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1日 星期日

商務印書館史與研究:創辦人資料

Commercial Press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on Baoshan Road, Shanghai. Japanese bombings on January 29, 1932 (exactly 84 years ago) wiped out the buildings, along with Yuen Ren Chao’s unpublished translation of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Source of image: Office Of Shanghai Chronicles)
1997年起,我創的華人戴明學院有網站,就將讀胡先生的一些心得--約20篇--送上網。
最大的心得是這篇;中國的顧問第一名:胡適博士、胡大顧問
我發現他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組織診斷",相當中肯、清楚明白,可以做為範本。
(記下昔日想研究商務印書館和台灣商務印書館的幾本書:

商務印書館1897-1949 戴仁 (J-P DREGE)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0 博士論文
商務印書館一百年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8
商務印書館與教育年譜 王雲五 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1973
 《岫廬八十自述 》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共1104頁﹑1967年 7-9月共四版
岫廬八十自述 節錄本 上海人民﹑ 2007
岫廬最後什年自述 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1977)





1961.12.24 頁273

夏鵬走後,先生說:「夏鵬是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的兒子。商務印書館最初是一班基督徒創辦的,他們都想把這個印書館辦得好,但他們自己的知識太差,於是請了張菊生(元濟)、鄺富灼兩位來主持,英文的是鄺富灼,中文的是張菊生。所有中英文的書籍,由他們兩位全權處理。夏瑞芳後來被暗殺了,當然不是政治的關係。」他的被殺原因,年代久遠了,先生也記不起了。

 HC按: 此則只是大要,更詳細的資訊請參考下文。
夏瑞芳1872-1914
 張菊生(元濟) 1866-1959 與胡適通信很多 全集已出版
鄺富灼 1869-1938


商務印書館1897-1949   戴仁 (J-P DREGE)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0 博士論文

商務印書館一百年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8
商務印書館與教育年譜 王雲五 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1973
岫廬八十自述 節錄本 上海人民 2007
岫廬最後什年自述 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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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商务印书馆早期成长关系探析

210.33.28.65:8011/openfile?docid=10324&dbid... - 轉為繁體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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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书刊出版商。据统计,清朝末年国内书籍每. 年的平均营业额为4500 万元,而商务印书馆一家,. 便独占营业额的三分之一[2] 。 虽然夏瑞芳和他的创业伙伴较为敏锐 ...




124頁/21cmx28.5cm

走過風風雨雨的百年史,欣然看見上帝的手在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牽引扶持;上帝的愛像璀璨的陽光,依然在烏雲之上灑下五顏六色的繽紛。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道道的彩虹,在洪水之後高掛在立約的天空。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風雨彩虹--民國百年與基督徒繽紛錄(導覽手冊)

作者: 林治平主編

出版社: 宇宙光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1



124頁/21cmx28.5cm

走過風風雨雨的百年史,欣然看見上帝的手在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牽引扶持;上帝的愛像璀璨的陽光,依然在烏雲之上灑下五顏六色的繽紛。
於是──我們看到了一道道的彩虹,在洪水之後高掛在立約的天空。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胡適語錄,句句直戳今日現實(方廣錩)


facebook 有"胡適粉絲團",多連結中國談胡適之先生的細節.....我對它們沒很大興趣,因為我一向主張要讀胡先生的整篇原文。
關於 胡適語錄,有專書,可能失之過多、過廣。方廣錩先生的,比較清楚點、比較有點組織。它們的缺點是無"出處"說明。





Ken Su 蘇錦坤兄推薦:
Dear HC,
這是方廣錩的部落格,他摘錄胡適的談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2x1xx.html

胡適語錄,句句直戳今日現實
2015-12-27  政商熱點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說:“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談國家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在中國,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是異常艱難的,但並非全無報酬。歷史是一盆黃河水,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只要人們肯拿出足夠的耐心,總歸會看到清濁分明的那一天。

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你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閒暇的時間。

談人生態度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時要在有疑處不疑。
  
要有話說,方才說話。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

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反而損害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願挨罵。

生命本沒有意義,你要能給它什麼意義,他就有什麼意義。與其終日冥想人生有何意義,不如試用此生做點有意義的事。

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把自己鑄造成了自由獨立的人格,你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意現狀,敢說老實話。

墮落的方式很多,總結起來,約有這兩大類:第一條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求知識的慾望;第二條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追求。

保險的意義,只是今天作明天的準備;生時作死時的準備;父母作兒女的準備;兒女幼時作兒女長大時的準備;如此而已。今天預備明天,這是真穩健;生時預備死時,這是真曠達;父母預備兒女,這是真慈愛。能做到這三步的人,才能算作是現代人。

談個人主義
真正的個人主義指:一種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利害。

有人告訴你“犧牲你個人的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訴你“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談中國教育
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簡直可以亡國。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

2016年1月30日 星期六

嚴耕望: 我們彼此都感到很投契1957/ 1959/ 1961.余英時:敬悼嚴耕望學長、與錢穆及余英時合照


嚴耕望、錢穆與余英時


轉載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ec1da0102e97s.html
嚴耕望、錢穆與余英時
現代學林中,師徒俱為學術偶像者並不多見,錢穆及其弟子余英時、嚴耕望則是一例,三人又皆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穆早在1930年代即以《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等著蜚聲學界,從一名中學教員而成為一流學府教授,渡海後更有宗師風範,創辦新亞書院,更得以攬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他九十壽誕之際,弟子余英時寫了幾首賀壽的七律,其中有“博大真人”之謂。即從現代學術史上來看,也確實很少有人像錢這樣有影響力和精神魅力。
與老師的“一生為故國招魂”相比,學生余英時所自言的“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或許顯得更富文化自覺和文化責任。如果說余英時所有的是“宋學範兒”的話,他的同門嚴耕望則無疑是“樸學代表”。嚴一生專注於歷史地理、交通史和政治制度史,心無旁騖,用功程度令人吃驚,最終以腦溢血突發猝逝,逝前月馀尚研習不輟。在這張目前僅見的師生三人合影上,或能看出些許嚴與餘一靜一動、一內斂一昂揚的特點來。






1956年夏 史語所出版了我的《唐僕尚丞郎表》.....胡適之先生照例受贈一部
九月中旬 我突然接到胡先生自美國來函 對於拙作謬加堆許 並提出宋鼎作《慧能大師碑》問題.....明年秋 專程到紐約拜謁胡先生....."客人還是同鄉呢喃"
我一進門 看到客堂 書房所有茶几上 到處橫豎擺滿了圖書館 而且很多是翻開的 先生興高采列的與我大談禪宗史事 幾答三小時之久.....從多次通信與這次談話中 我們彼此都感到很投契......(《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嚴耕望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2 頁89-90)

1959.12.11 胡適給嚴耕望長信說明"大作讀了 甚佩服你的功力我已夾了幾條小箋條供你參考....." 信多談胡適過去在禪宗史的心得. 現在還沒弄清處是針對嚴耕望的那篇論文......

1961/1/24嚴耕望向胡頌平說
"......請人來整理 不是(胡適之)先生私人的事情 自己出錢請人來幫忙 未免矯枉過正...."





