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Shih 胡適之先生的世界 The World of Dr. Hu Shih: 2022

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

《章實齋年譜》(胡適姚名達)/ 贈內藤湖南漢學支那派

內藤湖南與胡適雖從未謀面，卻是神交，在學術上惺惺相惜。

內藤服膺清代乾嘉時期的大學者章學誠（字實齋）的學問史識，許為“絕學”，於1920年撰《章實齋先生年譜》，1928年著《章學誠的史學》，以彰其事蹟。

1921年，胡適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實齋先生年譜》，他說，“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就隨時在‘內藤譜’ 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這便是我作這年譜的緣起”（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

雖然 “內藤譜”仍有一些錯漏，但胡適是每每感謝內藤湖南的篳路藍縷之功的。1920年12月14日，胡適在致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信中肯定了“內藤譜”的學術貢獻，認為“內藤先生的《年譜》，確是極有用的材料”，並請青木正兒催促內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遺書”儘快刊佈出來。1921年2月3日，胡適在致青木正兒的信中再次提到“內藤譜”：“內藤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我已叫人去翻譯了。此譜搜集的極完備，使我非常佩服。”1921年2月17日，青木正兒復信給胡適，轉達了內藤湖南的話，對於胡適給予“內藤譜”的“忠言”，“十分感謝”云云（《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 月），內藤湖南還寫了《胡適之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讀後》一文評論“胡譜”。

---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日期：[2008年11月23日] 版次：[GB18] 版名：[阅读周刊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08-11/23/content_6360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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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在1922年將一本商務版的《章實齋年譜》送給內藤湖男先生書上題:

敬贈
內藤先生表示
敬禮與謝意

胡適

此書現藏關西大學圖書館書影可參考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2, 2011,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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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向胡頌平說日本漢學分京都的支那派和東京的東洋派
前者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內藤湖南的《中國繪畫史》《日本文化史研究》
從內藤湖南到傳下的神田和青木
當然現在這些人都過去了

內藤湖南（日語：ないとうこなん，1866年 8月27日—1934年 6月26日），日本歷史學家。生於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現為鹿角市）。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彫蟲生悶悶先生。
青年時曾任記者，1907年至1926年間任教於京都大學，教授東洋史。
內藤湖南關於中國歷史最著名的理論是「唐宋變革期」。他認為中國歷史分期以秦漢以前為「上古」，東漢到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五胡十六國到唐朝中葉為「中世」，唐朝後期到五代十國為「第二過渡期」，宋朝以後則為「近世」。他的理論被之後的日本學者所繼承，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觀念。

[編輯] 主要著作

日本文化史研究 (有中譯本)
支那繪畫史
支那史學史
清朝史通論

Naitō Torajirō (内藤虎次郎; August 27, 1866–June 26, 1934), commonly known as Naitō Konan (内藤湖南), was a Japanese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and along with Shiratori Kurakichi (the founder of the Tokyo School), was one of the leading Japanese historians of East As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is most well-known book is called Nara.
He was born in what is today Akita Prefecture.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journalist. In 1907 he found Manwen Laodang in Mukden. As an autho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was invited to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y Kano Kokichi in 1907 and got involv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History.
Naitō's most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was the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a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He argued that the social, politic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early Song Dynasty represente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edieval (chūsei) and early modern (kinsei)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In Japanese history, Naitō argued that Yamataikoku was located in Kyūshū rather than in Kinki.

序?

我專門研究章實齋一家之學，已經三四年了︰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親的指示，去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做的《章實齋年譜》，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後，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偶听何柏丞先生講《文史通義》，寸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無錢無友的我，到六月十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義》來讀，十七日才買到一部木刻的《文史通義》來讀；至于浙江圖書館印的《章氏遺書》是得見而不得讀，劉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遺書》是方知而無力買！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業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學史的研究，就在“專修題”內認定了章實齋的史學”一門。十月十八日始業，買浙本，借劉本，足足理解了一學期。

十五年一月二十五口，起了一個信念，以為︰研究一個人的學弋，必須了解他所以成學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學，則頗疑哇的環境不易產生他這種學術；最後乃斷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響。百影響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魯。那天便發心願替邵先生做年譜，先關了解他一下。又兩日就動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後來經過了十幾次的補訂，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紹，付商務印書館發印。

