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原載《讀書雜誌》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胡適文存》第二集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在我的《文存》裏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論。…..)
《讀書雜誌》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上的重要。…….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的問題；去偽存真，絕不會有礙於人心。……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我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於崔述……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算澈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它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只希望他(劉先生)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
我有興趣胡適對制度史的一些論述
不過卻找到這 胡適傳6.2 疑古精神 (易竹賢)
這只能算是第零步
6.2 疑古精神胡適號召整理國故，影響頗大；而他帶頭整理國故的實踐，比理論號召的影響更大。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也可以說是一部“專史式”的整理國故的著作，前面已經說過。這裡要說的是胡適對於中國古史的考證及“疑古精神”的提倡。1919年7月，孫中山先生及其助手們在上海籌創《建設》雜誌，廖仲愷先生曾接連寄書胡適，一再“企候鴻文”，很希望胡適“賞光寄篇大文”。 10月，胡適為上海的《星期評論》寫了一篇整萬字的《談新詩》，《建設》的廖仲愷便有些羨慕，又馳書催胡適寄稿。 ①11月8日，胡適就寫了一封討論“井田制度”的信，寄給廖仲愷。於是，在《建設》雜誌上，他與廖仲愷、胡漢民、朱執信、季融五等人書信往還，展開了一場關於“井田制度有無”的專題討論。 ②井田制度，是傳說的我國殷周時代的一種土地制度，最早見於《孟子?滕文公上》：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孟子關於井田制度的這段文章，近千年來的一般讀書人都記得滾瓜爛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適提出了懷疑。他把這方面的種種傳說，依出現時間的先後，排列成一個井田論演變的沿革史，指出，“戰國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憑空杜撰”出一個整齊的“豆腐乾塊”的井田制度，卻還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後經《公羊傳》、《穀梁傳》、《王制》、《韓詩外傳》逐漸補充詳明，到後來的《周禮》、《漢書?食貨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詁》等書，才有了詳細、整齊而又煩密的井田制。這樣便“以訛傳訛，積訛成真”了。胡適說，他的《井田辨》，是對井田制度的一種“懷疑的挑戰”，他所提倡的是一點懷疑的精神，即所謂“疑古的精神”。那時，他對清代學者姚際恆敢於懷疑前人不敢懷疑的經書，對崔述敢於懷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經稱讚崔述為“科學的古史家”，為崔述作年譜，支持顧頡剛整理匯印《崔東壁遺書》。 ③他曾經打算繼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做一部《古今偽書續考》，作為“掃除舊污的一個方法”，並囑顧頡剛標點姚氏的《偽書考》。 ④他甚至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⑤1923年，胡適編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顧頡剛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顧氏也提出對中國古史的懷疑，認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黃帝、堯、舜、禹都是後人編造出來的，靠不住。他甚至抬出《說文》來做根據，推論說禹是一條蟲。 ⑥接著便有錢玄同表示贊成的答書，而劉楚賢、胡堇人則提出疑問和反對，彼此駁難答辯，展開了關於古史的討論，歷時九個月。 ⑦胡適開頭沒有參與，最後寫了一篇總結性文字，題為《古史討論的讀後感》，支持顧頡剛，提倡懷疑精神。針對有人指責顧的懷疑翻案文章足以“影響人心”，胡適說：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於人心。 ……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⑧因此，胡適認為禹是不是一條蟲，這是“瑣屑的枝葉”問題，他要人們“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對於傳說的古史，該懷疑的就懷疑，“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但他也不贊成無根據的懷疑，而必須尋求證據。 “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這次“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可見胡適所提倡的，是有證據的疑古精神。前有“井田辨”，後有“古史討論”，胡適覺得應該從理論上加以總結。他認為這兩次討論，都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並由此概括出一個“歷史演進法”。他說：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羲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⑨老師到底比學生棋高一著。經胡適這樣一總結提倡，在當時中國的史學界和思想界，疑古精神發生了很大影響，對古史、古書的懷疑和考辨，竟形成了一種風氣；錢玄同甚至從1925年8月起，不再姓錢，而改以“疑古玄同”為名了。由此也可見當時風氣之一斑。這種疑古精神，是五四時代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對於反對宗法專制主義的傳統觀念與偏見，具有積極的作用，有利於打破人們對古書、古史的迷信與盲從，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使人們的思想從傳統觀念中解放出來。① 參看廖仲愷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1版，上冊，第64～67、74頁。② 關於“井田制度有無之研究”的討論文字，分別載《建設》雜誌第2卷第1、2、5號。胡適所寫的，計有：一，寄廖仲愷先生的信(1919年11月8日)；二，答廖仲愷胡漢民先生的信(1920年1月9日)；三，答胡漢民先生的信(同年1月26日)。後將前二信及廖仲愷先生答書(1919年12月9日)，並加“附跋”，收入《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12月版，卷二。③ 參看胡適的《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載《國學季刊》第1卷第2號。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是年譜，只作到崔述43歲(1782，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止，後由趙貞信續完，載於顧頡剛編《崔東壁遺書》。④ 參看胡適1920年11月24日致顧頡剛信，載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樸社1926年9月再版，第5～6頁。⑤ 胡適1921年1月28日致顧頡剛信，見《古史辨》第1冊，第23頁。⑥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見《古史辨》第1冊，第63頁。⑦ 關於古史的討論，雙方發表在《讀書雜誌》上的文字，先後計有：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載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載第10期，6月10日出版。劉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載第11期，7月1日出版。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載第11期。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載第11期。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載第12期，8月5日出版。劉藜《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載第13至15期，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出版。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載第12至16期。 (未完)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載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出版。這位參與古史討論的胡堇人，即是胡適的族叔與兒時好友胡祥木，字近仁，又字堇人，乳名灶松。⑧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9年3月6版，卷一，第152頁。⑨ 同註⑧，第156～157頁。分類:民國歷史書名:胡適傳作者:易竹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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