嚴 耕望 (1916~1996),安徽省桐城縣人,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歷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助理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史教 授,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耶魯大學訪問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講座,東吳大學特約講座,新亞研究所教授等職。民 國五十九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著有:《秦漢地方行政制度》、《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兩漢太守刺史表》、《唐僕尚丞郎表》、《唐史研究叢稿》、《唐代交通圖考》、《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等書及學術論文百餘篇。


《錢穆賓四先生與我》 嚴耕望



胡適曾與嚴耕望有通信論學之喜樂一年
後來很高興他有機會到美國等地交誼
他說只讀嚴耕望的"漢書地志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 很精彩
而這篇 我前天匆匆重溫 嚴耕望《治史答問》,(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1992 四刷) 的第13: "無孔不入"/"有縫必彌"的解釋才稍為弄懂。我是史學外行 對地理更是無知


不過昔日也翻過《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1。
更想去買《唐代交通圖考》(第一至五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1986。
可惜官方很難打交道 那是20年前的事了ㄅ

前幾年中國重印嚴耕望的著作 我竟只買得魏晉佛寺分布之類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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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耕望(1916年1月28日-1996年10月9日),字歸田,安徽省桐城縣人。歷史學家,專治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以治學方法嚴謹聞名。

目錄

[隐藏]

[編輯] 生平

嚴耕望幼就私塾,歷讀羅家嶺小學、安慶第一中學、安慶高級中學。初名德厚,中學時始更今名。
1937年以安徽省公費考取武漢大學歷史系,不久抗戰事起,武漢大學西遷四川省樂安縣,故大學生活中,有三年半實居樂安。1941年夏大學畢業,師從於歷史學家錢穆
歷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助理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講座、東吳大學特約講座、新亞研究所教授。1970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6年10月9日於臺北市忠孝醫院因腦溢血逝世,享年81歲。

[編輯] 學術成就

嚴耕望治學方法嚴謹,在《治史經驗談》中便自言以「勤、恆、毅、勇、謹、和、緩、定」為學術工作要決,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的格言。
嚴耕望的研究建基於龐大的原始文獻和細密的考證,如在1956年初版的《唐僕尚書丞郎表》,他反覆考證唐代2680餘任尚書省僕尚丞郎,共1116人的詳細資料,當中發現唐代重要史籍1200多項錯處,成為日後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工具書。據他的學生的憶述,嚴耕望為不同研究課題以人手抄寫的資料卡片累積以十萬計。
嚴耕望窮畢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認為這方面「尤重國計民生之大端」。他計劃在有生之年依次撰寫《唐代交通圖考》、 《唐代人文地理》和《國史人文地理》三部鉅著。《唐代交通圖考》的撰寫工作自1946年開始,以考釋唐代交通路線和制度為目標,計劃累積的資料超過十萬 件,全書原定十卷,依次出版了《京都關內區》、《河隴磧西區》、《秦嶺仇池區》、《山劍滇黔區》、《河東河北區》五卷,凡1792頁,超過二百萬字,被公 認是一部學術鉅著。直至他逝世,整個計劃仍未完成。
嚴耕望生性謙遜,在《唐代交通圖考》的序文中便自言:「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余撰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
嚴耕望在學術界有普遍的高度評價。如余英時在悼念文章中就稱他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編輯] 主要著作

  1. 《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1991年再版。
  2. 《唐僕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6。
  3.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1。
  4.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
  5. 《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1969。
  6. 《治史經驗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7. 《治史答問》,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8. 《唐代交通圖考》(第一至五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1986。
  9. 《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1。
  10. 《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11. 《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 (遺著,由學生李啟民整理)

[編輯] 參考文獻

  1.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ISBN 957-05-0722-5
  2. 余英時〈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稻禾出版社。 ISBN 957-85-7140-2
  3. 廖幼華〈嚴耕望先生傳略〉,《唐研究》第三卷,1997。


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

余英時
驚聞老友嚴耕望先生於十月九日辭世,悲從中來,不可斷絕,草此短篇,以當奠祭。

錢賓四最欣賞的學生

初見耕望在一九五七的秋季,距今已三十九年。當時情景猶歷歷在目。那時我正在哈佛大學作研究生。有一天回家,我的父親陪著兩位客人在談話,一位是兩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識,但說一口地道的桐城話。我進客廳的時候,父親也沒有為我介紹這位同鄉,而我則認定他是來探望父親的。不過我有點奇怪,為什麼周法高先生會在座呢?因為我雖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先生和父親並不曾見過面。這位生客並不擅言辭,在最初十幾分鐘之內,也一直沒有說清楚他的來意。我祇好坐在一旁納悶。再聽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這位生客大叫一聲:「你是嚴耕望!」他笑了,我們也都跟著大笑起來。這是相當戲劇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沒有過第二次這樣的經驗。但這次初晤也十足地顯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質樸無華,根本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意思。其實他是來找我的,因為他從賓四師處知道有我這個師弟在康橋。我現在記述這一段往事,心中有說不出的淒愴,因為當時主客四人,今天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們初見雖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學則早在五、六年前。我在新亞讀書的時代,常有機會在課外聽賓四師暢談當代學術界的人物和軼事。有一次我問他,在他過去教過的許多學生之中,究竟誰是他最欣賞的。賓四師毫不遲疑地說,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嚴耕望,現已卓然有成。賓四師還補充一句,說:他是你的同鄉,安徽桐城人。從此我便留心,想讀他的論著。但耕望不寫通論性的文字,我最早讀到的是〈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刊於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評論》為賓四師六十歲祝壽的專號上,深賞其運用史料之廣博與生動。後來又在史語所《集刊》上讀到關於唐代尚書省演變和漢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長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細而又能見其大。在我們相見之前,我對他的認識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賓四師鑑賞的準確。
在這篇簡短的悼文中,我祇想以最概括的方式談兩個方面:他的治學精神和他的史學取向。獻身學術的感人範例和耕望相識以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學術的全心奉獻。我們平時也常說「為學問而學問」、「獻身學術」之類的話,但是我在耕望的身上才真正發現了一個最感人的活的範例。一九五七-五九兩年,他是哈佛燕京社的訪問學人。那時他不但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領域內已卓然成家,而且足以傳世的《唐僕尚丞郎表》四巨冊也出版了。但是這兩年中.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讀,比我們作研究生的人還要勤奮。每天早晨九點鐘不到,他已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前面等著開門,下午五點鐘圖書館關門,他才離開。原來他正在為他的下一個巨大的研究計劃作準備,遍讀有關唐代歷史地理的中日文書籍,並作詳細的筆記。不但如此,為了要通解日文,他還和我們研究生一同上了整整一學年的初級日文,每天一小時。當時教我們日文的是哈佛燕京社社長賴世和教授,後來曾出任美國駐日大使。由於講授是用英語,他有時不甚明白,便找我一起討論。他那種認真不苟的神情,我到今天還記得清清楚楚。
一九七九年春季他應聘到耶魯大學歷史系擔任了一學期的訪問教授。因為歷史系沒有空餘的房間,我請校方在我的辦公室中為他安置了一張大書桌,使他可以工作並接見研究生。研究生中真能有資格向他問學的人自然不多,因此絕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進行自己的研究。也和哈佛時代一樣,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功。由於有這幾個月的同室之雅,我對於他的治學精神才獲得更深一層的親切認識。其時他正在撰寫《唐代交通圖考》這部傳之久遠的大著作,因此從香港攜來了無數筆記卡片。這些筆記卡片凝聚了他三、四十年的讀書功力,有些是寫在抗戰時期的粗糙紙張上。他告訴我,他有系統地摘錄數據,自大學時代便已開始,從來沒有中斷,所積資料已不下二十萬件。以唐代而言,兩唐書之外,一千卷的《全唐文》他都有分類卡片。這種日積月累的功夫最能顯出他的「恆德」,這是從清代樸學傳統中發展出來的,如陳澧撰《東塾讀書記》、孫詒讓撰《周禮正義》都在事前有長時期的札記工夫。哈佛和耶魯兩度共學,我親切地體認到耕望是將全副生命獻給學問的人,真正達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界。這是一種宗教性的奉獻,即以學問的追求為人生的最後目的,而不是實現其它目標的手段。賓四師對他知之最深,一九七三年六月給他的一封信上說: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唯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無人之嘆!我認為這是對他的學術人格的最真切的寫照。他自己曾明白說過,他一生從不求多賺一分錢,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以免浪費寶貴的光陰。這句話我也完全有資格作見證。上引賓四師的話是因為他堅決不肯應徵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的職位而引出來的。香港的大學採用英國製度,每一系只有一位「講座教授」,其主要職務是處理系的行政。即使行政可由他人代理,這個名位也必然帶來許多學術以外的活動。同年七月我回到新亞工作,也曾一再請他考慮,他絲毫不為所動。一九七九年他在耶魯的期間,正值大陸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前來訪問,團員中包括錢鍾書、費孝通等人,是當時一大盛會。我受學校的委託,在家中接待代表團。無論在公在私,我都必須邀請耕望與會,但他也婉辭了,因為他堅守其「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的原則。這種「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學的勇猛精進、而不捨,恰好互為表裡、剛柔相濟。

