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胡適所回憶的五四（下）】
1960年5月3日下午4時，中央廣播電台來到南港請胡適錄音介紹五四運動，預備於5月4日向大陸地區播送。胡適在廣播裡完整的介紹五四運動，以及繼而開展的文學革命乃至新文化運動。他認為新文化運動起於青年的愛國心，終將連結到中國文藝復興。由於篇幅過長，是故我們將文字稿分成兩部分分享。上半部胡適介紹屬於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下半部則是暢談從五四運動到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乃至中國文藝復興。
問：謝謝您這樣詳細告訴我們。
答：四十多年啦，大家都不記得啦，所以我講得詳細一點，很對不起。
問：謝謝您告訴我們這個偉大的節日當時的情形和結果。那麼中共常常說，「五四運動」是他們搞出來的，您對這一點有什麼意見呢？
答：這種話（笑）真是不值得撬的，這句話，可以說是笑話。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候是1919年，在民國八年就沒有共產黨這個東西，也沒有共產黨這個組織，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是在民國九年，民國十年是1921年才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所以在民國八年那裡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湖南的湘潭作學生，那個時候共產黨在中國那裡有地位。「五四」發生（笑）中國共產黨成為黨，還在兩年之後。這個真是大笑話，這是不要臉的『吹』。
（從五四運動談文學革命）
問：「五四運動」有人比作「文藝復興運動」，關於這一點，胡先生您一定有很深刻的見解，是不是可以請您談一談？
答：安先生，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深刻不敢說。歷史是很複雜的，這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們那個時候一般人都年輕，二十多歲。遠在「五四」以前，我們一般人還在外國留學的時候，一般年輕人注意中國文藝的問題、文學的問題、中國的文字問題、中國的教育問題、中國的思想問題、中國的社會問題，特別是中國的文學問題、文藝的問題。中國的文字很難，很難教、很難學，中國的文字是死的文字，死了兩千年啦，語文是不一致。現在你們不覺得啦，在我們那個時候，小孩子念書，教科書都是古文寫的，每一句話要翻譯的，客氣一點，叫講書，講書就是翻譯，就是用現在的白話，翻譯死了的古文，每一句話都是要翻譯的。所以那個時候，是教育上的問題，教科書上的文字應該用什麼文字，拿死的文字來教呢？還是用活的文字來教？文學用死的文字作文學呢？還是用活的文字作文學？要人人都聽得懂，人人都看得懂。這些問題，遠在那個時候大家在國內，也就是中國文藝復興問題，不是一天，遠在幾十年，在民國以前，在革命以前，像梁啟超先生他們，那就是一種革新文字。那個時候提倡小說，也就是新文字改革的起點，不過我們一般人，在美國作學生的時代，就在我們的宿舍裡面彼此討論。宿舍與宿舍之間，大學與大學之間討論，所以就討論到文字的問題，中國文字的改革問題，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應該怎麼樣經過一種改革。所以遠在民國八年以前，在民國四年、五年我們在國外已經討論很久很久啦，有好幾個人，在國外反對我的就是梅光迪先生，在哈佛大學。同我參加討論的有任叔永先生，有朱經農先生，我們都是在國外做學生的時代。我們那個時候就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後來有許多結論，其中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文字是死了的文字，這死文字不能夠產生活的文學，這是我們的結論。要替中國造一個新文學，只能用活的文字，活的文字在那兒呢？就是我們一般老百姓嘴裡說的，嘴裡說的出來，耳朵聽得懂，人人可以聽得懂，人人可以看得懂，這是活的語言，就是白話，拿白話我們舉出許多證據出來，從古代慢慢的變下來，不知不覺的，有這個需要，儘管白話不能拿來考秀才，不能拿來考舉人，也不能拿來考進士，也不能得翰林，不能求功名，不能做官，然而老百姓的要求，愛好真正文藝的人，有這個要求，已經走上一條用活的語言作文學的，比方《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遊記》這一類的小說都是用活的語言著的。所以我們說這就是證據，我們有活的文字，可以有資格作中國文學的語言。不過我們這般朋友們，總是有些人守舊，你們這白話也好，也許有用處，白話只寫那些人家看不起的小說，白話不夠作上等的文學，特別是不能作詩，不能拿來作高等的文藝；高等的文藝，好的散文，尤其是詩要用古文作的。詩、詞都是最高等的東西，絕不能用老百姓粗的土話拿來寫，必須要經過一種訓練，一種磨練的上等人的文字。