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7日 胡適使美的「馬票」心理 (蔡漢勳/溫紳)

http://pnnpts.blogspot.tw/2010/09/1938927.html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P史觀：1938年9月27日 胡適使美的「馬票」心理

以 「中華文化聯誼會」名譽會長名義，來台進行文化交流的中國文化部長蔡武，是兩岸交流以來首位的現任北京當局國務院部長級高幹，他一下飛機就直接驅車前往胡 適故居參訪，還特別步行到墓園憑弔。此舉對於曾被中共嚴厲批判的胡適而言，不啻是遲來的肯定。因為自由主義的胡適始終支持蔣介石，並協助國民黨政權推動外 交，竟成為毛澤東欽點成國共內戰的 108位戰犯之一。

1953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又以清算「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為名發動批判胡適運動，導致他滯留大陸之次子胡思杜，在1954年被迫斷絕父子關係，但仍逃不了 鬥爭魔掌，被逼不得已於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亡故。1958年之後，大陸再對胡適思想又發起另一波斯大規模的批判清算運動，似乎非把他鬥垮鬥爛不可。

結果，這位與中國領導人胡錦濤為安徽積溪小同鄉的胡適之，正如其名與字適之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典故，總算有鹹魚翻身平反的一 天，畢竟，其父胡鐵花曾任台東直隸州知州，並著有《臺灣紀事兩種》，而他在1957年11月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不幸於1962年 2月24日參加中研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因突發性心臟病發作去世，政府遂將胡適公家宿舍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南港仕紳李福人也捐出面積兩公頃的私 地，在中研院附近闢建為胡適公園及墓地，堪稱死後哀榮，而且蔣介石的輓聯是高度肯定胡適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至於墓誌銘則係由台大教授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 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設若胡適像次子一樣滯留大陸，必然不堪想像，尤其他曾多次要求出任駐日大使未果，到了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要求胡適前往美國爭取對方支持，於是派他出 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直到1942年 9月 8日始辭去大使一職，回顧正當日軍謀我日亟時，政府突於1938年 9月27日派令胡適使美，一時間，這樁事竟成為當時國際外交圈的美譚。胡適本係一介書生，所以他的出任駐美大使一事，自然很受國內各界注視，尤其是他於奉 召前三天，才剛剛在重慶出版的《血路》雜誌第卅一期上發表「美國的態度究竟怎樣」一文，文中指稱：「我們這次可以說是為世界作戰，至少是為民主國家作戰； 但我們自己要先咬牙苦撐，不要先打算盤。苦撐一年、二年……甚至十年。幾年內忽然來了一個幫助，就好像窮人一旦得到愛爾蘭的大香檳馬票，豈不痛快！但先當 求之於己，咬牙苦幹。」

胡適的「馬票」心理，可以說是道盡了中國在當時的難堪和無奈處境，故而深得苦難中國人的共鳴，卻也頗使民主國家諸盟邦聞之汗顏。這種見解，其實早在胡適 1915年負岌美國時即已形成。當時，由於受到日本對我「廿一條要求」最後通牒的刺激，胡適漫步走到負岌學校後面狹谷上的吊橋散心，俯視這一為水沖刷而 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不禁想起老子所說的名言：「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由此體會到，「並不是水之弱終能勝強；而是力──真正的力 ──才能使流水穿石」。

此種頓悟，胡適在後來回憶道：「這實在是我智慧上變動的起點。」如今，中國文化部長蔡武以現任北京高幹身分特地參訪，算是還胡適一個遲來的歷史地位之肯定。

本 文作者蔡漢勳，新聞工作者，曾任職於:日本 NIKKEI、PANA、台灣日報特派員、中國時報主筆、亞洲週刊特派員、NEWS 98「呷茶看報紙」新聞節目；攝影散見於AP、TIME。現主持 FM 97.3 綠色和平台灣文化電台「看破新聞」節目、兼任香港信報評論員。著有:《文化頑童‧李敖》、《保釣風雲實錄》、《今天的名人》、《尹案備忘錄》、《誰背叛了 國家？》、《誰出賣了台灣？》、《誰動搖了國本？》、《誰破得了尹案？》、《誰遮掩了真相？》... 等書。