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

耕望的生命雖然徹底地與學問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曉事的書呆子,更無世人想像中那種專家學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個最通情達理並且隨時隨地為別人著想的人。無論是對他的家人、師友、學生或同事,他都抱著一份誠摯的情意:任何人曾對他有過一點幫助,他都永誌不忘。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讀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特別是《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和《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部為後學現身說法的小書,便可以獲得生動的印證。他的忠厚存心尤為少見。在學問方面,他一向持嚴格的標準,決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發別人的失誤時卻從無例外地隱去失誤者的名字。他曾說,他一向以道家自處而以儒家待人。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所謂「以儒家待人」是指他珍惜人情的一種忠恕心理;所謂「以道家自處」則是指他的「不爭」、「寡欲」的生活態度。他從不爭浮名和權位,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也低到無可再低,這確可以說是近於道家的人生觀,然而也未嘗不與儒家相合。賓四師有一次在給他的信上說他的性格「似為柔退」,這也是說他近於道家。以我個人的認識而言,他毋寧是外柔內剛的一型。他平常表現在外的是「柔遜」,但在大原則上卻持之甚堅,內心自有不可踰越的尺度。至於在治學方面,他不但不是「柔遜」,而且恰恰相反,是充分體現了「剛毅進取」的精神。正因得力於此,他才能在史學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全面考證功夫驚天動地

耕望的研究領域是製度史和歷史地理。他在五十歲以前的著作如《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四大冊)和《唐僕尚丞郎表》都在制度史方面;最後三四十年他的研究和撰述則集中在唐代交通路線,其成果即仍在續刊中的《唐代交通圖考》(已出五大冊)。他的著​​作無一不由規模浩大、籠罩全面的研究中產生。這是他的史學取向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以《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前兩冊寫秦漢,後兩冊寫魏晉南北朝,表面上看來似為一種概括式的專史。但認真的讀者一定會發現,書中每一章每一節都有精密考證的創獲。不過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證,而不像多數考證那樣,祇是蜻鋌點水式的。全面考證必須建立在兩個先決條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盤計劃;第二、從計劃到執行需要長時期的持續努力。據我的大略估計,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後越二十年;《唐僕尚丞郎表》從收集資料到出版共費去九年;《唐代交通圖考》更是驚人,他 ​​在一九八四年寫序言時已說「付出三十七年之歲月」,現在又要加上十一、二年,則幾乎是半個世紀了。這三大計劃的進行在時間上自然有重迭的部分,但無論如何,這樣大規模的研究出現在戰亂頻仍的二十世紀中國,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奇蹟。像《唐代交通圖考》這樣的大計劃,在西方或日本都祇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劃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恆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

站穩歷史學的兩隻腳

耕望對製度史和歷史地理髮生興趣遠起於中學時代,但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他聽賓四師在武漢大學講「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的開場白卻對地發生了定向的作用。據地回憶,賓四師說:「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製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有製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這一番話便決定了地此後五十五年的研究取向。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於追求確實而穩定的歷史知識,對於不易把捉的抽象問題則不願涉足。因此他曾明白表示對於研究具體問題的偏好。這又是他的史學取向的另一顯著的特徵。政治制度史和歷史人文地理則恰好是最具體的研究對象。具體才容易客觀,抽象則難免主觀。他希望辛勤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不易推翻的定論,因此不肯投身於過分依賴主觀判斷的抽象領域。從這一點說,他的取向很接近實驗的科學家。這也許和他早年偏好數理的背景有關。換句話說,他追求的是實證的歷史知識。然而他又絕對不是褊狹的實證主義者,否定抽象領域的重要性。不過他為中人以下說法,並針對著近來中國史學界的一種華而不實的風尚,提出及時的警告而已。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則充分證明了他在史學研究上的抉擇是完全正確的。他的一切著作不但都包含著大量的新發現,為中國中古史建立了最堅實的基礎,而且由於規模廣闊,更能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無限的用途。以我個人的切身體驗而言,我過去研究漢代貿易與擴張和循吏的文化功能都曾得力於《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所提供的基本架構。此外就我所知,胡適之先生因研究神會而深賞《唐僕尚丞郎表》,最近荷蘭的中國佛教史大家Erik Zurcher研究唐代佛教與教育,也對〈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推崇備至。至於《唐代交通圖考》,其價值更是難以估計,正如他自己預料的,將來無論是治政治史、軍事史、民族史、經濟史、宗教史、或疆域史的專家都不能不「取證斯編」。

「樸實」一途從此更空寂

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祇是中國傳統考證史學的延續。其實由於他一直注意現代社會科學的新觀點 ​​,他的論斷已不是傳統史學所能範圍。他的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卷便已參考了一部《各國地方政府》的中譯本。《唐僕尚丞郎表》從傳統一方面看固可說與清代徐松《登科記考》同屬一類而精密過之,但是他論尚書六部與九寺諸監的關係則參考了現代行政學上關於行政官與事務官的分別,使兩者的職權性質頓然得到清楚的說明。他的歷史宏觀竟與法國年鑑派大師Fernand Braudel頗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觀點,即後者研究十六世紀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點也在長期性的結構,而不在變幻的人事。這自然是受到社會科學的暗示而然,不過未加理論化而已。誠然,他所運用的社會科學甚為有限,僅在大關鍵處偶一著墨。但這恰好是他的長處而不是短處,因為他的研究主體畢竟是中國史學而不是社會科學。若在社會科學上求之過深過細,則不僅本末倒置,而且也必然流入牽強附會。所以我認為他的著 ​​作最能體現中國傳統史學向現代的轉化。陳寅恪先生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依傳統史學的體裁,其用意也在於此。所以他特別指出:「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隨唐史誌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在這種地方我們才可以看出一個史學家在思想上是不是真正成熟了。
耕望論現代中國史學家,特別推崇陳垣、陳寅恪、呂思勉和賓四師為「四大家」。以治學途轍言,他較近於陳垣與呂思勉,而稍遠於陳寅恪與賓四師。這是毫無可疑的。然而他於四大家的優點則能兼收並攬。他的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恆則接武呂思勉。他在史學上終能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的境界決不是幸致的。
蘇東坡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現代中國史學界沒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陸象山說:「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耕望木訥寡言,終其身與「議論」無緣,他走的是徹頭徹尾的「樸實」的道路。但今天中國的史學界瀰漫著「議論」,而「樸實」一途則空前的寂寞。耕望是史學界的「樸實楷模」,現在他走了,這條路更空寂了。世有聞耕望之風而起者,予日日引領而望之!