十五年春，再讀《章氏遺書》，隨手把《章實齋年譜》補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十日，初見適之先生，問他怎麼辦︰適之先生說︰請你拿一本《年譜》去，把她補好了寄給我。——但我不曾即刻踐約，因為他往歐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親的指示，打算改編《章氏遺書》。《章氏遺書》的各種版本都編次得不好，這是讀者所公認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後面，使得讀者對于章先生能得整個的了解。照這例，適之先生做的《年譜》自然最好是也擺在她後面；但因版權的關系，不能夠。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內，自己另寫了一部新的《章實齋年譜》。那新譜做的方法和適之先生的不同（和內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較豐，且那時我尚不ffi日本文，未讀慈內藤譜》）。直至十六年四月，才在《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四號發表。

十五年秋冬間，果然就劉刻《章氏遺書》改編成了一部《章實齋遺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個年表。十六年春，送這些給任公先生看；他很高興，說號就拿給商務印書館印行吧。我回說︰慢點好，因為《文史通義》的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師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間，不知不覺的又寫成一部《朱笥河年譜》。做那年譜比做《邵念魯年譜》容易多了，因為史料都是現成的；然而《朱譜》沒有《召ﾃ譜》好，我自信︰《邵譜》有許多創例，是空前的，如用直敘法，多制圖表，闢“譜前”、“譜後”兩體等。寫《朱譜》原是為的幫助“章實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說朱笥河夠不上做年譜。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毀了。

經過了上述的工作，對于章先生的淵源應該是很親切的了解了。至于對他學術思想的論評，也曾寫過幾篇文章發揮一己的意見；但隔了些時，便不滿意終究毀了，雖曾發表過。我對于章先生要說的話當然很多，但多記在片紙上；至刂認為見解已熟時，才可撰有系統有組織的論文。所以自十六年以來，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幫他整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和“廣中國歷史研究法”二種講義，所以只好暫把“章實齋”丟開了。

2022年11月23日星期三

王志維為史語所事務員，王志維談晚年胡適（陳漱渝）/ 懷念王志維先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檔案館館藏
王志維為史語所事務員，民國47年以後任中研院院長胡適秘書。民國38年1月，王志維先隨史語所來臺，妻兒卻仍滯留四川李莊。為了接應妻小來臺，王志維在傅斯年的同意下借薪以為川資。但從檔案館保留王志維致芮逸夫信件可知，民國38年11月時，時局日危，兩岸匯兌將停，王志維妻兒到重慶後，卻未搭上臺渝直航飛機。11月27日，中研院重慶辦事處從白市驛機場撤退。胡頌平回憶道：「在快撤退的幾天之前，總辦事處一位自請遣散的同事羅傳宓跑來問我，說這裡有一位年輕的太太，帶著一個餵奶的小孩，能否把她們帶去。」胡頌平回答：「既是中央研究院同仁的眷屬，當然可以帶她們出來。這位年輕的少婦，原來就是王志維的太太張彥雲女士。」幸運搭上撤退飛機的張彥雲母子，方能來臺一家團聚。
相關資料，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187。

懷念王志維先生

近日重讀遠流版1986年的《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有「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的信任與委託」等字眼，其實當年打過官司。

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記載，胡適在南港住宅里的私人生活瑣事和物件都由王志維管理，譬如說，，將夜貓子胡適叫醒，胡適只好說這是日本人要人勤勞的設計，以後就早起，王志維馬上將它們換上綠色窗簾布。他經常在南港工作到半夜才回家，而胡頌平自己說，都搭交通車上下班。許多胡適的演講錄音之聽寫，多是王先生做的。.....

王志維談晚年胡適：寫作就是他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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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6王志維談晚年胡適（陳漱渝）

胡適鮮為人知的晚年生活

2008年08月19日 14:50:44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1991年1月22日和23日，我花了兩個上午前往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採訪王志維先生。王先生當時是胡適紀念館的實際負責人。最近我因退休清理舊物，無意中找出了這份記錄稿，如睹故人，感慨良多。王先生現已作古，但他當年提供的史料，有很多鮮為人知或知之未詳之處。故公諸于眾，供同好參考。

王志維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老員工，是胡適晚年身邊的工作人員。據胡適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記載，胡適在南港住宅裏的私人物件都由王志維管理。

