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

胡適《雙十節的感想 》 刊於 《獨立評論》1934年10月9日

 

【雙十節的感想】
  我們這一期報的付印正當雙十節的前夕,所以我們也要借這個機會來想想這個革命紀念節的歷史的意義。
  雙十節有兩層重大意義:種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在當時最容易使一般人瞭解的意義是「排滿」,是種族的革命。種族的革命在當時頗有人反對,一半是因為有些持重的人恐怕革命要引起瓜分,一半是因為有些人對於滿洲皇室還抱著一點中興的希望。現在回頭看來,怕瓜分還有點歷史的根據,期望滿洲皇室的中興是完全錯誤的。滿洲民族,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強弩之末;皇室都成了敗家子弟,後來竟連兒女都生不出來了;八旗兵丁也都「文」化了,在乾嘉之間的匪亂裡,他們的戰鬥力已大衰了。太平天國之變更證明了這一群外族統治階級已絲毫沒有抵抗力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辛亥革命,滿族的統治權全靠漢族新興領袖的容忍。其間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不足以證明滿族可以出個維新皇帝,只足以證明他們只配擁戴一個昏殘頑固的西太后。拳匪之禍,主要的政治領袖都是皇室貴族,從此滿洲皇室更被全國人民厭恨了。崩潰的統治階級早已不能抵抗那幾次爆發的民族仇恨了;只有那七百年理學餘威還在那裡支持一個尊君的局面,使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不敢作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但理學的本身也早已成了強弩之末,禁不起那西來的民族觀念與平等自由的思想的摧盪。這一道最後的壁壘有了漏洞之後,他所掩庇的滿洲帝室自然瓦解了。所以辛亥革命「排滿」成功的意義只是推倒一個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統治;那種「摧枯拉朽」的形勢,更可以證明時機的真正成熟。這個說法不是小看了革命先烈的功績,這正是要表明他們的先見遠識。倘使當時那班昏愚的帝室親貴能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權到今日,中國的形勢更不堪想像了!
  第二,帝制推翻之後,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共和,這也是歷史造成的局勢。在二百七十年的滿族統治之下,漢人沒有一家能長久保持一種特殊尊貴地位的,也沒有一家能得國民愛戴,有被擁戴做統治中國的皇室的。即使君主立憲黨人出頭當政,他們也沒有法子憑空捏造出一個皇室來。所以辛亥革命不能不建立一種共和政體,乃是歷史必然的趨勢。還有一個歷史的理由,就是中國向來的專制帝政實在太糟,太無限制,太醜惡了,一旦戳穿了紙老虎,只看見萬惡而無一善。這是中國和日本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日本自從九世紀以來,一千餘年中,天皇沒有實權,大權都在權臣的手裡;天皇深居宮中,無權可以為惡,而握專制實權的幕府成為萬惡所歸,所以後來憂國的志士都要尊王而倒幕。後來日本天皇成為立憲的君主,其實很得了那一千多年倒霉的幫助。中國則不然:一切作威作福的大權都集中在皇帝一身,所以一切罪惡也都歸到他的一身。在紙老虎有威風的時候,一切人都敢怒而不敢言。等到紙老虎不靈的時候,「專制萬惡」的思想處處都可以得著鐵憑鐵據,自然眾口一聲的要永遠推翻專制帝政了。帝制的罪惡是歷史上最明顯的事實,何況還有共和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期望在將來等著我們的享受?所以日本維新變成君主立憲,而中國革命不能不打倒帝制,都是歷史上的自然趨勢。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失敗都是這個趨勢的旁證。
  但辛亥革命的政治的意義不止於此。帝制的推翻,雖然好像是不曾費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裡,這件事的意義是:「連皇帝也會革掉的!」這是中國革新的一個最深刻的象徵。辛亥以前,中國人談了四五十年的改革,實在沒有改變多少。因為那班老狗是教不會新把戲的。八股改了,來的是策論;策論廢了,來的是紅頂子做監督提調的學堂。要「預備立憲」了,來的是差不多「清一色」的親貴政府。——但是辛亥以後,帝制倒了,在積極方面雖然沒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在破壞的方面確是有了絕大的成績。第一是整個的滿洲親貴階級倒了,第二是妃嬪太監的政治倒了,第三是各部的書辦階級倒了,第四是許多昏庸老朽的舊官僚也跟著帝制倒了。這許多方面的崩潰,造成了一個大解放的空氣。這個大解放的空氣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真意義。在辛亥以前,無論什麼新花樣,——例如編排一齣新戲——只消一位昏庸的御史上一個參本,就可以興起一場大獄。在辛亥以後,許多私人提倡的改革事業都可以自由發展,不能不說是政治革命的恩賜。即如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的教授提倡的白話文學,在當時雖然也有林紓先生們夢想有大力的人出來干涉,究竟沒有受著有效的摧殘。若在帝政之下,我們那班二十多歲的青年壓根兒就不能走進京師大學堂的門牆裡去講中國學問,更不用說在「輦轂」之下提倡非聖無法的思想了!民國十三年以後的政治社會的改革當然是比辛亥革命激烈的多了;但若沒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決不會有這十年來的種種革命。辛亥革命變換了全國的空氣,解除了一個不能為善而可以為惡的最上層高壓勢力,然後才能有各種革命的新種子在那個解放的空氣裡生根發芽。
  所以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是後來一切社會改革的開始。中國古來的政治雖然是完全放任的,然而那個「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之下,一切社會制度實在都還是倚靠那個禮法分不清的政治制度的維持。放任是放任的,但變換新花樣是不容許的;其實也並不是有意的不容許,只是無法子變換出來。那個上層的硬殼子殭化了,他的壓力自然能殭化一切他所籠罩的東西。辛亥革命只是揭起了,打破那個硬殼子,底下的社會就顯出流動性來了。
  這二十年中最容易看見的改革是婦女的解放。然而婦女的解放運動,無論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都直接間接的受了辛亥政治革命的推動。即如今日男女同學的普遍,在舊日帝制之下,是誰也夢想不到的。又如新《民法》根本推翻了舊禮教所護持的名分、親屬關係、宗法觀念,造成了一種不流血的禮教革命。這樣澈底的法律革命,在舊日禮教與刑法互相維護的帝政之下決沒有實行的機會。這不過是隨便舉出的一兩點,已可以說明辛亥革命有解放全社會的大影響了。
  我們在今日紀念這個革命節日,一面當然感謝那許多為革命努力犧牲的先烈,一面當然也不能不感覺我們自己在這二十年中太不努力了,所以雖有一點成績,究竟不夠酬償他們流的血,出的力。他們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們還只是一個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他們夢想造成一國民主立憲的自由國民,二十三年了,卻有不少的人自以為眼界變高了,瞧不起人權與自由了,情願歌頌專制,夢想做獨裁下的新奴隸!這是我們在今日不能不感覺慚愧的。
廿三,十,九晨
檔案描述:雙十節的感想
檔案出處:獨立評論122號