羅爾鋼(1901一1997)《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 》(增補本)及其他:何勇仁等


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 》增補本)北京:三聯,1995/2006 (增補本)
羅爾綱(1901一1997),廣西貴縣人,歷史學家,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與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時代曾師從胡適。他於1943年寫了《師門五年記》,專門記述向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五年情誼至深的經歷。出版之後,學界評價甚高。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稱“此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胡適瑣記》完成於90年代,真切細緻地記述胡適的治學、從政、社會交往與生活情景。雖然兩書的寫作時間相隔半個世紀,且世間關於胡適治學之道、生平活動的著述極豐,但由入門弟子親撰的這兩本書卻角度獨特。書中,煦煦春陽的師教與虛心篤實、毫不苟且的為學組成一幅充盈師友切磋樂趣的圖景。本書在海內外流傳甚廣,甚至有“教科書”之稱。此次重刊是1998年增補本的修訂再版。

圖書目錄編輯


《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 》(增補本)2006 

目錄  · · · · · · 

目錄
師門五年記
胡適序
羅爾綱自序
一初入師門
二《蒲松齡的生年考》與《醒世姻緣傳考證》的啟示
三回鄉省親走上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路
四重入師門
五史學研究會與北京大學考古室
六煦煦春陽的師教
胡適後記
附:關於《師門五年記》
胡適瑣記
一中國公學校長
二蝸居著作
三胡鐵花遺稿
四名醫陸仲安
五胡適與王雲五
六梅博士拜謝胡博士
七從滬遷平
八遷平後每天時間表
九藏書
十徐志摩在胡適家
十一傅斯年
十二編纂蒲松齡《聊齋全集》
十三蒲松齡的生年考
十四《〈醒世姻緣傳〉考證》
十五 ​​景山登臨
十六《獨立評論》
十七兩篇《獨立評論》稿
十八怎樣研究制度史
十九胡思杜
二十北京大學文學院秘書盧逮曾
二十一任駐美大使自稱過河卒子
二十二山鄉的兒子
二十三胡適對吳晗的栽培
二十四《南游雜記》補
二十五胡適笑談蔡元培關門過夏曆新年
二十六胡適談戴傳賢送給他的對聯
二十七再記名醫陸仲安
二十八胡適與徐悲鴻
二十九胡適論《木蘭詩》
三十胡適庚午除夕給我的教導
三十一胡適給婉芬和胡師母同攝一照
三十二1961年何勇仁說他讀了我攻擊胡適的《坦白狀》
三十三章希呂記胡適幾件事
三十四余英時論我寫的《清代士大夫好利
風氣的由來》抵觸胡適思想方法
三十五余英時說胡適以自己早年經驗
指點我
附錄:胡適自記
一胡適記宋芾煌有助於辛亥革命
二胡適記五四運動
三胡適責備蘇雪林抨擊魯迅
四胡適《記辜鴻銘》
五胡適記柳州山歌及其學作
六胡適記明末農民起義軍革命歌
七胡適《記但明倫道光壬寅(1842)刻的
〈聊齋誌異新評〉》
八胡適晚年對《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的修正
九胡適《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的
真實意義
十胡適《醒世姻緣傳考證後記三》
十一胡適考證學提綱
世人記述
一新發現的魯迅致胡適書簡
附:楊天石讀魯迅致胡適佚札
二胡適之先生最後的歲月
三《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後記
四胡適歷史考證方法的分析
五胡適先生二三事
六懷念胡適先生
七略談胡適之
八為胡適說幾句話
九訪胡適故居
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學習胡適先生的“容忍”精神
十一五十年代的胡適

Dear HC,

    我剛剛把詞條訂正得更完整一些:





李先富《胡適對羅爾綱史學研究的影響》,載《歷史月刊》2000.5,頁62-67
胡適日記全集 7: 1934-1939 第386頁(2月21) 太平天國史綱 訓導一番,日記中贊許



今日翻譯羅爾鋼《困學集》(北京:中華 1986/2001)
在查《胡適書信集》中胡適給羅爾鋼的信, 發現多出自
羅爾鋼《師門五年記》。

師門五年記/羅爾鋼著.--台北市.--胡適紀念館.--民65
1958.12.7 胡適寫篇後記,記載此書與盧吉忱先生的因緣,"我現在自己出錢把這個小冊子印出來,不作賣品,只作贈送朋友之用。"

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稱:此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一奇書。
羅爾鋼 還有篇 胡適瑣記 》, 後來兩者合一成: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補本--這是最完整的版本

作者: 罗尔纲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6

羅爾綱(190l一1997),廣西貴縣人,歷史學家,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與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時代曾師從胡適。他於1943年寫了《師門五年記》,專門記述向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五年情誼至深的經歷。出版之後,學界評價甚高。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稱“此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 《胡適瑣記》完成於90年代,真切細緻地記述胡適的治學、從政、社會交往與生活情景。雖然兩書的寫作時間相隔半個世紀,且世間關於胡適治學之道、生平活動的著述極豐,但由入門弟子親撰的這兩本書卻角度獨特。書中,煦煦春陽的師教與虛心篤實、毫不苟且的為學組成一幅充盈師友切磋樂趣的圖景。本書在海內外流傳甚廣,甚至有“教科書”之稱。此次重刊是1998年增補本的修訂再版。《胡適瑣記》完成於90年代,真切細緻地記述胡適的治學、從政、社會交往與生活情景。雖然兩書的寫... (展開全部)   羅爾綱(190l一1997),廣西貴縣人,歷史學家,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與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時代曾師從胡適。他於1943年寫了《師門五年記》,專門記述向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五年情誼至深的經歷。出版之後,學界評價甚高。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稱“此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 《胡適瑣記》完成於90年代,真切細緻地記述胡適的治學、從政、社會交往與生活情景。雖然兩書的寫作時間相隔半個世紀,且世間關於胡適治學之道、生平活動的著述極豐,但由入門弟子親撰的這兩本書卻角度獨特。書中,煦煦春陽的師教與虛心篤實、毫不苟且的為學組成一幅充盈師友切磋樂趣的圖景。本書在海內外流傳甚廣,甚至有“教科書”之稱。此次重刊是1998年增補本的修訂再版。《胡適瑣記》完成於90年代,真切細緻地記述胡適的治學、從政、社會交往與生活情景。雖然兩書的寫作時間相隔半個世紀,且世間關於胡適治學之道、生平活動的著述極豐,但由入門弟子親撰的這兩本書卻角度獨特。書中,煦煦春陽的師教與虛心篤實、毫不苟且的為學組成一幅充盈師友切磋樂趣的圖景。本書在海內外流傳甚廣,甚至有“教科書”之稱。  作者簡介 · · · · · ·羅爾綱,廣西貴縣人,歷史學家,主要從事太平天國史與晚清兵制史的研究。在青年時代曾師從胡適。他於1943年寫了《師門五年記》,專門記述向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五年情誼至深的經歷。出版之後,學界評價甚高。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稱“此書不僅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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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个学生叫罗尔钢,罗写过一本书,《师门五年记》,讲述他在胡适家中接受学术训练的心得,从学生的角度对乃师做了介绍。胡适说过这样一句:罗的这本书给他带来的荣誉,比他
获得的35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要大得多,重要得多。所以,建议刘先生再向关心先生文章的同道们介绍一下胡适与罗的师友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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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缺作者姓名 待查 隨便斷句