(本專欄內容係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

又想起胡適【王丹】

【洛杉磯傳真】又想起胡適◎王丹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對中國現代社會的 發展影響深遠，這樣的影響現在也還在挖掘的過程中。最近看到這樣一則史料：1924年，白話文運動的論敵林紓去世。胡適特地在《晨報》寫文章紀念。他說： 「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作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 得公平的輿論。」而白話文運動的另一名健將錢玄同等依舊對林紓不寬容，而且態度決絕。他在〈寫給劉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中說：「我底意見，今之所謂『遺 老』，不問其曾『少仕偽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奴』，至微至陋的東西。」最後，還要加上一聲「呸」。
這一聲「呸」令我心中一動，讓我想 到了多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紅衛兵小將，對於所謂「封建傳統」，不是也是用這種「呸」的態度來橫掃一切的嗎？那樣的浩劫，難道不是來自於一種 「只要非我族類，就是敵人」的「呸」的文化嗎？今天，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文化，是不是仍舊彌漫在華人的文化圈中呢？也許，我們還是需要想起胡適。
今 天回顧「五四」，我們都忽視了一點，那就是受到「五四」影響的一代知識分子，其實在30年代就已經分道揚鑣。一派就是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主 張建設的基礎不是否定一切，即使是否定，也不應站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立場上。就像對待林紓的態度一樣，對待與自己不同的意見，也應當冷靜面對，思考對方 占據某種道理的可能性。用胡適的話說，「寬容才是民主的真諦。」
而另一派，是不講寬容的，他們的立場，就是從根本上反對寬容，認為立場不鮮 明，正是革命無從成功的根本原因。這一派的知識分子，以後來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為代表，以其摧枯拉朽的氣勢，實際上壓倒了標榜冷靜的胡 適等人。這一派的決絕和慷慨，也吸引了大批的年輕人追隨。
當胡適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時候，李大釗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 公開信，反駁胡適的觀點。他公開聲明自己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 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是否相信社會的歷史構成中有一個「最後之因」。如果承認其有，那麼只要 抓住這個「最後之因」，所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謂的「根本解決」的路徑就是社會革命。或者如陳獨秀看來，就是「階級鬥爭」。於是，中國就歷經了後來幾 十年的浩劫。
今天，重新想起胡適，其意義就在於：第一，我們應當知道，寬容才是民主的核心觀念；第二，我們不應當試圖找到一種可以一了百了的社會改革方案，那其實只是烏托邦。 ●

20世紀初的哥倫比亞大學及校園

老兄:我有一"胡適之先生的世界"blog 希望你幫助找一下20世紀初的哥倫比亞大學及校園之介紹

The "New" Morningside Campus in 1897
(Image Credit: Columbia University Archives)

胡適給蔣介石壓力的行事風格『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故事 1960

 胡適給蔣介石壓力的行事風格『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故事 1960

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文學江湖》(臺北:爾雃 2009 /2009.3-2013.3  五刷)

此書很精彩，應該可傳世。王先生豈只是散文大作家，此書優點極多，是本言之有物又有據的回憶錄 (幾乎事事研究過) 。唯一小缺點是缺索引，其實對他有影響的一些人，他都在各分章說一些，譬如說"胡適"的故事，並不只出現在那二章...... 同樣，他對《中國時報》的創始人余紀忠的描記也如此。

有2章與胡適相關：
「胡適從我心頭走過」，頁103-112，「我從胡適面前走過」，頁205-213。

此外他處也有其他重要軼事的說明，譬如說《文學江山 ‧方塊文章》的故事:

頁243—45 有關在1960年蔣介石第三次連任後在國民大會演說的重點，由胡適私下轉述給各大報，即蔣答應給台灣『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

這是胡適給蔣壓力的行事風格。作者說，

此時雷震已入月獄，胡適並未成為『垂頭喪氣百無一用的老秀才』。當然，我這些話也只能留到今天才說。(245)

胡適: No Freedom of Silence「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王鼎鈞，胡佳

 

 

 

China's Hu Jia: The Man Who Won't Be Silenced
http://news.sky.com/story/1141104/chinas-hu-jia-the-man-who-wont-be-silenced

 


王鼎鈞先生的回憶錄《文學江湖》(臺北:爾雃 2009 )有2章與胡適相關

「胡適從我心頭走過」，頁103-112，「我從胡適面前走過」，頁205-213。

 下面這篇No Freedom of Silence，外國通訊社發出的電報說胡思潮杜「沒有緘默的自由」。胡適之先生在那種鬥爭的氣氛下，還告訴國內記者它應該翻譯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頁212