胡適之先生 戲劇 《終生大事》 在《劍橋中國文學史》 《中國韻文史》 .

《劍橋中國文學史》2013
主編: 宇文所安(上卷 1375之前) 孫康宜(下卷1375-1949...
由於此書有索引所以很容易定位 胡適之先生
這本書並不以五四為現代文學的起點.

 第六章1841至1937年間的中國文學   王德威
 第七章1937—1949年的中國文學  奚密

所以觀點很不一樣.
胡先生1919年的戲劇《終生大事》被譽為是"促成"問題劇"的興盛" (原書485-86 三聯版536)

《終身大事》胡適
演員:
〔蔡惠君〕中醫師/創作歌手/策展人/詩人/畫家。
〔江鈺涵〕幼兒園教師,信念是用生命溫暖生命,療癒生命。

《終身大事》發表於1919年,是中國最早的話劇作品之一。面對父母雙親對婚事的阻撓,大膽發出「這是孩兒自己的事,孩兒需要自己決斷」的呼聲。

蔡惠君、江鈺涵以這篇劇作向胡適經典名作《終身大事》致敬,並結合當代多元成家的議題,透過喜劇形式引導觀眾重新思考愛的本質與真諦。故事圍繞在一對已經在一起多年的伴侶,他們互相扶持、彼此照顧,深信對方是值得攜手一生的人。然而,面對來自外界的質疑和反對,他們堅守自己的選擇,展現出愛情超越世俗觀點的堅韌。

劇中不僅有輕鬆幽默的對話,還有深入探討現代社會中婚姻、家庭的多元樣貌,並對愛的定義提出挑戰。當醫生與老師這兩位角色,在平日裡從容應對各種生命故事的演員,再度攜手創作時,觀眾將會看到他們如何巧妙地以喜劇詮釋愛的多重面向,讓笑聲背後的每一個片刻,帶來一份深刻的省思。