這樣我們討論，沒有別的法子，我們主張從民國六年、民國五年在國外就開始。好啦，我們沒有別的法子，我們來試試看，你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可以產生偉大的小說，但是，不能作詩，好啦，我們拿白話來試試看。從前的確沒有多少人用白話來作詩，有是有，不過沒有一個人專門用白話來作詩的，也沒有人提倡不許用古的死的文字來作詩的，用活的文字來作詩的，我們現在何妨試試看。所以我就在民國五年的八月，我就向我的一班朋友宣告，我們從今天起，不作古文的詩，一定用白話來作詩。後來，中國的第一部詩集，叫《嘗試集》拿白話嘗試來作詩，中國詩。我們那個時候遠在民國五年的八月，我們在國外就有這種運動，同學們討論啦，作試驗，作白話詩啦。到了民國六年正月一號我的一篇文章叫作〈文學改良芻議〉，這是頭一篇文章，我們在外國作留學生，第一次到國內來發表要提倡、要改革中國文字。我們那個時候，在民國四年、民國五年、民國六年，我是民國六年七月才回國的，我們在國外已經很激烈的討論，討論了多少年，有許多問題，其中討論最激烈的就是文學問題。我們在民國五年就已經決定啦，至少我個人決定啦，我們大家都已經得到結論啦，大家承認，就是最守舊的已經承認啦，白話夠得上作小說，可以產生《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這一類的小說啦。這是已經讓步啦，但是還有許多不承認的哪，就是守舊這班同學不承認，就是中國的俗語、土話、白話沒有經過文人學者的訓練、磨練，所以不配產生高等的文學，不能作詩，不能作詩詞，不能作高等的散文，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打定主意，就是我個人在民國四年、民國五年八月就向朋友宣告，從這個時候起不用古文，不用死的文字作詩，以後要用白話，用活的語言，老百姓的話，用活的語言來作詩，作散文，作一切的文學。簡單一句話，就是死的文字不能產生活的文學，而我們要替中華民國造一種新的文學，就得用活的語言來作。這個運動，我們在國外一般學生討論，討論了兩年，到了民國五年年底，我才寫了一篇文章，把我們這一年半兩年來，討論的結果，這些結論寫出來，寫兩個本子，同時發表。一個是《留美學生季報》，一年出四本，一個副本送給陳獨秀先生主持一個雜誌叫《新青年》雜誌，在上海出版的。那個時候陳獨秀先生作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現在我們叫文學院長。他一方面作文科學長，一方面主持這個雜誌。我這篇文章的一個本子寄給他，很和平的一篇文章，叫〈文學改良芻議〉，芻議就是一個草案，很謙虛的一篇文章。不過，陳獨秀先生是同盟會老革命黨出身，他看了我這篇文章，他很贊成。他接下去，就在民國六年二月《新青年》的第二期就發表〈文學革命論〉，在國內第一次提出文學革命這個字，是陳獨秀先生在民國六年二月《新青年》提出來的。其實我們在國外那幾年討論，我常常談到文學革命的問題，文學必須革命的，已經早就有啦。
所以，討論中國革新的問題，用白話來作中國文學，一切的文學，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等等一概都得用活的文字來寫，早就討論了。民國六年才在國內開始成了公開討論的大問題。很有趣的就是，我們一般留學生在國外大學宿舍裡通信討論一些問題，可是在國內有許多老輩那些北京大學很有學問的國文先生，他們覺得不錯，他們贊成，比如錢玄同先生啦，陳獨秀先生他們出來贊成，這樣一來，在國內我們得到支持的人，得到贊成的人。在國外一般留學生在宿舍討論的問題，在國內變成公開討論的問題。所以就成了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時候開始，遠在公開發表的時候，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一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我還沒有回國的時候在國內已經討論啦。等到我民國六年回國加入這個討論，《新青年》第一個雜誌改用白話，登白話的文章，以後就成了全國的運動。
這個運動與「五四」運動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那個時候討論等於全國都有，那個時候的刊物很少。北京大學一般學生，傅斯年先生、羅家倫先生這一般人，都是北京大學的最優秀的學生，國學的程度，中國文學的訓練，都是很高的，他們倒是看見他們的先生們的提倡是對的，他們加入，他們在民國七年出版一個雜誌叫《新潮》，中文名字叫《新潮》，英文名字叫The Renaissance，這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這一般人辦的。Renaissance就是再生。歐洲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中國所謂文藝復興運動，遠在民國八年以前。不過「五四」運動有什麼關係呢？「五四」運動這麼一來之後，北京大學的學生成了學生的領袖，北京大學的教授從前提倡所謂文藝復興運動，就是用白話作文學這種主張，思想改革。