DANGER ZONES: No Freedom of Silence

Monday, Oct. 02, 1950

China's scholarly Dr. Hu Shih, former president of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from 1938 to 1942, is now in the U.S., a refugee from his country's Red rulers. His son, Hu Szu-tu, 28, is still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has already undergone the so-called "new learn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North China Revolutionary University in Peking.
Last week, Hong Kong's Communist-lining Ta Rung Pao published an essay under son Hu's signature. It reported that he had faithfully read Communist tracts, passed two "scrutiny" examinations. At first his filial loyalty had been outraged by Communist slurs—"To represent my father, whose knowledge is so wide, as a person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imperialism was rather an insult." But the "new learning" finally brought him round. Son Hu denounced his father as a "reactionary" who had paved "the road for capitalism—until he returns to the embrace of the people he will always be the people's enemy and also my own enemy."
In New York, father Hu was not disturbed. "We know, of course, that there is no freedom of speech ... in Communist countries . . .," he explained. "But few persons realize that there is no freedom of silence, either. Residents of a Communist state are required to make positive statements of belief and loyalty." —
Dr. Hu emphasized another point last week. In an illuminating article in the October issue of Foreign Affairs, he demonstrated how the Chinese Red army, fostered for 25 years by Joseph Stalin, won China for Communism. In the process of dispelling the widely held not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on because of their popular appeal rather than because of their armed force, Dr. Hu related a fascinating story to illustrate how Stalin hoodwinked Franklin Roosevelt at Yalta in 1945.
"[On] a September day in 1939 [I called] on President Roosevelt in my official capacity as Chinese Ambassador. The war had broken out in Europe and the President was worried. He said to me: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mediating for a pea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 of course, is Manchuria. I have a new formula: I can settle this question of Manchuria on the same basis as the new agreement we have just signed with Britain regarding the joint interest and control over two islands in the Pacific: the Canton and Enderbury Islands. Some such arrangement can be made with regard to Manchuria for the benefit and security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I subsequently found that Canton Island was nine miles long and 500 yards at the widest. Its population was 40. Enderbury Island was three miles long and one mile wide, and had a population of four persons! Manchuria, of course, has a population of 33 million and an area of about 413,000 square miles.
"I am sure that at Yalta in 1945 President Roosevelt had in mind his favorite case of the Canton and Enderbury Islands which were placed under a U.S.British condominium for 50 years. History will not forgive the man [Stalin] who played such deliberate tricks on the generous idealism of a great human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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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梁啟超與胡適》/ 在"墨學"方面

2013.9.6
夏曉虹 《梁啟超的「常識」觀：從「國民常識學會」的構想談起》 (【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  
有人提問約1919年，" 梁啟超與胡適"之關係。

夏教授答他們最近要比較完整出版梁啟超在清華之講義《國學小史》.....梁啟超與胡適的主要學術互動---相互學習---在"墨學"方面......

梁啟超與胡適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 董德福 (作者) 博士論文改寫

• 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4年1月1日)
• 平装: 403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導言過渡時代開風氣的啟蒙大師 1
第一章學術思想背景探源 33
第二章兩代知識分子之間的迎拒 74
第三章 頻繁的學術交往 97
第四章中西文化觀的對立與互補 163
第五章整理國故的理念與實踐217
第六章時代變遷的痕跡: 從新民子到新青年 264
第七章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梁啟超與胡適 287
主要參考文獻323
後記334




胡適與以梁啟超為領袖的研究系

　　以梁啟超為領袖的研究系及其前身進步黨，是民初政壇上的一股重要勢力。其出發點固然是要在中國造成一種政黨政治的憲政局面，但因先依附袁世凱、後依附段祺瑞，處處與國民黨為敵，因之在民國政治史上名譽甚差。胡適對梁啟超一向十分敬重，對政治的興趣又一向十分濃厚，因此回國後不久，有一段時間曾經和研究系往來頗為密切。張朋圓《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一文、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一書，對胡適和研究系的關係均作過簡要的勾勒。在相關內容中，張文側重於1921年以後胡適、蔡元培等英美派北大人與研究系的交往，董書側重於胡適對研究系的戒心，使我們可以了解胡適為人及議政的向被人忽視的一面。這一面，事實上也是胡適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段。 　　

胡適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1918年11月下旬首次去天津見梁啟超（從眾說），梁氏隨後遊歐，直到1920年初回國。回國後，胡、梁兩人來往很多，除學術上的切磋外，政治上的討論也不少，張朋圓、董德福在上述專文、專書中都有論及。事實上，梁啟超不在國內的這段時間，胡適和研究系的其他要人們聯繫也很多。從他1919、1920兩年殘存的篇幅很少的《日程與日記》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記載。 　　

1919年11月23日《日程與日記》，預算欄記載：“看老萬，看梁伯強”；實行欄記載：“與林宰平談論”。按梁伯強、林宰平均係研究係要人。梁伯強即梁善濟，是山西士紳領袖，清末立憲派元老，1917年11月張勛復辟失敗後、臨時參議院重新開會時，研究系擬推他為議長，只是因為徐樹錚的運動，而敗給了皖系的王揖唐，但由此可見他在研究系中的地位。胡適和他結識，有可能出於梁啟超的介紹，也有可能是因為胡適在當年10月陪同杜威到山西講演，因梁伯強的特殊地位而與其有所接洽。 　　

11月25日，晚七時，“林宗孟家吃飯”，按林宗孟即林長民，林徽音之父是也。林長民是縱橫家者流，研究系核心人物。湯化龍被刺前，梁啟超、湯化龍是研究系領袖，湯被刺身亡後，梁啟超、林長民共掌研究系。胡適到林長民家吃飯，應該不會談論什麼學術問題，應該是談時局，談政治。 　　