　　胡適與夫人江冬秀

胡適在北京居住期間，太太吃完晚飯就出去打牌，出門之前先煮一個茶雞蛋，用飯碗一扣；再沏一壺茶，就走了。胡適說:“我太太最好。她去做她的，我做我的。”又說:“王志維招拂我，比我太太更周到。”胡適後來不愛吃茶雞蛋了，就從香港買一種英國的梳打餅幹做霄夜。

但胡適對太太卻是無微不至。1961年10月，胡太太從美國回臺灣。胡適提前把寓所靠近盥洗室的那件房騰出來，用去污粉把浴缸擦得乾乾凈凈，然後把身邊的四個工作人員召集起來說:“我太太要來了，她很節儉。在中國，節儉是一種美德。我結婚時，家裏欠了債，但不到兩年，不但還清了債務，還有節余。這全是太太的功勞，是她省儉的結果。”胡太太到臺灣之前，胡適寓所路燈徹夜長明，怕的是胡適起夜摔跤。胡太太一來，每晚都隨手關燈。此前胡適午飯吃剩的菜，就讓工友分吃了。胡太太一來，剩菜全擱冰箱，下一頓再吃。

胡太太不修邊幅。她剛回臺灣，應酬多，不打扮就出門。有一次圍一條長圍巾，穗子都拖到了地面上。胡適笑著說:“太太，你就這樣一幅打扮呀？”胡太太反問:“不好看嗎？”胡適連說:“好看，好看！”

胡適去世後，胡太太十分悲痛，甚至想吃安眠藥自殺。胡太太有缺點，也有功勞:沒有她，胡適紀念館很難維持，胡適墓園很難維修，胡適手稿也印不出來。胡太太愛打牌，但輸得少，贏得多。

胡適的飲食起居

在臺北，胡適每早八點多起床，要在洗手間呆很長時間。洗手間裏總擺一兩本書。文件夾裏也夾著古詩詞——胡適每天吟一首詩，吟完之後常進一步考證。早餐喝一杯橘子水，主食是烤面包(刮一點人造黃油、果醬)，兩碟鹹菜就稀飯。他吃飯時有看報的習慣，有時也安排跟朋友邊吃邊聊。中午四盤菜，如豆腐、肉絲炒青菜。臺大醫院的醫生勸胡適不吃肉，少吃油，多吃魚。但胡適卻愛吃肉，特別愛吃紅燒肉裏的肥肉，不愛吃海魚。廚師便想方設法去買河魚，如鯉魚、鯽魚，養在水池裏，每天吃一條，通常安排在晚餐吃。中午胡適一般要休息半小時。下午是讀書時間——但每周有三個下午應酬，晚上寫文章或讀書。星期天客人不斷。胡適的態度是來者不拒。會客室小，常常是後來的人擠走先來的人。有時也留下兩三個人吃飯，除平時的四盤菜之外，再加一盤炒雞蛋。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王雲五對胡適說:“健身之道，每天飯後要走三千步。”胡適偏偏不愛走路，幾乎沒有一天超過一千步。有時飯後剛走幾步就借故返回，說:“冷了冷了，趕快回家。”胡適有一臺小收音機，但很少聽廣播。胡適可以說沒有娛樂，寫作就是他的娛樂。

身後事:胡適日記出版風波

胡適有記日記的習慣，自1906年2月13日開始，至1962年2月21日，時間跨度超過半個世紀，總字數大約在250萬字以上。這批日記是在吳大猷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于1990年公開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一份珍貴史料。

吳大猷，1956年秋由美國赴臺灣，在臺灣大學及臺灣清華大學任教。1962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代理所長，1983年11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說:“出版胡適日記，如果發生什麼問題，責任由我承擔。”

相形之下，給胡適日記出版制造阻力的是王世杰。王世杰曾主編《現代評論》周刊；1949年去臺灣，1950年3月至1953年11月任總統府秘書長，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2年4月至1970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改任總統府資政。