這齣戲不僅是向過去致敬,更是對未來的憧憬,期待每一位觀眾都能在輕鬆愉快中,找到屬於自己對「愛」的答案。

這齣戲到底是「悲情苦劇」還是「荒謬喜劇」,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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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ōsei. = 泽田总清 = 澤田總清 Sawada
Author of Zhongguo yun wen shi /​ Zetian Zongqing zhu ; Wang Heyi bian yi. = 中国韵文史/​ 泽田总清著;王鹤仪编译 = 中國韻文史 /​ 澤田總清著 ;王鶴儀編譯

這本書臺灣商務版是1965  應該更早得多.末章談白話詩
胡適《寒江》 入選




江上還飛雪,遙山霧未開。浮冰三千畝,載雪下江來.”


2024年10月4日 星期五

胡適論稿 胡傳吉

 

胡適論稿

內容簡介

  在最難實現科學考證的文學領域
  以科學實證之法為白話文學樹模範
 
  本書是胡傳吉教授對胡適的文史研究典範論研究,旁及與胡適有關的經史關係及學術史之現代變遷等論題。書中首先從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切入,認為胡適並非不懂小說美學,而是在「為文學樹立典範」的前提下,將實證主義、科學驗證難以證明的審美問題暫時擱置,作者以詳實的史料為基礎,論證胡適如何以趣味論「去儒化」,試圖為教育、學術尋找新的路徑。曾樸與胡適對於《孽海花》的論爭,也可視為是新舊文學對於如何「創造中國的新文學」的論辯。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析論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現代白話入「詩」背後的志向──以文學挑戰舊有秩序,藉由所有人都具備學習與理解能力的白話文,推動「人的發現」思潮,樹立現代理念,將人從舊有的等級制度、思維中解脫出來,推動中國的文藝再生。
 
本書特色
 
  ★「在創立典範的志向下,胡適是願意適當放下自我才情的人。」──中國學者胡傳吉析論胡適的文史研究典範論,旁及與胡適有關的經史關係及學術史之現變遷等論題。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胡傳吉
 
  中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中國文藝思想史及現代學術史研究,近年主要考察近現代中國文藝思想史、胡適與現代學術史等。著有:《自由主義文學理想的終結》、《未完成的現代性──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史論》、《紅樓四論》、《中國文化思想錄》、《文學的不忍之心》、《中國小說的情與罪》等。
 
  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魯迅研究月刊》、Neohelicon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八十餘篇,另在《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刊發表文學及文化評論百萬餘字,兼事水墨漫畫。
 

目錄

前言

一、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
「作為方法」的《紅樓夢》考證
「去儒化」與文學教育的現代化
「趣味的研究」及「怨而不怒」說
餘論:趣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歷史關聯

二、曾樸與胡適的論爭──「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考辨
胡適嗜讀小說與為白話文學樹模範的關聯
《孽海花》之爭
論翻譯:「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之辯

三、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論〈文學改良芻議〉與「實驗主義」
情與力對人的意義
科學精神與「創造的智慧」

四、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

附錄:經史分離與史學「致用」──梁啟超「新史學」與黃梨洲《明儒學案》關係考論
《明儒學案》與中國學術史編纂
對經史關係之思考的延續
「諸儒」變「學者」
「新史學」與「致用」理想

參考文獻
 

前言
 
  自二○一六年,我開始對「胡適思想批判」學案進行系統研究,後成文約三十萬字,隨讀隨記的過程中,有了這些「補遺」式的思考。
 
  〈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原載《文藝爭鳴》二○二三年第十期。因歷史變遷,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由美學觀念延伸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二十世紀五○年代,李長之、蕭山、譚丕模、鮑正鵠、羅根澤、馮至、吳組緗、李澤厚、霍松林、白盾、田餘慶、戴鎦齡、塗樹平、詹安泰、馮沅君、胡念貽、陳煒謨、趙衛謨、郭預衡、楊招棣、陳友琴等文史學者,不約而同地將趣味主義置於現實主義的對立面。由歷史事件再回溯趣味主義及「怨而不怒」風格論,有助於還原歷史真實,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群體的歷史反應。
 