12月7日，中午，“梁伯強家吃飯”。14日，晚，“訪伯強談”。1920年1月9日，下午，“訪伯強”。18日，上午，“與林宰平談”。28日，“伯強、志先飯。”3月4日，下午，“訪伯強”。晚，“林宗孟邀吃飯”。6日，中午，“東興樓請林宗孟”。下午，“與伯強訪杜威”。18日，中午，“丁文江請吃飯”。20日，下午，“伯強邀談”。……志先即藍志先（藍公武），屬研究系；後來成為胡適最親密朋友的丁文江，固然不好說屬研究系，也屬梁系。胡適與他們高密度地酬酢盡歡，不亦樂乎。 　　

梁啟超歐遊歸國後，胡適與樑及研究系酬酢更無虛日。1920年3月21日，“宗孟宅飯。初見梁任公，談” (北京中華版《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也以此認為梁-胡非在1919年末初識.......不過這可能也是胡適記錯. 因為它處曾回憶相會情形---待補)。27日，早，“送林宗孟，與慰慈諸人”。4月22日，中午，“伯強家飯”。5月17日，“訪伯強”。8月27日，晚，“梁伯強家飯，有梁任公，藍志先，蔣百里，蔡，蔣，陶等”。8月30日，中午，“梁任公兄弟約，公園，議羅素事。飯後與夢麟、伯強在公園喫茶，談甚久”。 　　

胡適與研究係人物交往如此密切，國民黨係人物深致不滿。本來，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及其他重要幹部胡漢民、廖仲凱、戴季陶等對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極表好感，極希望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互通聲氣，互相提攜，共同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社會和政治的革新。但胡適卻在北京和國民黨的死對頭研究系沆瀣一氣，他們礙於情面，不好公開指摘，但一般國民黨人則嘖有煩言。約當1919、1920之交，老同盟會員鄧家彥（同盟會首任司法部長）因為未在《益世報》上為杜威講演登廣告、而登入新聞欄的事复函胡適： 　　

“尊函乃深責於彥，至引研究系云云，以為弟有黨見。弟與研究系異黨，豈得謂無黨見？若因杜威一廣告，遂牽及研究系，彥雖無似，尚不至武斷如此。兄竟以此入人於罪，憤憤然若不可解者，豈哲學家固應如是耶？不然，何所據而說我黨見太深，又何所據而牽及同盟會？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軌道耶？抑豈兄受研究系所託，故向弟致其攻擊耶？不然，何以平地起風波若是也。哲學家頭腦不應簡單如此。兄縱報研究系之德，我亦未嘗不為兄諒，奈何平白地遷怒及我耶？” 　　

這封信絕不僅是個人糾紛，而是藉題發揮，“受研究系所託”“報研究系之德”云云，道出了一班國民黨人對胡適的惡感。陳獨秀1920年12月16日致北京同人的信可為旁證，信中提到：“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南方的廣東是國民黨的大本營，在國民黨系重要幹部廖仲凱、戴季陶等這時和胡適關係良好的情況下，尚且是“頗傳”，是“惡評”，可見胡適和研究係來往密切所付出代價之沉重。 　　

陳獨秀的信讓胡適感到很冤枉。他覺得自己是以清白之身，和研究係有一些正常的交往而已，怎麼老友也不見諒呢？他給陳獨秀的複信中充滿了不被信任和不被理解的情緒。信中列舉了很多研究係對他不利的消息，表示自己與研究係不是一伙的，並且深怪陳獨秀“真是一個鹵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間那種絕對無稽的謠言！”，表示“這事，我以後不再辨了！”這封信辭氣很凌厲，是在為自己的不白之冤洗刷。他把自己的複信給錢玄同看了，想讓錢主持公道，因此，錢玄同寫信安慰胡適：“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 ​​所說那什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 同時又為陳獨秀開脫：“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口了。”錢玄同的安慰輕描淡寫，完全是個和事佬的樣子，甚至言外之意還認為胡適有點反應過度了。我想，對錢玄同的這個模棱態度，胡適是不會太滿意的。但既然國民黨有惡評，陳獨秀有誤解，錢玄同又不是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這就不能不引起胡適的警醒，不能不認真地反思和檢討與研究系交往的得失。事實上胡適當然心裡明白，南方的惡評並不完全是捕風捉影、空穴來風，自己與研究系的常相過從，彰彰在人耳目，國民黨係不快，乃至老友也有誤解，畢竟情有可原。致陳獨秀信中的凌厲的辭氣畢竟掩不住一絲兒的心虛。 　　