胡適先生簽名本——《師門五年記》及其他這本不到六十頁的小冊子——《師門五年記》胡適先生簽名本,從台北到紐約,又從太平洋彼岸回到中國大陸,兩度飄零過海,歷經四十多個春秋日月,其中漶漫著許多值得感懷和書寫的人與事,又輾轉於幾代溫暖的友情之手,“春歸秣陵樹”,最後竟成了自己“几案羅列”中可作浮生伴侶的珍愛之物。

這本《師門五年記》胡適先生簽名本,其“本事”涉及一段舊人舊事,而與此直接有關的人物至少包括胡適本人、作者羅爾綱以及受贈者潤章先生。關於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緣起、出版波折,抑或胡適晚年自費印刷、贈送友人等細節,羅爾綱先生在書中早有述及,茲不贅言。只是書外一些並不為今人所熟知的往事,折射出一代學人的精神世界,說起來還是饒有意味的。

1993年,太平天國史學家羅爾綱已寫出《胡適瑣記》一書,與五十年前因感念其師誼於十幾天內匆匆草成的《師門辱教記》合而為一,於1995年由北京三聯書店正式出版,三年後又有增補本。新版《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雖談不上“珠聯璧合”,但作為當年《師門辱教記》的背景闡述和事件註腳,似可不妨看成“姊妹篇”。只是在《胡適瑣記》中,羅爾綱再也不像先前那樣開口必稱“適之師”了,通篇皆“胡適”之名諱,給人以一種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之感。不過,在胡適眼中,這位及門弟子還算是一個比較厚道的人。

*2012年版《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 》:據2006年增補新版本,刪去附錄胡適自述、世人記述,十幾幅歷史圖片予以保留。

當年在家中幫助做事時,“一介不苟取”,不要任何報酬,胡適始終將此事掛在嘴邊,並很“看重爾綱這種狷介的品行”。 1949年下半年,正當時局蜩螗之際,胡適第六次出國,先赴美國紐約做了“寓公”,後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羅爾綱則在廣西貴縣江邊“淌下了熱淚”迎接人民​​解放軍的到來,隨後進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幾年後又調入近代史研究所。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博士在《胡適與羅爾綱》一文中這樣寫道:“分處不同的環境,師生間的'思想'距離,亦更形遙遠了。只是,兩人之間的情誼,應該還埋藏在彼此的心靈深處,等待著適當的機會表白宣洩。”倘若潘博士此言不虛,羅爾綱等待“表白宣洩”的適當時機應當是後來寫這本《胡適瑣記》;而胡適大概就是在1958年12月17日六十八歲生日之際,將《師門辱教記》易名為《師門五年記》, 自費委請台北藝文印書館代為兩次重印,凡兩千冊,以作為“贈送朋友之用”。

胡適在“後記”中並沒有交待重印的真正動機,只是說這幾年裡朋友看見這書稿的,都勸他印出來。倒是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這樣記述,1958年12月26日深夜,他與胡適同車返回台北時,先生在車上談起了自費印刷《師門五年記》的真實想法,“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其心情與十年前在為《師門辱教記》作序時有所不同。羅爾綱曾回憶胡適當年給他的信說,“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三十五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

然而,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一晃已是十年過去了。這時大陸對胡適的“缺席審判”已然沒有結束,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胡適被定位於“帝國主義者的馴服工具”,文人郭沫若甚至說,胡適與蔣介石是一文一武的“難兄難弟”。就在這時,羅爾綱發表了《兩個人生》一文,對自己曾經“恭謹領受師教”(潘光哲語)作了一次徹底地清算。他在文章中“譴責”自己前半生中了胡適“反動學術思想的毒”,現在終於可以掙脫“胡適思想”的桎梏,告別“灰冷的、虛無的、無可奈何的人生”,從而走向另一個“熱愛的、滿懷信心的樂觀的戰鬥人生”。他力圖借助“自我批判”,表明自己在思想改造後如何痛下決心,無論是在政治或學術上,已與業師“一刀兩斷”。

胡適當然可以隔岸冷眼觀看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也不會相信羅爾綱與自己劃清界線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但羅爾綱這種“自我批判”的激越姿態,與幾年前流著熱淚迎接人民解放軍時的激動心情相暗合,其中未必就沒有內在的關聯和真實性。到了1993年,羅爾綱在寫《胡適瑣記》時,面對這一段難以言說的往事依然可以找到一個類於“自嘲”的口實,“……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甚至“豁然開朗”地說:“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而小於羅爾綱十多歲的胡思杜後來卻自殺了。

歷史總是可以讓人多角度地去思考。從1954年起,羅爾綱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與立場,重新改寫、整理自己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舊稿與新撰述的論著,並結集成書,洋洋七巨冊。從一個一般意義下史學家,轉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其中的代價就是以揚棄胡適式的“舊考據方法”為前提,這顯然是胡適先生始料未及的。因此我們不妨推斷,在經過思想改造之後的羅爾綱,與業師道分南北,其師生因緣“早已在歷史上畫下句點”(潘光哲語),

這從胡適後來與友人何勇仁談話時的語氣中也可看出:“那個貴縣姓羅的學生是羅爾綱……” (HC: 參考1961.7.23 胡適日記,有何勇仁 的簡介;何先生贈簡報《散步與心臟病》 )  。 1961年8月16日 (日記無),胡適又致函何勇仁 (p.1669),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提及羅爾綱的文獻史料。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罷?”與胡適談起同樣是中國公學學生的饒毓泰、吳健雄時那種“得意”的神情判若兩人,似可反證胡適自費刊印《師門五年記》“等於替中國公學作廣告”這一說法,而非僅僅是為了彌補因自己滯後作序致使這本小冊子在重慶無法再版的某些遺憾​​。胡適自費印刷《師門五年記》以贈送友人,應當說與羅爾綱本人已沒有多大關係了。相反,這一年羅爾綱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水一方的胡適也許並不知道此事,但他在這個時候選擇此書自費重印,如若與羅爾綱在大陸發表“坦白狀”這件事聯繫起來看,其中的深意只能揣測而不為外人所知。

至於當年胡適為什麼提出讓羅爾綱去自己家中做事,這從他晚年給歷史學家吳相湘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解釋,“…… 早看出爾綱的天資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責,所以我總想管住他一點。”就在這封信中,胡適自責自己“太忙”,沒有功夫去監督他,因此才有了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綱》中出現曾遭至自己批評的“明人好名,清人務利”這樣浮泛空洞的論議。胡適由此又想到了陳獨秀和魯迅,感嘆前者倘若不脫離北大、後者不離開北京的話,都“可能不會演變到後來那樣子”。 1948年9月,胡適南下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時,曾與羅爾綱見過一面。兩人長談一個多小時,這是師生二人最後一次見面。從此白雲蒼狗,人生多歧路,這一段不期然的“師生情”至此也該是“人間沒個安排處”了。