  〈曾樸與胡適的論爭──「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考辨〉,原載《現代中文學刊》二○二一年第二期。胡適以科學實證的方式識別「白話文學的模範」,其志在樹「模範」並建立現代學術的典範。《孽海花》不合胡適的「科學」考證趣味,胡適挑《孽海花》「迷信無稽之談」來批評,是科學與迷信之爭。一九二八年前後,曾樸修改、續寫《孽海花》,並回應胡適的批評。在給胡適的長信中,曾樸主張有系統的翻譯名著,擴大文學舊領域,批評青年人的懶惰及欲速。此時,從本土文學裡尋找「白話文學的模範」已達到預期設想,胡適重讀及再評《孽海花》意義不大。《孽海花》與名著翻譯之爭,皆屬「創造中國的新文學」的範疇。
 
  〈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原載《南方文壇》二○二一年第一期。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實驗主義」,看似不相干,但實際上,二者在思想論方面互相呼應並驗證。胡適等人發起文學改良,借新文學、活文學建立國語的標準,並通過教育解決「人的問題」及科學主義所需要的「創造的智慧」。胡適將科學方法應用於文學改良,以文學革命推動科學革命,為現代開闢道路。〈文學改良芻議〉及「實驗主義」,預見文學對語言形式及思維方式的影響,也看到科學實驗與進化論對「創造的智慧」的意義。兩者除了在思想論方面高度吻合,在「人的問題」上,也趨於一致。兩者對「創造的智慧」的論證與推崇,就是從思想上對人的解放。「文學改良」的文學史意義已研究得比較充分,但文學改良後面的思想革命,包括「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的關係等,亦不應該被忽視。「人的發現」之後續,可能是「人的消失」。時至今日,人類又站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口,科學主義是重新發現人,還是要人讓消失,只能存疑,人與科學主義的話題,是歷史的話題,也是現實的話題。
 
  〈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原載《北方論叢》二○一七年第六期。無論是歐洲文明的文藝復興還是中國文明的文藝復興,「人的發現」都是不可迴避的核心問題。中國之「人的發現」有其獨特之處。現代白話入詩,是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詩歌變革,在某種程度上,恰好開啟了「人的發現」之路。由胡適等人開創的現代白話入詩及白話文運動,識別出「現代」所需的「最大多數人群」,進而顛覆傳統的文學等級秩序。現代白話詩對自我及他人的書寫,以敘事之手段重新發現並定義人與自然的關係等,既為現代新詩確定了新的典範,也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再生)提供了語言文學及思維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之間的關係,有利於思考中國文藝再生過程中的新舊和解。
 
  附錄所收〈經史分離與史學「致用」──梁啟超「新史學」與黃梨洲《明儒學案》關係考論〉,原載《東吳學術》二○二一年第一期。梁啟超的《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論著,對清學及「新史學」有系統的歸納與思考。《明儒學案》是梁啟超「新史學」的本土學術資源。梁啟超肯定《明儒學案》在學術史編纂體例方面的開創價值,為現代學術史正名,進而為思考經史關係打下重要基礎。梁啟超觀察到,清學衰落之勢不可逆,但經學之研究精神及「解放」(自然研究),將在史學這裡得續接。經史分離、經學入史,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等人在「諸儒」變「學者」這個層面,各有貢獻,共同為中國史學開闢新局面。
 
  《胡適論稿》以胡適的文史研究典範論為主,旁及與胡適有關的經史關係及學術史之現代變遷等論題,算是尚未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學案》的「集外集」,誠請方家不吝指正。感謝鄭伊庭、孟人玉、吳霽恆、尹懷君、陳彥妏、王嵩賀諸君為出版一事盡心盡力,感謝秀威。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等等,收入作者:邢義田,書名:古月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政治社會【卷一~卷四,】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2024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等等,收入作者:邢義田,書名:古月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政治社會【卷一~卷四,】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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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 期待你點開的這篇文章,有 4 千多字,在網頁上閱讀,你不會感覺到「重量」,但對古人來說,這可有多奢侈啊!


在紙張發明前,古人主要的書寫載體是以竹子🎋木頭🌳製成的 #簡牘,如何書寫?為何而寫?寫了什麼?每個問題背後都大有學問!


跟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邢義田院士,解讀漢代邊疆出土的簡牘,發掘隱藏其中的文化流播與帝國治理祕密....


📌文章重點:

✅什麼是簡牘?怎麼製作?如何書寫?有哪些小文具可讓書寫工整?

✅司馬遷寫的《史記》用了多少枚簡?總重量與體積有多驚人?

✅簡牘從哪裡出土?上頭寫了什麼?為何跟絲路、西域有關?

✅一枚看似單純的請帖簡,竟藏有「佛教」何時傳入中國的證據!?