陳獨秀的信應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適以後和研究系的接觸漸漸疏離，特別是注意不再以個人身份、而更多的是與北大同人一道，來與研究系往還。富有像徵意義的一次是，他牽頭聯名發表關於好政府主義的宣言時，乾脆把研究系撇開了。這使得梁啟超大為生氣，梁之生氣，顯然是因為在他心目中，胡適和他們本來可以是一伙的。如果胡適和研究系素無瓜葛，梁也就無氣可生。但胡適秉性至善，樂觀人善，加之做事向來極有分寸，因此與研究系的疏離主要是政治上的，在個人交誼上，則始終保持對梁啟超的敬重；梁系的丁文江、徐新六，樑的學生徐志摩，則是胡適最為親密的朋友，當然，他們的道義之交也早已軼出了研究系或梁系的範圍。胡適和他們的交誼，隨著時光的推進，國民黨北伐的高歌猛進，在別人看來，日益成為負面的。1927年北伐軍攻克上海，蔣介石清黨，胡適從美國回來，停留在日本觀望時局，4月28日顧頡剛給他寫信，勸他“政治方面就此截斷”，與梁啟超、丁文江、湯爾和等“斷絕”。但這當然不符合胡適做人的底線。 　　

胡適和研究系的交往是個饒有興味的話題。研究系的組織在1918年安福國會產生之後即等於消散，但精神上則因梁啟超的存在而仍相連結。到1925年，梁啟超專心治學，林長民助郭 ​​松齡反張作霖不成兵敗身死，研究系算是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即使這樣，其不好的聲譽仍流播人口，以致顧頡剛要為胡適擔心。那麼胡適為什麼要和研究系常相過從以致人誤解呢？我想，這首先還是出於對梁啟超的敬重。梁在《新民叢報》時期的論述對胡適影響至深，辛亥前後樑的穩健路線又最契合胡適的心思。梁身上雜糅了舊式士大夫和新型知識分子的雙重氣質，是當時表率群倫的士林領袖，他借助於既有政治勢力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而不是另起爐灶造反幹革命的這樣一種政治理念，與胡適也是若合符節。他的信徒又多是高級知識分子出身，這些人的個人修養、操守多無可指摘，與胡適很能談得來，他們似乎符合於胡適所提出的“好人政治”的“好人”標準。而且在反袁稱帝和反張勛復辟中，梁啟超及研究係也不無功勞。 　　

其次，這也與當時胡適對國內政治情況觀察不清、無所適從有關。他在美國留學時對政治極感興趣，但那時的美國政治和中國政治相比，有一定的遊戲規則，要文明一些。他在美國觀察到和體悟到的那一套，以及學得的一點政治學理論的皮毛，要想運用到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是方鑿圓枘。所以如何觀察當時的政治局勢，分析紛亂的政治情狀，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對胡適而言也是一個困惑的問題。歸國的初幾年，不論是對國民黨，對研究系，還是對當政的北洋政府，他好像奉行等距離交往原則，而無所軒輊於其間。對北洋政府固然人人憎惡，胡適也發出過“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的憤激之語，但他也提出過溫和的“好政府主義”，後來甚至還參加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對國民黨人，除上面列舉的廖、戴諸人外，他與汪精衛也交誼非淺；對研究係人的關係已如上述；對當時新興的共產黨人，他 ​​也與許多重要人物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時的胡適明白，他要認清中國的政治現狀，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再造文明之夢，必須廣泛接觸、全面觀察中國有政治實力的各個集團，然後再定取捨。研究系既然是一重要政治集團，自己與他們的接觸實為正常之事，不值得別人的大驚小怪。這一段觀察期過去之後，他自會確立自己的政治取向。後來的歷史則告訴我們，因受他素所信賴的蔡元培和吳稚暉的影響，以及自己的慎重考量，胡適最終選擇了國民黨。只是這一選擇，和他與研究系的接觸一樣，帶來的是苦澀和遺憾。 張啟明，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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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台北:世界書局 1958

此書採用胡適之先生珍藏的照片 梁啟超先生等人的墨寶 胡適的序言等 還有編者丁文江先生的弟弟的書籍經過.....

遺憾的是 缺索引



胡適之先生將所有的通信照像製版送給任公家屬

現在要談胡適之與梁任公的交往
可參考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的"梁任公" 索引
譬如說 稱謂也可以學學
"足下，老兄" 都是梁任公寫信稱呼胡適的用語
胡似乎沒有寫梁的清代學術概論的評語倒是寫其墨子方面的評語
1922.3 胡適請梁去北大講評 自己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據陳雪屏先生回憶大家聽得"如醉如癡"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頁483-84)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作者：丁文江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01日
語言：簡體中文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索引變成索迷(問題是: 採用電腦找而不復查  譬如說"胡適或(適之)" 前3項多因文中有此"適之"兩字而認為是胡適之.....)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北京: 中華 這本重印的書很妙 是許多年前丁在君等人編的 原索引"胡適"近十來處 不過多錯誤----因為版型大改 整體索引沒重做 變成索迷




梁任公最重要的一次歐洲考察團的人士合照 竟然只辨認出幾個人......


卜僧慧 簒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北京: 中華 2010 (這本書是蘇錦坤先生送我的)
這本書 竟然沒索引 沒參考資料 各頁無年份等等 就出書 不可思議


本書第176頁 提出胡適日記 (案: 1936/2/22) "讀陳寅恪先生的論文若干篇 寅恪治史學 當然是今日最淵博 最有見識 最能用材料的人 (第539頁)

張伯苓，張彭春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張伯苓的胞弟張彭春  胡適同一年的留美學生
 1933.10.13 胡適在船上讀張彭春送同年出版的 預言小說: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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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is a work of science fiction by H. G. Wells, published in 1933, which speculates on future events from 1933 until the year 2106.

