说这个事情时，胡适之先生说： “颂平，今年是朱先生的70岁，你应该替他写一本年谱。朱先生从政之后，没有时间著作了，但他的事功并不比有著作的人不重要；你比较熟，你把它写出来。”
后来朱家骅口述回忆录，胡颂平为之笔录，历经数载成稿，缩编为《朱家骅年谱》，由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69年出版发行，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朱家骅(1893-1963)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浙江吴兴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留学瑞士、德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 到广东协助戴季陶创建中山大学，任校务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后来任过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胡颂平追随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到杭州任职。此后20年，他的命运就和朱家骅联系 在一起，其职务亦与朱家骅同进退，直至朱家骅卸任中央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