胡適晚年為什麼要替中國公學“做廣告”,還得從他與母校的特殊情緣談起。光緒丙午年(1906年),胡適進上海中國公學時還是一個年齡尚不足十五歲的少年。中國公學之軔設,是因為當年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而導致部分留學生慨然回國,在他們的主張之下所開辦的一所大學。中國公學的成立,從某種意義上講,亦即是一種民族精神的體現。姚宏業在其遺書中稱“中國公學不啻我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姚宏業是因其籌款困難,學校經費陷入絕境,才遺書投江自殺的。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曾說:“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一個小孩子”。因此,他於當年夏天投考中國公學。 “胡先生之所以進中國公學可以說是受了民族精神這觀念所影響”(楊亮功語)。對於胡適來說,中國公學正是他一生“身行萬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無人”(這幅對聯集句本由胡適贈錢君匋,後由錢先生親筆題書贈胡適績溪故居。作者註)的起始。

胡適在中國公學受高等教育只有短短的三年時間,但對於後來他的人生道路及學術思想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據楊亮功先生回憶:“……胡先生在中國公學讀書時生活頗為拮据,甚至無錢住宿舍。而寄居在競業旬報社里,飯食亦歸社中供給。旬報每出一期,可得編輯費十元,倘需寄錢養家。新公學成立時,學校請胡先生擔任低級各班英文,每星期三十點鐘,月薪八十元,但不能全發。”這種少年時代的求學窘境,胡適這一生大概都不會忘懷。在公學時期他就反對治學“苟且”,曾在競業旬報第36期上發表過一篇論“苟且”的文章,痛斥隨便省事不肯徹底思想的毛病。二十二年後,胡適接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在其任內“學校秩序安定,教學水準提高,校內養成學生一種自由活潑讀書風氣,尤其是胡先生特別注意獎掖青年人才,因此他在中國公學是最為學生所尊崇的最成功的一位校長”(楊亮功語)。


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也說,“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週”,“這所大學,寧靜得猶如我國古代的書院”。當然,這時的羅爾綱還只是一個“在學校裡無聲無息的一點不活躍的學生”(羅自語),由於成績名列全校前五名,並得過校內獎學金,而為校長胡適所知但在眾多中國公學學生中一直被胡適引為自豪的有兩個人,一位是饒毓泰,1919年南開大學物理系的創始人;另一位就是吳健雄女士,兩人均為世界一流的物理學家。在最後一次酒會上,胡適對眾人說自己“對物理學是一竅不通,卻有兩個學生是名滿天下的物理學家,……算起該是'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所謂“四代”,係指饒毓泰、吳健雄是自己的學生,吳大猷是饒毓泰的學生,而楊振寧、李政道則是吳大猷的學生。

胡適晚年寫過一篇《中國公學校史》,從學校軔辦之初一直寫到1928年他擔任校長時期為止。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馬君武所寫中國公學“續史”中間省略太多,所以特地致函當年的副校長楊亮功希望也能寫一篇中國公學續史。就在逝世前的當天下午,胡適還將《中國公學校史》送給了吳健雄……

而1930年6月,當羅爾綱夢一般地搬進位於滬西極司斐爾路的胡家,成
了胡府“及門弟子”時,可謂梅心驚破,“有著說不盡的歡喜”。在這之前,他曾特地用掛號信以言謝校長的這番“知遇之恩”,其語誠摯而感人:“學生能夠到校長的家去,在一個偉大的靈魂庇蔭與指導之下去工作唸書,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學生是個立志向上的人,到校長家去,是要竭儘自己的所能,謹謹慎慎地跟著校長走,如果校長以為學生是尚可以栽培的教訓的,學生實願畢生服侍校長,就是到天涯海角也去……”(1930年5月20日,羅爾綱致胡適函)

這些知恩圖報的話,都是羅爾綱在《胡適瑣記》中從未提及的。
羅爾綱在後來之所以能成為當代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名家之一,莫不與在胡府數年“煦煦春陽”中謹領先生“不苟且”的師教有關。只是他最終沒能夠實現自己“畢生服侍校長”的心願,也未追隨先生“到天涯海角”去。寫到這裡,也該說說潤章先生了。這本《師門五年記》簽名本,就是胡適當年送給他的。 “潤章”即李書華,曾留學法國,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是眾多留法學生中第一個獲得法國理學博士學位的人,其博士論文得到過居里夫人的指導,後被選登在法國科學週報和法國物理學報上。 1922年6月,李書華接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聘書,從法國馬賽港乘郵輪經蘇伊士運河、新加坡、西貢、香港於8月底回國,先後在北大任物理學教授、系主任。他把當時世界前沿的科技理論潛心編寫成教材,還趕寫出《相對論淺學》、《普通物理實驗講義》等多本教材。 1925至1926年,李書華執教的北大預科的物理水平已與美國哈佛大學一年級水平相當,本科畢業生水平也處在美國學士與碩士之間。北大學者陳平原在《老北大的故事》中這樣寫道,“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畢業水準,比美國大學本科畢業(得B.Sc.學位,以物理為主科)水準為高,比美國得碩士(M.Sc.)學位的水準為低'。這對於創辦不到三十年的北大來說,無疑是值得驕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筆書寫。”1932年,李書華出任過一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1943年至1945年,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6月,李書華赴歐洲在巴黎大學及法蘭西學院從事“大分子研究”,並將長女留在了大陸。胡適則是在這一年4月6日乘坐遠洋輪President Cleveland號前往美國的。 1953年,李書華從法國移居美國紐約。他與胡適、蔣廷黻等人同時被台灣中研院院長朱家驊聘為留美院士。胡適於1917年下半年開始在北大任教,比李書華早了五年。一個在文學院,一個在物理系。 1924年冬天,胡適與李書華等人之間卻有過一次涉及國事的激辯。這一年11月15日,清廢帝溥儀被馮玉祥部逼出紫禁城,遷居醇親王府時,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當日胡適即致信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王正廷,旋於11月19日在《晨報》刊載。胡適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胡適的信發表後,除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表示讚許外,多數人紛紛指責。周作人在致函胡適時就說:“這次的事從我們秀才似的迂闊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合於'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闢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

與此同時,北大同事李書華、李宗侗對胡適的言論也深感
“非常駭異”。他們致函胡適,稱: “中華民國國土以內,絕對不應該有一個皇帝與中華民國同時存在。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所以我們對於清帝廢除帝號,遷出皇宮,是根本上絕對贊同的。這是辛亥革命應該做完的事,而現在才做完,已經遲了十三年了。”面對友人與同事的指責,胡適於11月28日作复李書華等人:“人各有所見,不能強同。你們兩位既屢以民國為前提,我要請你們認清一個民國的要素在於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個民國的條件多著呢!”


胡適是受過英美憲政理念訓練的人,生平待人處事也時時本著“仁愛”與“同情”之心。他從美國留學歸國後曾在北大組織過一個“成美學會”,意即“君子成人之美”。尤其在“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原則下,他對溥儀自是有著一種同情。這種“同情”還包括後來他去醇親王府看望溥儀,勸促他早日下定決心出國留學,以擺脫困境。胡適當時認為自己在這件事情上只是說了一句公道話,雖然有點“不中聽”,但他“只要求一點自由說話的權利”,可這“十幾日來,只見謾罵之聲,誣衊之話,只見一片不容忍的狹陋空氣而已”。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這個被北美周策縱教授看​​成是“胡適的最後的重要見解”,實際上在這時就已初見端倪了。胡適對這個問題一以貫之的憂慮和遠見,反映出他對民主制度的一種深刻體認和期待:一個不能自覺捍衛“對方言論自由”的國家,所謂“民國”,又從何談起呢?