南開大學梁吉生教授來函

胡適研究會編輯同志：

2008 年 3 月 12 日 ，我收到貴會編印的《胡適研究通訊》第一期，至為感謝。最近，偶爾又將此期翻揀出來，特地讀了《胡適致芝加哥大學副校長 F 伍德沃德的信》及附記。該“附記”第 3 自然段第 2 行云：“又結識了幾位前來芝加哥的中國學者，其中有胡適和南京大學教授張彭春。”此引文中有一字似有誤，即南京大學的“京”應是南開大學的“開”。

文中所提張彭春（ 1892 — 1957 ）字仲述，系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胞弟。早年與胡適、趙元任等同赴美國留學，獲克拉克大學文學學士，又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在攻讀教育學、心理學、哲學之餘，潛心研究歐美戲劇，並與胡適、趙元任等人切磋心得體會。張彭春還熱心中國留學生聯絡，胡適在其《留學日記》中稱歙縣陶文濬（行知）和天津張彭春“兩君皆今日留學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 1912 年 12 月 27 日 ，他與胡適等人出席在費城舉行的世界大同總年會。1914 年 9 月 3 日 ，他與胡適、宋子文等又聚集波士頓出席留美學生年會，趙元任等表演《掛號信》諧劇。在此前後，張彭春即開始英文戲劇創作。據胡適日記所說， 1915 年 2 月 14 日 胡適往訪張彭春時，見他已編著英文短劇數篇。新完成一劇名為《外侮》，是針對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 而創作，胡適讀後深感其“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操觚自為之。”張彭春回國後，先後任南開中學代主任、專門部主任、南開學校代理校長、清華學校教務長、南開大學教授等，主持南開話劇團，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移植並導演了許多外國名劇，培養了曹禺等藝術奇才。 1930 年 2 月，作為梅蘭芳劇團導演兼顧問，協助梅蘭芳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演出京劇。 1931 年赴芝加哥講學一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彭春作為西南聯大教授毅然告別講壇，應國民政府之約赴美國致力於國民外交活動。在此期間，胡適恰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故兩人多有聯絡與配合。值得指出的是， 1936 年胡適在美國，而張彭春本年初，則受教育部借聘赴英國作交流學者， 6 月，又赴日內瓦出席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會議，之後赴美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 10 月返回中國。據上述推斷，“附記”所云德里斯科爾小姐“又結識了幾位前來芝加哥的中國學者”，很可能是這個時間。

從上述張彭春與胡適的關係、張彭春的文化藝術學養及其經歷看，“附記”所指“南京大學張彭春”應為南開大學張彭春。況且民國時期並無南京大學之名，南京大學的前身乃為中央大學也。凡此瑣瑣，率爾走筆，不知是否有當，請祈編者閱酌​​。

                      南開大學   梁吉生   於 2009 年 1 月 7 日 晚

张彭春

百科名片

  

张彭春

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导演。字仲述，1892年生于天津。1908年毕业于南开学校。1910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哲学，同时刻苦钻研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1916年回到天津，协助其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南开中学并任南开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抗日战争期间，从事外交工作。后移居美国，1957年7月在美逝世。

中文名： 张彭春 别名： 仲述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天津

出生日期： 1892年 逝世日期： 1957年7月 职业： 教育家、导演 毕业院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目录

主持南开话剧

求学生涯

“新月社”由来

人物履历

编辑本段主持南开话剧

南开学校自1909年起即由张伯苓亲自主持和编导了新剧《用非所学》，这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话剧活动。张彭春主持南开新剧团后，引入欧美话剧的演出体制，建立正规编导制度，一方面继续上演中国剧目，如1918年由他编导的《新村正》；另一方面陆续按原本或改编演出多种世界名剧，如《巡按》(果戈理)、《娜拉》、《国民公敌》(易卜生)、《争强》(高尔斯华绥)、《财狂》(莫里哀)等。这些剧目的演出以及排练方法，对中国话剧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彭春还熟谙京剧，曾于1930年和1935年两次作为艺术指导参加梅兰芳剧团访美和访苏。

  

编辑本段求学生涯

1904年张彭春成为私立中学堂(南开学校前身）第一届学生，与梅贻琦同班。1910年张彭春考取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71人赴美深造，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他课余的兴趣是研究戏剧，最喜欢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说，恰是由于易卜生，才使他这个学哲学的年轻人爱戏剧胜于爱哲学。1919年南开大学创立。为适应未来更高的教学要求，张彭春再次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教育家杜威。

张彭春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陈省身先生有语：天津值得骄傲的，在戏剧的萌芽时代，产生了彭春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