王世杰跟胡適的私交本來很深，但胡適1962年2月24日去世之後，王先生跟胡太太江冬秀的關係處得非常不好。1963年，臺灣刮臺風，山洪沖了胡適在臺北南港的墓地。胡太太坐臥不安，要求中研院為胡適修墳，不料王世杰置之不理。胡太太便去找他，吵了起來。胡太太吼道:“王世杰，你等著，總有一天我要把你給胡先生的信公布出來。”王世杰嚇得直哆嗦。原來王世杰給胡適的信上寫了很多牢騷話，當時公開出來會給他惹麻煩。後來經過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秘書長兼評議員陳雪屏先生出面打圓場，維修了胡先生的墳，這場風波才告平息。所以王世杰以中研院院長的身份下了指示:沒有他的同意，中研院胡適紀念館裏的任何一張紙片都不能隨便拿出來！不久，王世杰讓毛子水先生陪同——毛是胡適遺囑的執行人之一，要從胡適紀念館取走胡適日記。王世杰說:“胡適日記是公物，是公器。”胡太太聞訊，從她在溫州街的寓所跑回南港，大罵王世杰不是東西，一氣之下，就把全部胡適日記手稿帶走了。她先把這批手稿放在床底下，但臺北空氣潮濕，手稿放在床底下容易霉爛。王志維趕快買了一個保險櫃，搬進胡太太家，剛好把日記手稿全部裝進去，使這批手稿得以完好保存。所以胡太太對保存和出版胡適手稿是有功勞的。（陳漱渝）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一代豪杰“傅大炮” (许纪霖)；傅斯年與胡適：俞大綵「憶孟真」「教育崩潰之原因」《打油詩》.....《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77；傅沅叔

到傅園簡介傅斯年（1896~1950）1/2

https://www.facebook.com/hanching.chung/videos/1025950588074300

一代豪杰“傅大炮” (许纪霖)；傅斯年與胡適：俞大綵「憶孟真」「教育崩潰之原因」《打油詩》.....《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77；傅沅叔

《仙人掌雜誌》第一卷，第一號，1977*。當年出三版，因為是「傅斯年專輯」，甚至有傅夫人俞大綵「憶孟真」頁13-24。整本書只喜歡此篇，他們1934年在北平結婚*，16年多的清苦婚姻生活的許多瑣事，在傅斯年過世近27年之後才第一次寫出來，很難得。下次到傅園散步，當朗頌一遍。

胡適1934.6.20 有一首《打油詩》(乃半闕《生查子》)：

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錯。這樣醉胡塗，不當看見過。

孟真在戀愛中已近兩月，終日發病。有一天來信引陶詩，"君當恕醉人"，誤寫作"罪"人。

對我們這些愛書人，最可記的有很多。，譬如說他要董作賓先生刻一章「孟真遺子之書」。「......我死後，竟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

此文說1949年胡適之先生赴美時，傅斯年夫婦幫忙，將胡太太一起帶到台北。

傅斯年過世後，胡適給俞大綵信......

*我2013年寫此文時，漏讀此集收傅斯年寫「教育崩潰之原因」(舊文新刊，頁203-08，原發表在《獨立評論》第九號，1932.7.17
內中引傅斯年問胡適：哥倫比亞留學生回國對教育界的危害......

胡適日記全集 5: 1928-1929 頁581等
1929.4.27 傅斯年論孫中山: ......中山肯幹而我們只會批評人，"幹"-- 此中山之不可及處。

1929.3.31 p.554 傅斯年認為齊物論根本就是慎到的書. 他的說法比胡適的徹底得多

1947.4.22 夜給傅斯年的信. 傅沅叔先生願賣史語所宋版莊子北宋本史記
(傅還給胡建議參考天津圖書館的全祖望五校水經注本)
http://www.mh.sinica.edu.tw/MHUserFile/HuShih/web/spRoom/spRoom.html

傅增湘 (1872～1949) - 正文

　　中國現代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字潤沅，後改字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藏園居士等。四川江安縣人。生於1872年11月 9日，卒於1949年10月20日。幼年隨父居江浙等地就讀私塾，後定居天津。光緒十四年(1888)中舉。光緒二十四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1905年起，在天津辦學。1909年任直隸提學使。辛亥革命以後，曾任約法會議議員、教育總長等職。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長。1929年赴日本考訪中國古籍。他大規模藏書活動始於辛亥革命之後，經常出入於北京各書肆，並多次到浙江、安徽等地訪求圖書。他與同代藏書家張元濟、周叔弢等人互通書之有無。北方藏書家之書散出後,有不少為他收購。他經過數十年努力，藏書積至20萬卷之多，成為中國現代大藏書家之一。其藏書處名雙鑒樓(原以收有宋本《資治通鑒》、元本《資治通鑒注音》而取名，後又以南宋淳熙宮廷寫本《洪範政鑒》代替《資治通鑒注音》)。晚年居北京,又有藏園為藏書之所。臨終前,囑其家人,將大部分藏書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和四川大學。但經他收藏的善本,亦有流出國外者，如宋刻《後漢書補志》、《魏書》等。