以胡適之見,“英國不廢王室而不害其為民國,法國容忍王黨而不害其為民國”,這都是在一個現代製度之下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可此時北京政變也好,驅除舊帝也罷,其背後卻是直系軍閥內部之間的一種分裂和權爭。胡適在給李書華等人信的最後不無動情地說:“在一個民國里,我偶然說兩句不中聽的話、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種話時,你們懊悔就太遲了。”學者王毅在談及此事時總結道:“在胡適看來,能不能寬容異己者的意見,這是區分中國是否已經從中世紀制度進步到現代制度的根本界限。”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儘管胡適與李書華在歷史上有過這樣一次爭辯,並未妨礙兩人之間的交往與友情。尤其上世紀五十年代滯留美國期間,兩人交往十分密切。 1966年台灣《傳記文學》第8卷第5期上有過一幅照片,系胡適、李書華、王雲五、鄭天錫等人於1957年10月9日在紐約的一張合影,李書華居中,胡適在他的右側。第二年10月底,胡適離開美國,回台北就任中研院院長一職。抵達舊金山時,他給李書華寫了一封信,交辦支票五百元之事,“作為院士選舉在美籌備委員會之用,只是一項眼前的用途而已”,同時與之“敬此告別…… ”。

這時距胡適六十八歲生日以及自費印刷《師門五年記》只有一個多月時間。
查耿雲志、歐陽哲生所編的《胡適書信集》,在1959年2月至3月間,胡適曾給李書華寫過兩封信。在其中的一封信裡,他希望李書華勸說吳健雄、楊振寧、李政道等人能回台灣“作短期的勾留”,並垂詢“老兄能同大嫂回來走一遭嗎?”可見在這一時期李書華並沒有回過台灣,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隨信寄贈的可能性極大。

胡適逝世後,李書華撰《胡適之先生生平及其貢獻》長文一篇,刊登在1962年5月30日《大陸雜誌》第24卷第10期上,述要精闢:“……他是一個
自由主義者,主張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對於政治,他一向主張要憲法,並且要遵守憲法,確定法治基礎以保障人權……”這時的李書華在政治上與胡適已是相當一致了。李書華晚年身體欠佳,不能遠行,其後更是纏綿於病榻五年之久。賴其夫人王文田悉心照料,才得享高年。1979年7月5日,李書華在紐約去世,終年九十歲,這時胡適已去世十七年了。李書華夫人王文田是張伯苓時代的南開老人,我所認識的劉鶴守先生則是當年南開的學生。李書華逝世後,王文田一直獨居在李書華生前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校區寓所內,受到她一手培育的當年南開女學生的多方照料。 2001年,王文田女士在紐約去世,享年九十八歲。此時劉鶴守先生正在美國東部遊歷,後與參加料理後事的南開校友一起在清理遺物時,劉鶴守先生發現了這冊《師門五年記》胡適簽名本。在徵得同意之後,劉鶴老將這本小冊子帶回了國內。前年暑溽大熱,我與邵建兄去拜訪劉鶴老時,在他滿壁的書櫥中發現了此書,當時莫不為之而心動。後來劉鶴老見我真的滿心喜歡,便慷慨轉贈。 “感月吟風多少事”,欣喜之餘,寫下此文,想不到竟還有這麼多的話可說。(原載2004年6月台灣《傳記文學》第八十四卷第六期)



《師門五年記》1948.8.3 胡適序,提出"介"之假說:


介通“芥”。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泰部》:“介,今俗以芥為之。”1.芥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氏介其奚钫鳥。”杜預注:“擣芥子播其羽也。”陸德明釋文:“介,又作芥。”又喻微小。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五引劉瓛曰:“介,微也。”《易‧繫辭上》:“憂悔吝者存乎介。”韓康伯注: “介,纖介也。”《孟子‧萬章上》:“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胡適認為可能是古代貨幣用的貝殼?《論衡‧案書》:“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

羅爾鋼《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求證"的一個實例---《醒世因緣傳考證》》,收入《胡適研究叢刊》第一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30-144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朱光潛(1897-1986)

朱光潛(1897-1986, 安徽桐城人 , 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 , 我國現代美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

朱光潜-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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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楊振聲等人想重振京派,便組織朱光潛、沈從文、周作人、林徽因等人組成編委會,籌辦《文學雜誌》。朱光潛時任主編,朱自清、聞一多、馮志、李廣田、何其芳、 ...

我記得朱光潛在英國時有寫信給胡適之先生。

1925年,考取公費留英,到愛丁堡大學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等,畢業後至倫敦大學學院聽莎士比亞課程,同時又在巴黎大學註冊,對研究西方哲學藝術美學、心理學產生濃厚興趣。期間受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教授所講授的藝術心理學啓發,起念寫下了《文藝心理學》。後又就讀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幷於1933年獲得斯特拉斯堡大學博士學位,同時完成了其著作《悲劇心理學》。

朱光潛1933年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同年應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之聘,返國任教。

翻譯作品都是經典:


中國發行朱光潛全集。

2016.1.29 賴慈芸專欄:小畢偷看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原來是朱光潛譯的?
http://www.storm.mg/lifestyle/80453

2016年1月28日 星期四

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35

余英時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1995。【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頁1-32)
引胡適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我一向提倡讀《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原文:


  新年裡,薩孟武、 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發表的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這兩三個月裡,很引起了國內人士的注意。我細讀這篇宣言,頗感覺失望,現在把我的一點愚見寫出來,請薩、何諸先生指教,並請國內留意這問題的朋友們指教。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裡,曾 ​​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這是狠可驚異的!因為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為體”嗎? “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腳,鴉片等等為“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為“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為鑑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為他們的主張裡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於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為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裡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又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嘆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卻至今日還不曾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複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買飛機槍砲,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這種精神,也正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裡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舍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鍵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們的煙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腳,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舍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鍵、陳濟棠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錶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砲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鬥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巨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為“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腳剪髮,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為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腳剪髮為止,更不得燙髮,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塗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妝品的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為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本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試看今日的中國女子,腳是放了,發是剪了,體格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徹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蕩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們的焦慮的。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腳,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 ?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具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的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不要讀類似的論文:

“全盤西化”Vs“中國本位”——試論1930年代中國關於文化建設路向的論戰
何愛國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qpxhvszgbw.htm