✅漢代簡牘記載的內容,如何顛覆教科書中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AI 如何幫助我們辨識簡牘上的字?又如何輔助斷簡殘篇的修復?


💡想了解更多漢簡小知識?快來 歷史文物陳列館 Museum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逛展,試試在簡上寫字吧!


【展覽資訊】從原料、編寫到再利用──邊塞漢簡的生命史

🔸時間:每週三、六、日 9:30-16:30(逢國定假日、選舉日及連續假期不開放)

🔸地點: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 2 樓(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30 號)

🖊一樓大廳提供空白木簡,可以體驗用自來水毛筆在簡上書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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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政治社會【卷一~卷四 - 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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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古月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政治社會【卷一~卷四,套書附專屬書箱】,語言:繁體中文,ISBN:9789570873191,頁數:2752,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作者:邢義田, ...
NT$7,020.00



傅斯年胡適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 邢義田. 本文根據傅斯年檔案、史語所、近史所所藏檔案以及若干當事人提供之資料,記述. 一九三○年代所發現之居延漢簡從香港運到美國 ...

徐志摩,泰戈爾。劉叔和;陳西瀅



Literature laureate Rabindranath Tagore visiting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China in May 100 years ago.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ainter Nandalal Bose as well as translator Lin Huiyin and Chinese poet Xu Zhimo. Both Lin and Xu translated Tagore's work into Chinese.

Tagore was the first non-European literature laureat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because of his profoundly sensitive, fresh and beautiful verse, by which, with consummate skill, he has made his poetic thought, expressed in his own English words, a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

The 2024 Nobel Prize announcements begin Monday 7 October. Stay tuned to our social channels to find out who our new laureates will be.

Discover more: https://bit.ly/3ao3Gny




Nobel Prize
Literature Laureate Rabindranath Tagore visiting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China in May 97 years ago.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ainter Nandalal Bose as well as translator Lin Huiyin and Chinese poet Xu Zhimo. Both Lin and Xu translated Tagore's work into Chinese.
Tagore was the first non-European Literature Laureate,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because of his profoundly sensitive, fresh and beautiful verse, by which, with consummate skill, he has made his poetic thought, expressed in his own English words, a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
Discover more: https://bit.ly/3ao3G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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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一" ( 刘叔和 最早的名字之一) 在《现代评论》 出版初期担任经理; .. 劉叔和胡適之先生的世界The Many Worlds of Dr. Hu Shih: 陳西瀅《西瀅閒話》 : 這篇的資訊比徐志摩的還多 劉叔和主要是"歐洲經濟史" 他們(徐志摩和劉叔和 )1920年從美國去英國 劉叔和在1923年秋才從德國回中國 他在北京大學教書太嚴格 阻止學生"意圖作弊" 被學生們以他最覺恥辱的"了草敷衍" (他相當認真) 告 離開北大 義務當《現代評論》的經理..... 劉叔和的傷寒死亡過程)德國醫院 很差) 陳西瀅全程親歷 當時徐志摩在南部......
陳西瀅原名陳源,字通伯,“西瀅”是他的筆名。他生於1896年,年長徐志摩一歲。幼時,他先入上海文明書局附設小學就讀,後轉學入南洋公學 (交通大學前身)附屬小學,1911年畢業。民國初年,他受表舅吳敬恒的鼓勵赴英國求學。在英國,他發憤苦讀,修完中學課程後,先進愛丁堡大學,繼而轉入 倫敦大學,研習政治經濟學,最後以博士銜學成歸國。

從這段簡歷中可以看出陳西瀅和徐志摩的共同點:都曾留過洋,而且都曾留學英國,都曾在倫敦大學就讀,專業都是政治經濟學。不同的是,陳西瀅 獲得了博士學位,而徐志摩沒有。還有一個不同,徐志摩是先留學美國,後轉入英國的,而陳西瀅不是。徐志摩轉到英國時,陳西瀅早已是“老”留學生了。對於一 個初來乍到的“新人”,徐志摩在很多方面都得到過陳西瀅的幫助。

徐志摩和陳西瀅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相識的。那天在學校的飯廳裏,徐志摩看見了一個年輕的、笑容燦爛的中國人。跟他一起由美赴英的留學生 劉叔和很驚喜地說:“那不是小陳嗎?”想來當時陳西瀅身邊有人,小劉不便給介紹徐志摩與小陳認識。不久,徐志摩與陳西瀅又在校園裏撞見了。徐志摩主動上前 打招呼。兩人互致問候,又自我介紹,就成了朋友。後來,徐志摩得以結識英國著名作家威爾斯,就是由陳西瀅介紹的。