　　傅增湘精於版本目錄之學。一生所校之書有800種、1.6萬多卷。經他校勘並刻印的圖書有《雙鑒樓叢書》、《蜀賢叢書》、《周易正義》、《資治通鑒》等。他還選出所藏善本供商務印書館和私人刊刻。其研究版本、校訂圖書的最大成果是留下了大量題跋和書錄。余嘉錫為他的《藏園群書題記》所寫序中說:“四部九流,無所不備，以視陳仲魚《經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過之矣。”他撰寫的題跋及書目有《藏園群書題記》(1934)、《雙鑒樓善本書目》(1929)、《雙鑒樓藏書續記》(1930)、《藏園續收善本書目》 (稿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1983)等。

傅沅叔先生七十壽詩代（近現代·郭風惠）

四海皤然遺一老，笙簧六籍清懷抱。嘉陵山水鐘間氣，吐吞靈秀逸塵表。
中歲聲華馳日下，鸞騫鳳翥翮翼矯。天下龍門屬元禮，多士人師歸有道。
一自杜宇啼冬青，幾從湘渚紉香草。大隱朝市亦陵藪，盛業寢饋依緗縹。
丘索墳典浩煙海，賞鑑抉剔入幽渺。三冬足笑方朔陋，萬卷儲訝陸桔少。
小儒咋舌不敢窺，有如鼴飲一勺飽。今世何世灰亂飛，黔首自召祖龍燎。
收書功不在禹下，隻手獨挽狂瀾倒。藏書且易讀書難，手未釋卷頭已皓。
丹鉛雌黃校勘勤，紛紛落葉掃复掃。微言大義時創獲，何盧顧黃誰智巧。
慘澹尼父刪定心，遊夏而外孰與曉。客談瀛洲語天姥，仙之人兮結夙好。
大地直追霞客踪，殘山怕覽馬遠稿。移來西蜀子云亭，故山猿鶴晨夕繞。
觴詠談笑關掌故，鸚鵡前頭話天寶。曠世不逢福慧養，道德文章亦壽考。
莫從東海問麻姑，且遲西母傳青鳥。

臺灣大學農場推出的馬克杯
竟然將傅鐘改寫成"傅士(sic 可能是"傅氏") 晨鐘" (因為硬要用四字來形容校園十景......)

王汎森 (作者): 《傅斯年：中國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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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本序

鳴　謝

縮略語

導　論　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第一章　傅斯年的早年

　　家鄉：瀕於崩潰邊緣的舊社會
　　傅斯年的成長歷程
　　北大歲月
　　傅斯年和《新潮》
　　作為五四遊行示威主將的傅斯年
　　年輕的叛逆者
　　作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
　　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傳統學術的再評估
　　創造一個“社會”
　　“一團矛盾”

第二章　新歷史學派的形塑

　　在倫敦和柏林的學習
　　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的眼界和目標
　　史語所的工作

第三章　走向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中國古史的學說

　　中國古史起源多元論
　　重建中國古代史
　　傅斯年學說的影響

第四章　反內省的道德哲學

　　反內省傳統的出現
　　古代道德哲學的去倫理化
　　終結內省的道德傳統

第五章　五四精神的負擔

　　歷史與政治
　　《東北史綱》
　　文化認同的需要
　　愛國主義與反傳統
　　政治選擇

第六章　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

　　政府不端行為的批判者
　　對民族往昔的兩難心理
　　平抑昆明學生運動
　　懲治漢奸
　　“清流”
　　動盪年代的知識份子：在臺灣和台大
　　尋找道德之源
　　“歸骨于田橫之島”

結　語　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附錄一　攻擊顧頡剛的小說片段

附錄二　傅斯年與陳佈雷筆談記錄

參考書目

附論六篇

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胡適與傅斯年
伯希和與傅斯年
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一個新學術觀點的形成——從王國維的《殷周制度論》到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全集》總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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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中國學述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理事長
在1940年他又是駐美大使，就協助將運到香港的居延漢簡運美。
等台灣的環境成熟 (他身後)，再依他的存條，安排其返台。