胡適提倡“全盤接受現代西方文明”,不是沒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切認識,而“全盤承受新文明”是胡適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方法。在胡適看來,“中國的問題是她在多種文化的衝突中如何調整的問題”,也就是“文化認同”的問題,而中國現在的一切麻煩“都可歸咎於在將近60年間尖銳的文化衝突中未能實現這種調整”。由於“這個問題從未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和自覺對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開和掩蓋”,結果,“中國今天對自己問題的解決仍象半世紀前一樣遙遠”。當務之急是“清楚地認識文化衝突這個問題的現實而予以解決”,解決的目標和關鍵是:“中國當怎樣自我調整,才能使她處在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適自在。 ”胡適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第一種是“抗拒”,即“中國可以拒絕承認這個新文明並且抵制它的侵入”,不過,胡適認為這種態度“今天沒有人堅持”;第二種是“全盤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這個新文明”;第三種是“有選擇性的採納”,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棄她認為非本質的或要不得的東西”。胡適反對“選擇性現代化”,主張“接受性現代化”。理由是“選擇性現代化”最終“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成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8]
陳序經同意胡適對中國問題的觀察,他也同樣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從這種認識出發,陳序經認為:“想著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從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陳序經的分析是:“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復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衷調和的辦法;那麼,今後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 [9]
(二) 中國文化建設路向:“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胡適把“現代西方文明”完全等同於“現代文明”、“新文明”或“世界文明”,主張“全盤接受”“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反對“有選擇性的吸納”。[10]針對吳景超和陳序經把他列入“主張文化折衷的一個人”[11]或“雖然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12]。胡適強調說:“這個看法是錯誤的。我前幾年(1929年——作者註)曾在上海出版Christian Yearbook裡發表過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他認為說“文化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惟一的選擇就是“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13]
1935年6月21日鑑於潘光旦批評他在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一文中混淆了“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充分的現代化”,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涵義,胡適對他的“全盤西化”的說法做了修正。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嚴格的'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14],“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15]至於如何“充分世界化”,胡適的解釋是:“我們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來教人信仰我們認清的大方向,用全力來戰勝一切守舊戀古的情感,同全力來領導全國朝著那幾個大方向走——如此而已。”[16]在這里胡適實際上還是把“現代化”、“世界化”等同於“西方化”​​,不過認為說“西方化”​​有損“民族文化認同”[17],況且在邏輯上和現實中都難以成立,因而不得不作出修正。
與胡適猶豫於“全盤西化”和“充分現代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概念之間,並最終採納了後者不同,陳序經是一個堅定的“全盤西化論”者,他沒有絲毫的猶豫,在與“本位建設派”和其他批評者的論戰中,他始終堅持“全盤西化論”。他反對“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複古派”,也反對“提出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折衷派”,他自稱是“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他說他特別主張的就是“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18]
(三) 持論理由
為什麼中國必須“全盤西化”?胡適立論的依據是:
第一,“選擇性現代化”會“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實質上淪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而“接受性現代化”則可以克服這種惰性,打破這種庇護。胡適理解的“選擇性現代化”是指“盡量保持傳統價值,而從西方文明中只採取那些適合現實迫切需要所必須的東西”。胡適指稱的“接受性現代化”則是指“全盤接受”或“一心一意接受”“現代西方文明”。胡適認為:“謹慎選擇的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實在不必要。一種文明具有極大的廣被性,必然會影響大多數一貫保守的人。由於廣大群眾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數人總要對他們珍愛的傳統要素百般保護。因此,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如果他們前進一千步,群眾大概會被從傳統水平的原地向前帶動不到十步。如果領導人在前進道路上遲疑不決、搖擺不定,群眾必定止步不前,結果是毫無進步。” 胡適強調: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對現代文明採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絲毫不亞於它的物質文明,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東方的舊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什麼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胡適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科學與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蘊育著高度的精神潛力,並且力求滿足人類的理想要求。甚至單純的技術進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類的痛苦,大大增強人類的力量,解放人類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創造的價值和成果。”西方文明“盡可能充分利用人類的聰明才智來尋求真理,來製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變物質環境,以及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謀人類最大幸福。” 胡適高度地讚揚道,“這樣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至於“東方的舊文明”,胡適的評價極低,他說,“我公開譴責了東方的舊文明,認為它的'唯物的',以其無能為力地受物質環境所支配,不能運用人類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類生活。” 胡適還強調,“容忍象纏足那樣的野蠻風俗達千年之久而沒有抗議的文明,很少有什麼精神性。”第三,中國的舊文明“不能解決貧窮、疾病、愚昧和貪污的問題”,“因為這四大禍害是中國舊文明殘存至今的東西”。
第四,現代化成功的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實踐是中國文明未來成功的參考。胡適以日本的西化實例為證,企圖找到一個可供中國借鑒的榜樣。他說:“由於極願學習和銳意模仿,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備一個現代政府和現代化文化。日本的現代文明常常被批評為純粹是西方進口貨。但這種批評只不過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果我們以更多的同情態度來分析這個新文明,我們就會發現它包含著許許多多必須稱之為土生土長的東西。”正是“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結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讓我們希望中國也可能像日本那樣實現文化復興”。[19]
陳序經堅持“全盤西化”主張的兩個理由是:
第一,“西洋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 陳序經認為,從文化發展上看來,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它的思想也比中國的思想來得高。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頭,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即使是死的國學,也須賴西洋方法的注射,才能保其生存。在西洋文化里面能夠找到中國文化的好處,反之,在中國的文化里未必能夠找到西洋的好處。從比較上來看,中國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國人無論是公德還是私德都不好。西洋文化因它是由許多不同文化組合而成,所以中世紀的局勢,也比中國好。
第二,“西洋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去接受,它畢竟是現代世界的趨勢。” 陳序經認為,從理論方面說來,西洋文化,是現代的一種趨勢。一切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理論上和事實上,中國和非西洋國家,都無一而非漸趨於西洋化。從空間看去是如此,從時間看來也是如此。西洋文化,是不斷創新和發展的,從而成為現代化和世界化的。對著現代世界文化,雖慾不加以接受,亦會被迫著去接受,因為文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試看東鄰的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盡量地採納西化,結果便一躍而躋於富強之域,他們不僅種族因之而興盛,他們祖宗所遺下的文化也因之光榮。[20]



此文注解與"胡適"相關的:

[8]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英文版。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9]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0]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英文版。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361頁。
[11]吳景超認為胡適“對於東西文化的保存和採用,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可參考吳景超:《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獨立評論》(1935年2月),第139號。
[12] 胡適自述吳景超和陳序經把他列入“文化折衷派”,參考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3月),第142號。
[13] 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3月),第142號。
[14]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8頁。
[15]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7頁​​。
[16] 胡適:《答陳序經先生》,《獨立評論》(1935年),第160號。
[17] 胡適是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由此可知胡適並非一個純然的傳統文化“破壞主義者”,“再造中華民族的新文明”是胡適從事“新思潮運動”的真正趣意所在。當然胡適是主張“不破不立”的,“破壞”是其中的必然階段和必要手段。參考胡適:《新思潮的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4號
[18]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頁。
[19]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英文版。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胡適對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的分析在抗日戰爭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胡適不再對日本“西化”和“現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對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的優缺點開始進行冷靜的比較性反思和分析。胡適區分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為兩種不同的類型,認為中國的西化和現代化是“自由主義的”、“長久暴露的”、“漸進的”、“自然而然的”、“政治優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現代化是“軍國主義的”、“選擇性的”、“中央統制型的”、“保護性的”、“經濟優先的”。日式現代化的優點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經濟的、繼續的、安定和有效的”。缺點是“對人民的嚴密控制”和“對傳統的嚴加保護”。中式現代化的優點是“自願的”、“逐漸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點是“又緩慢又費力的”、“零落的”。參考胡適:《中國和日本的西化》和《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前者見《美亞雜誌》(1938年7月7日),第2卷第5期。後者係胡適應美國歷史學會之邀於1939年12月29日在美國所做的演講。均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
[38] 文化的“自然折衷”論的著名提出者是胡適,他在1935年3月發表在《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輯後記》裡談到: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它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我們不妨拼命地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同年3月31日發表在《獨立評論》第145號的文章《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有一段話就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更清晰的表述:“中國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


[45] 參考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1935年3月31日),第145號。

[62] 參考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