文學革命這個話，從北京大學提倡，北京大學的地位提高啦。公認北京大學是對的，那時候各地學堂都有學生會，學生會他們要辦刊物，都是小的刊物，或者用排印的，或者用油印的，或者手寫壁報，學生要出刊物，學生要出壁報，大家自然而然都用白話作。結果民國八年、民國九年之中，我收到的各地方出的這種青年人出的刊物總在三十多種都用白話。所以，「五四」運動幫助文藝復興，從前是限於《新青年》、《新潮》幾個刊物，以後就變成一個全國的運動。但是，「五四」運動也可以說害了我們的文藝復興。什麼原故呢？「五四」運動剛才我講的跟我們沒有關係的，那是個沒有計劃的運動，「五四」是大家愛國心爆發，是北京大學學生領導，那個時候北京大學地位高，清華在那個時候叫清華學堂，師範大學叫高等師範，在北京的國立大學只有北京大學一個，所以大家說北京大學領頭。結果，好像北京大學是領袖，同時呢？因為北京大學的先生們，學生們在前幾年提倡思想解放，文學革命這種觀念，結果慢慢藉這個機會就推廣出去啦，其實，與我們並不是一件事，並沒有關係的。那是一個愛國運動，事先沒有計劃，沒有一種有意的運動。比如孫中山先生有一封信，他寫給海外的國民黨的同志，那個時候是革命黨的同志，在民國九年正月廿九日他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的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2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故，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錄自孫中山先生〈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
這封信是孫中山先生寫在「五四」以後七個多月寫的，他的看法到現在我認為是很公允的。這件事本身就是「五四」與新文化運動，所謂「新思潮運動」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不是一件事，不過這件事的本身呢？至少孫中山先生說，因為思想運動，文學運動在前，所以引起「五四」運動。至少他承認歸功於思想革新，同時思想革新在兵法上說攻心，心理作戰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結論說：我黨（革命黨）要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這樣說起來，可以算是「五四」也可以說幫助，同時也可以說摧殘，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從前作的思想運動，文學革命的運動，思想革新的運動，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後，大家看看，學生是一個力量，是個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從此以後，不但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後來國民黨改組，充分的吸收青年份子。在兩年之後，組織共產黨，拼命拉中國的青年人。同時老的政黨，梁啟超先生他們那個時候叫「研究系」，他們吸收青年。所以從此以後，我們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有的時候叫新思想運動、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就變了質啦，就走上政治一條路上，所以現在那些小的政黨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和共產黨都是那個時候以後出來的。因此我們純粹作文藝復興運動就這幾年功夫，我們從留學生時代算起，民國四年、五年、六年、七年第二年的八年共四年半。要是從民國六年正月一號算起吧，有兩年的功夫，這兩年功夫就變了質啦，變成一個政治力量啦，糟糕啦！我們一來，以後的局面也變啦。所以我們現在回到「五四」這一天，只能說「五四」本身絕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五四」本身是愛國運動，完全是青年人愛國思想暴露啦，事先沒有一點計劃，不是一種運動，在這一天當中，對付中國國家的民族危險的問題，就是我們眼看見山東、青島發生大問題，權利要掉啦，這是愛國問題。不過同時他一方面幫助我們的文藝復興思想的運動，同時也可以算是害了我們這純粹思想運動變成政治化啦，可以說變了質啦，在我個人看起來誰功誰罪，很難定，很難定，這是我的結論。
文章出處：《胡適時論集》8
圖片描述：1960年5月3日下午4時，中央廣播電台來到南港請胡適錄音介紹五四運動，預備於5月4日向大陸地區播送
館藏編號：HS-02-03-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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