编辑本段“新月社”由来

1923年9月，张彭春受清华学堂诚聘，携带妻女迁居北平，任清华教务长。11月，他的次女诞生。张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诗歌泰斗泰戈尔，热爱他的诗歌。因泰戈尔著有诗集《新月集》，所以张彭春为二女儿取名“新月”，英文名为“露丝”。其时，张彭春正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源(西滢)等文友筹备组织文学社，社名尚未确定。张彭春便把“新月”二字推荐给朋友们，大家欣然接受，于是就产生了“新月社”。

编辑本段人物履历

（1892年－1957年），字仲述，天津人，张伯苓的胞弟。中国教育家、外交家。

1892年生于天津。1904年入天津敬业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前身），1908年毕业。同年，考入保定高等学堂。

1910年考取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清华学堂前身），作为第二届庚款游美生入读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教育学硕士学位。

1916年回国。1916年至1918年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兼代理校长。

1919年赴美攻读哲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22年7月至同年12月间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赴欧考察各国教育制度。

1923年至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任南开中学主任、南开大学教授。

1929年赴美，193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

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国民外交活动。

1938年代表天津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1940年起，正式担任国民政府外交官。194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1947年7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1952年初退休。1957年7月19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终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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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 :1946/6/9 胡適參加哥大的慶祝張伯苓等榮譽博士宴會 (哥大與現代中國 作者：王海龍/著編者：許純青出版社：立緒出版日期：2002)

 我在本頁末的兩注解HC案:  都與張伯苓相關"

英文 張伯苓傳  胡適原著  昂若譯   中外雜誌 民82.06  1993 頁129-132  應該是此場合作的

張伯苓的愛國情操許多校友的回憶文章都有  譬如公孫嬿的:

* (指胡祖望   同學有曾任臺灣警備總司令的汪敬煦 )  參考公孫嬿自選集 (台北: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81  p.105

據說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曾對女生這麼說

"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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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

中華民國政治人士
政黨	中國國民黨
籍貫	天津市
出生	1876年4月5日
逝世	1951年2月23日
信仰	天主教

張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壽春，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家。南開大學創建人、校長。上海聖約翰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

目錄 [隐藏] 1 生平 2 中國奧運第一人 3 評價 4 影視作品 5 參閱 6 外部連結 7 參考資料

[編輯] 生平

光緒二年（1876年）出生於天津，光緒十五年（1889年）以優良成績考上北洋水師學堂，光緒二十年（1894年）以全班第一名之成績畢業，並被派往通濟艦上實習。
後來認識了中國知名教育家嚴範孫，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天津著名商業家王益德聘請他教家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為學習國外教育制度，而前往日本考察。一年後，與王益德、嚴範孫將3人將嚴、王二家館合併，成立敬業中學堂（南開中學前身），收有梅貽琦等七十多名學生。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學校遷往南開區，並更名為南開中學堂。
民國六年（1917年）委託胞弟張彭春代管南開學校，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曾受教於美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民國八年（1919年）天津南開大學正式成立，為中國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學，次年開始招收女學生，與北京大學同為中國最早招收女學生的大學。
1919年至1948年長期擔任南開大學以及南開中學校長。民國十二年（1923年）天津南開女子中學正式成立。民國十七年（1928年）成立天津南開小學。
抗戰期間率南開大學與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與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共同擔任聯大常務委員、主持校務。1938年，張伯苓接辦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蜀光中學，張伯苓先生四大金剛之首喻傳鑒兼任蜀光中學校長。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原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因病去職，總統蔣介石電邀張伯苓出任行憲後的第一任考試院院長，張伯苓本欲推辭，但因經不起杜建時、陳布雷等人再三勸說，而接下此一職務。
1949年11月21日，張伯苓在重慶拒絕蔣介石赴台要求。^[1]
1950年10月，南開校慶來臨，他早早準備前去參加有關活動，但南開中學不允許他進入，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一般席位。^[2]
1951年，因患腦溢血，病逝於天津，享壽七十五歲。臨終遺囑敦囑南開師生「擁護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誓死抵制專制極權。」

[編輯] 中國奧運第一人

20世紀初，張伯苓向中國人大力宣傳「奧運」的魅力。基於當時張伯苓在學界和體育界的威望，他的熱情得到社會各界的回應，在天津乃至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關於奧林匹克運動的大宣傳。張伯苓也因此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1]。

[編輯] 評價

他是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和主要管理者。但由於其曾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院長，因此在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長期未能得到官方的正面評價，其在教育領域的成績也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宣揚。直至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對他的評價方有所改變，稱其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其在教育領域的突出貢獻也開始廣為人知，並因此受到廣大南開系列學校師生的尊崇。
蔣介石於台灣聞知其逝世之消息時，親手寫下：「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輓之。

[編輯] 影視作品

2005年8月，一部名為《張伯苓》的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台第8套節目中上映。