1922年,兩人先後回國。回國後,徐志摩先在松坡圖書館任英文幹事,一年後,才在胡適的介紹下,進入北京大學,在英文係任教授。陳西瀅一 回國就被北大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也在英文係。依徐志摩和陳西瀅早在英國就建立起的友情,陳西瀅自然也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員之一。淩叔華加盟新月社,是因為 泰戈爾訪華。也就是說,泰戈爾訪華,促成徐志摩和淩叔華相識,也促成陳西瀅和淩叔華這一對“新月”夫妻的姻緣。

[示例一] 奇怪的劇本 1921年1月的一天,午後。 (應是1920年秋) 倫敦,泰唔士河畔,碼頭上。 冬天的倫敦,細雨中,濃霧漸漸散開,但濕氣還是時時撲面而來。接船的人群中,徐志摩身著深灰色長大衣,外裹一件雨衣,戴著禮帽,衣領也都翻立起來。他右手挎著一把長柄雨傘,左手捧著一束鮮花。一旁,站著劉叔和,也是一身禦寒的衣著。 一會兒,一輛黑色小車駛近,停下,陳西瀅從車窗內探出頭來,抬手向徐志摩打了個招呼: “志摩,我先去把車停好。”說完,小車慢慢向停車場駛去。 停好了車,陳西瀅向著徐志摩、劉叔和走來。 徐志摩: “來,來, 西瀅兄!叔和,這位就是陳西瀅先生,說好了今天介紹你們見面的。” 劉叔和走向陳西瀅:“久仰, 久仰! 志摩早就說了, 您是大名鼎鼎的吳稚老、吳稚暉老先生的外甥!” 陳西瀅: “叔和兄的大名,我陳西瀅也早就如雷貫耳了。今日相識,十分榮幸。” 徐志摩: “好了好了, 都那麼客氣做什麼?以後,大家還要互相關照才是。” 劉椒和: “我們也算得上'同是天涯淪落人' 了。 不,這話不對,志摩的家眷一會兒就到,他不算淪落人了,不與我們為伍了!” 吊劉叔和 (徐志摩作/ 內有胡適的話 原文為英文 據 陳西瀅之文為 劉叔和自言: My days are numbered. )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只他們倆看著我寫,伴著我想;院子裡偶爾聽著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捲敗葉,有時,我想像,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著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鍾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緊著他的小口,圓睜著一雙秀眼,彷彿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題著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須,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裡欠身坐著,嚴正在他的眼內,和藹在他的口頷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飯,他來電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 (在繦褓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讚許了。我此時還分明汜得他那天通電時著了寒髮沙的嗓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謝你們誇獎,但我卻覺得淒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於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相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 ”他那時住在皮宗石家裡。我最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裡。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叫做濕瘟,並且我分明認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薇彌留時我曾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徵。可憐少鰥的老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懊喪續弦不及早嗎?”那天我餵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動彈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為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 (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時才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為你,叔和,我卻不曾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澹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著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蠍在我們的腳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最難得的是遺忘;只有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複活,活著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裡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裡游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凶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人的同情我第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卻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比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 (見前 )裡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裡,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卻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焰頭是斜著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焰頭是斜著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翳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啊,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秋霧裡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初渡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天會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 我彷佛跟著查拉圖斯脫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峰,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裡,雜色*的人生橫亙在我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片似的黑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裡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雲爪相互的糾拿著;風是從船的側面來的,夾著鐵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左右側的傾欹著。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發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裡是走,簡直是滾,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鐵青的雲板裡飛舞著萬道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指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凶險,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沉酣的論辯中遺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就是一個弱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殼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例。叔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物件:他恨混淆的思想,他恨醃的人事。 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侶伴的空位!   十月十五日

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Darkness at Noon 作者很能體會這班共產黨的心理(日記1941 0801) 。Thomas W. Brahany ......

1941年8月1日胡適日記 說他看完Darkness at Noon....作者很能體會這班共產黨的心理 描寫很有力量.....



同日日記說 讀爾遜威秘書Thomas W. Brahany, 1876-1964, 1917年3月-4月的日記很感興趣
他的作品現在網路很難找到呢.