胡適在1940/7/31 給玉甫、森玉兩先生的信
"......始終護持皆使適感嘆下淚適在當日實負典守之責一旦遠行竟不能終始其事至今耿耿....."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
一、謎團
二、居延漢簡在香港的情況
三、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之運美
四、漢簡在美情況及來台經過
五、小結

改寫自〈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 (1995)：921-952。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檔調查記" 內有胡適參加數次 "中國學述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全體理事會議" (1934-1936 pp.525-29) 的會議紀錄摘要

地不愛寶：漢代的簡牘　
作　　者：邢義田　
出版單位：北京中華書局 (簡體)　
出版日期： 2011.
頁38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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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馳，勸阻老師千萬不要上當。他對胡適說，蔣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實則缺乏起碼的改革誠意。借重先生您，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堅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夠勉強。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廢於一旦，令親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這番話，最後還是發揮了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胡適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並非權宜之計，這與他對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有關。他相信，只有守住輿論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發揮。在給胡適的信中，他有一段話，說得極透徹：“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 -- 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永遠在野，這也是豪傑氣，這樣的豪傑氣，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性格，很有點現代知識分子的味道了。
因為是國民黨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對這個黨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膾炙人口的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開首，就深有感觸地寫道：“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他認定，國民黨墮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於孔宋這樣的腐敗勢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請孔宋走開，肅清既得利益。他以絕然的口吻說：“要社會公平，必須侵犯既得利益，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侵犯既得利益。”
中國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經超越了傳統士大夫的格局，擁有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的內涵。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他沒有像時下中國一些“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那樣，將自由主義理解為“自由競爭”、“財產自由”、“發展至上”等幾條向權勢者或新富翁獻媚的市場教條，他對歐洲歷史上的自由主義有自己的反思，認為 19 世紀的自由主義因為與資本主義結合，一切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變質了。“自由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只緣於資本主義結合而失其靈魂，今若恢復靈魂，只有反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義，是主張“四大自由”的羅斯福新政，是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路線。
他有一段名言，特別反映了內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中國是一個既無自由也無公平的國家，偏偏又是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他無法拋棄它、離開它，只有為了心中的理想去吶喊和奮鬥。他對孔宋這樣的誤國勢力恨到了咬牙切齒，欲除之而後快。不惜豁出隻身，與之搏鬥。
同樣為親政府的自由主義，傅斯年與胡適是有點區別的。在 20 年代末，當胡適為人權呼喊的時候，傅斯年倒是埋首於象牙塔中遠離塵世。到 40 年代末，兩個人似乎倒了個位置：胡適越來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趨激進亢奮。傅斯年曾經說過：“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程滄波也這樣評論，如果說胡適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那麼傅斯年就是“急進的自由主義者”。傅斯年主張“現在改革政治之起碼誠意是沒收孔宋家產”，但胡適卻不甚贊同，他回复傅斯年說：“我的 Anglo-Saxon 訓練決不容許我作此見解。若從老兄所主張的'法治'觀點看是決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續，則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產黨的'清算'了。”至於對國民黨和蔣的看法，胡適也自認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較國內朋友客觀、寬恕，還保留一點冷靜的見解。胡適未免天真、自信了一點，在這方面，還是傅斯年的眼光更犀利。他看透了蔣表面誠懇，實質是只懂壓力，不知其它，特別是美國人的壓力。他對胡適說：“我們若欲於政治有所貢獻，必須也用壓力，即把我們的意見加強並明確表達出來，而成一種壓力。”
抗戰爆發以後，蔣禮賢下士，常常召見傅斯年垂詢國事，他成為最高領袖廳裡的座上常客，但傅斯年並不因此而膝蓋骨發軟，大唱“英明領袖”的頌歌。縱然皇恩浩蕩，依然一身豪氣，大施壓力。1944 年，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舞弊貪污，全場為之轟動。會後，蔣介石親自請傅斯年吃飯，為孔說情。席間有這樣一段精采對話：
“你信任我嗎？”
“我絕對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许纪霖：一代豪杰“傅大炮”

这样的豪杰气，纵然于世无补，却弥足珍贵。它象征着在一个浑诨昏世中，人心不死，正义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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