[編輯] 參閱

維基語錄上的相關摘錄：

張伯苓

• 嚴修
• 南開系列學校
• 明道大學

[編輯] 外部連結

• 南開大學主頁
• 南開之父張伯苓(圖)
• 張伯苓：巍巍乎南開大校長
• 張伯苓與周恩來的友誼

這篇的可信力待驗

張伯苓與胡適的同和異

劉鶴守

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作為上一世紀前半葉的教育家，其聲名沉寂已久了。今年逢南開百年校慶，在報刊上又見到有關他的話題。多年以來，有人以他在蔣政權危難 時期出任考試院院長為「汙點」，也有人以他和周恩來過往甚密、拒赴台灣為「進步」。這都是從政治角度論人。我今試以胡適為尺規，從張與胡的交往和比較中去 認識張伯苓。

張伯苓比胡適年長十多歲，幾乎是同時代的人。兩人同受過舊學和西方文化的薰陶，同在北方的教育界，活動領域雖不同，但互有交往。入道之初，他們都抱定致力 教育或學術，不入政界的宗旨。後來發生日本侵華戰爭，兩人出於共赴國難、救亡圖存，還是走到政治舞台上來。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張伯苓出任第一屆國民參 政會副議長。

有些逸事，說明兩人的性格不同，可能張比胡要穩重些。胡適曾向張伯苓談起教育改革，希望他大刀闊斧地幹起來。有時，笑話張的改革是改良，是基督教青年會式 的行善。張伯苓則說胡適的「文學革命」是一種打倒中國文化和傳統的運動，是在年青人未成長起來就打倒，好比在冬天把孩子們的舊衣服都脫光了，讓他們去想外 國漂亮的服飾。胡適認為，北方人愛吃大蒜、喝茉莉花茶、禁欲主義，延緩了中國現代史，非有大的動作不足以震撼多少世紀以來的保守主義，喚醒守舊的人們。張 伯苓贊成打破保守、不斷推進教育改革，但不主張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據梁吉生《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

不過，我看，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人生賴以安身立命的追求上。胡適是思想家，最重要的是張揚和維護他的自由主義理念，以此為濟世之道。張伯苓是事業家，最重要的是辦好南開學校，以教育救國。從這一角度，可以理解張伯苓為辦學而周旋於從北洋政府到蔣政權之下，被動地參加國民黨，被動地出任考試院長。胡適則終生 堅守不參加黨派的立場，並堅拒出任考試院長和行政院長之職。到了政權更疊之際，張為著廝守他畢生培育的南開學校拒赴台灣，胡則為著自己的思想自由斷然飛離 北平，其後赴美。

但上述「不同」還不是最基本的。「同」才是他們最基本的：他們同持對社會改造的漸進立場，同持自由、民主、科學、開放、包容的現代理念。胡適不必說了。看看張伯苓辦的南開學校有怎麼樣的氣象：辦校獨立自主。師長講授循循善誘，學 生學習如沐春風。各界人士都來南開演講。圖書館並排放著《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大公報》三種不同政治取向的報紙。張貼的壁報左、中、右的都有。學生辯論正反方觀點對立。各種學生社團林立等等（見拙編《沙坪歲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還可舉出一個真實的故事：1946年秋，時為南開高中一的學生馬平寫了一篇題為《張伯苓走錯了一步棋》的人物評論，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新聞天地》雜誌首頁，批評張伯苓參加國民黨，引起公眾注意。1947年 初張伯苓離南京返津，在機場送行者眾，其中就有馬平。張伯苓發現了他，把他叫到跟前，向代表蔣介石送行的吳鼎昌說：「他叫馬平，就是去年說我『走錯了一步 棋』的學生。不管他說的是對是錯，才唸高一，就敢在雜誌上指名道姓批評他的老校長，這就說明了他沒有白唸南開，也說明我們南開教育的成功。」（據江汗青： 《張伯苓作為教育家的雅量》）所以不奇怪：胡適和張伯苓是好朋友，胡適支援張伯苓辦學，30年代初，胡是南開校董會董事，並捐助南開基金。胡適的兒子後來在南開就讀*。40年代，為張伯苓祝壽，胡適特撰寫《張伯苓傳》**，對張伯苓讚譽有加。——補充後話：進入五十年代，張伯苓被拒在南開大門之外，舊南開被批為施行「資產階級教育」。差不多同時也開始對胡適的批判，而到50年代中期，批胡形成高潮。那時他們可以說是「難兄難弟」了。當然，80年代之後，兩人的命運又同時開始有了轉機。

撥開表象看本質，可以說張伯苓的思想和胡適是相通的。要認識張伯苓，要發揚張伯苓的辦學精神，這點不可不察。〔2004.9.5〕

HC案: 

* 指胡祖望   同學有曾任臺灣警備總司令的汪敬煦   參考公孫嬿自選集 (台北: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1981  p.105

**張伯苓傳  胡適原著  昂若譯   中外雜誌 民82.06  1993 頁12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