The prodigal's returns [Unknown Binding] Thomas W Brahany (Author)
 
  • Unknown Binding: 18 pages
  • Publisher: W.F. Roberts (1928)

這本名著在20幾年之後台灣才有譯本:《黑色的烈日》(Darkness at noon.)。臺北:前衛。 陳列編。




Koestler's incarcerat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by the Phalange - documented in Spanish Testament (1937), and revised 1942 as Dialogue with Death, and which formed part of the basis for his novel Darkness at Noon (1940).



Darkness at Noon (German: Sonnenfinsternis) is a novel by the Hungarian-born British novelist Arthur Koestler, first published in 1940. His best-known work tells the tale of Rubashov, a an Old Bolshevik and October Revolutionary who is cast out, imprisoned, and tried for treason against the very Soviet Union he once helped to create.
The novel is set in 1938 during the Stalinist purges and Moscow show trials. It reflects the author's personal disillusionment with Communism; Koestler knew some of the defendants at the Moscow trials. Although the characters have Russian names, neither Russia nor the Soviet Union are actually mentioned by name as the location of the book. Joseph Stalin is described as "Number One", a barely-seen, menacing dictator.
The novel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German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Daphne Hardy, while living with Koestler in Paris in early 1940. Koestler and Hardy fled Paris in May 1940 just ahead of the German army. Koestler attempted suicide in Bordeaux after hearing a false report that the ship taking Hardy to England (along with the only manuscript) had been torpedoed and all hands lost. Koestler described the episode in Scum of the Earth, his autobiography of that period. On reaching England, Hardy arranged to have the manuscript published and chose the title "Darkness at Noon".
Since the original German text has been lost, German versions,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Sonnenfinsternis (literally "solar eclipse") are back translations from English. Darkness at Noon is actually the second part of a trilogy, the first volume being The Gladiators about the subversion of the Spartacus revolt, and the third Arrival and Departure about a refugee in World War II. The Gladiators was originally written in Hungarian and Arrival and Departure in English. Of these two, only The Gladiators has had much success.
In 1998, the Modern Library ranked Darkness at Noon eighth on its list of the 100 best English-language novels of the 20th century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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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George Orwell, "Rubashov might be called Trotsky, Bukharin, Rakovsky or some other relatively civilised figure among the Old Bolsheviks".[1]
Koestler drew on his own experience of being imprisoned by Francisco Franco during the Spanish Civil War described in his memoir Dialog with Death. Like Rubashov, he wa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expected to be executed, paced his cell constantly, was permitted to walk in the courtyard in the company of other prisoners, and was not beaten himself but knew that others were beaten.

[edit] Plot summary

Nicolas Salmanovitch Rubashov, a man in his fifties, had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has been active in supporting Communist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As such, he was revered amongst Communist officials. During a pur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Rubashov is rous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arrested. This brings back memories of his previous arrest in Germany, when he was tortured under interrogation. He is taken to a new prison and placed in a cell.
Despite efforts to keep the prisoners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the men communicate through tapping on the pipes between the cells. He makes contact with another prisoner, identified throughout as No. 402, a counter-revolutionary who supported the reign of the Czar. After initial unsatisfactory contact with No. 402, the two men form a friendship of sorts, with No. 402 keeping Rubashov abreast of developments in the prison and Rubashov entertaining No. 402 with stories of his sexual exploits.
His first interrogation is conducted by an old friend, Ivanov, a man that Rubashov once talked out of suicide. Ivanov tries persuading him to consider signing a false confession — a confession in which he admits to conspiring to assassinate No. 1, the new leader of the regime. In due course, Rubashov becomes aware that he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lot by another prisoner, Hare-Lip, the son of an old friend of Rubashov. (Hare-Lip himself has confessed under torture.) Ivanov implores Rubashov to sign a confession and Rubashov shows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his proposition.
However, Ivanov is arrested in the meantime, ostensibly for being "too soft" on Rubashov. He is eventually executed. Rubashov is then ruthlessly interrogated by Gletkin, a brutal man of peasant stock who seemingly resents Rubashov's education and former class privilege. Gletkin, a representative of new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unflinchingly advocates the use of torture to wring confessions from prisoners.
Once Gletkin takes over the interrogation of Rubashov, he resorts to methods like sleep deprivation and making Rubashov sit in front of a glaring lamp for hours on end. Worn down, Rubashov finally capitulates.
As Rubashov confesses to the false charges, he thinks of all of the times he betrayed agents in the past — the young German Richard; and the Dutch Little Loewie, who hangs himself, and Arlova, Rubashov's own secretary-mistress. Rubashov recognises that his treatment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same ruthless logic as that which he himself employed. Ultimately, his commitment to following his logic to its last conclusion — and his own lingering dedication to the Party — lead him to confess fully and publicly.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novel is headed with a four-line quotation ("Show us not the aim without the way...") from the German socialist Ferdinand Lasalle. The novel ends with Rubashov's execution.

[edit] Influence

The novel's French title is Le Zéro et l'Infini ("Zero and Infinity"). Like the English title, "Darkness at Noon", it reflects Koestler's life-long obsession with the meeting of opposites, and dialectics. Le Zéro et l'Infini sold more than 400,000 copies in France.
American screenwriter and Communist Party USA member Dalton Trumbo told The Worker that he had prevented Darkness at Noon, among other anti-Stalinist books, from being produced into a Hollywood movie.[2]
Darkness at Noon was very influential for George Orwell, who used ideas from it in Nineteen Eighty-Four (especially the segment where Winston Smith is interrogated by O'Brien)[3] and also wrote an essay about it.[4]
In 1954, at the end of a long inquiry and a show trial, Communist Romania sentenced to death former high-ranking Romanian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Lucreţiu Pătrăşcanu.[5][6] According to his collaborator Belu Zilber, Pătrăşcanu read Darkness at Noon in Paris while envoy to the 1946 Peace Conference, and took the book back to Romania.[5][6]

[edit] Notes

  1. ^ George Orwell, Arthur Koestler. Essay, at www.george-orwell.org
  2. ^ Kenneth Lloyd Billingsley, "Hollywood's Missing Movies: Why American Films Have Ignored Life under Communism", in Reason Magazine, June 2000
  3. ^ Arthur Mizener, "Truth Maybe, Not Fiction," in The Kenyon Review, Vol. 1, No. 4 (Autumn, 1949): 685.
  4. ^ "Arthur Koestler", by George Orwell (1944).
  5. ^ a b (Romanian) Stelian Tănase, "Belu Zilber. Part III" (fragments of O istorie a comunismului românesc interbelic, "A History of Romanian Interwar Communism"), in Revista 22, Nr.702, August 2003
  6. ^ a b Vladimir Tismăneanu, 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omanian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2003, ISBN 0-52-023747-1 p.75, 114

[edit] External links

李筱峯
#燦爛的星辰
【9月5日】

他原本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看透了蘇聯的「大清洗」,發表一本控訴史達林主義的著名政治小說《中午的黑暗》!他的思想也逐漸趨向自由主義。他就是今天的冥誕壽星,匈牙利猶太裔的英國作家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

庫斯勒於1905年的今天生於布達佩斯。14歲時移居維也納,後在維也納大學學習工程學和心理學。但是他很有個性,竟然在大學畢業前一月,燒掉大學入學許可書,放棄結業考試。

庫斯勒一生曲折離奇,他曾移居特拉維夫、耶路撒冷;當過德國的報社記者,1938年赴莫斯科採訪後,看破共產黨,所以有前述的《中午的黑暗》一書。

1939年他以倫敦《新聞紀事報》(News Chronicle)記者,報導西班牙內戰新聞,卻被佛朗哥的法西斯軍逮捕,判處死刑,所幸最後獲赦免,這個經驗使他寫下《與死亡對話》。

二戰期間,庫斯勒曾被關入納粹佔領下的法國拘留營,最後逃出,輾轉抵達英國,但又再度入獄。經歷過多處牢獄,他說:「英國的本頓維爾監獄是我的最愛。」

1940年庫斯勒出版《中午的黑暗》(台灣曾有譯本《獄中記》)。此小說探討了政治革命的崇高「目的」與所採取的「手段」之間的衝突。擅寫政治小說的喬治歐威爾評價這部小說,說:「其最具價值之處,在於它是一份莫斯科『招供』的解釋,由一個從內部了解極權主義手段的人所寫。」

此書出版的隔年,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讀到這本書,在日記中這樣寫著:
「讀完了Darkness at Noon。這部小說寫一個蘇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關在監裡,受種種拷問,終於自承種種罪名,並在公庭上宣佈自己的罪狀。結果還是槍斃了。…描寫很有力量...」(《胡適日記》1941年8月1日)

1941年到1942年庫斯勒加入英軍,為BBC工作。
庫斯勒著作甚豐,有小說、戲劇、傳記,還有評論及歷史。

令人遺憾的是,78歲那年,庫斯勒因長期受病魔折磨,1983年3月3日他和妻子服藥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