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 星期一

童年時代迎神賽會的社會背景1960.4.6


1960.4.6 晚上赴宴前與胡頌平看到南港處處拜拜,說童年時代迎神賽會的社會背景:

作戲....遠道的親戚要早幾天預備一些禮物像水果一類的東西,用花布包送去請親戚來看戲。.....

頌平說杏莊/廟的風俗類似.....【樂清縣志】說四五百年前當時還是海......胡適說濱海地方大多是迎觀音菩薩,她是救難菩薩。




究竟因何拜拜?

1960年4月6日農曆相關信息:


國曆1960年4月6日星期三是農曆幾月幾日?
1960年4月6日是農曆1960年三月十一。

1960年4月6日的干支紀年?
1960年4月6日是庚子年三月十一。
生肖屬相?
1960年4月6日出生的人屬鼠。



1960年4月6日前後的農曆節氣?
清明:1960年4月5日,穀雨:1960年4月20日

陳伯莊 (P. C. Chun) 《卅年存稿》

1961.1.28 夜,胡適寫"陳伯莊先生之墓"。

1950年代初,香港:
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裡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然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然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經過近代意識的轉變  大臣即是救國志士 權臣便是政黨領袖
陳伯莊 (P. C. Chun) 卅年存稿 二張論




1954/6/1 胡適致楊聯陞 談各單位申請 fellowship 提到新亞推薦陳伯莊 (P. C. Chun -1960)以及他與元任和自己同年留美 在國內做過許多大事業......



蘇聯政治 ( Moore Jr) 穆爾著~陳伯莊譯~今日世界叢書香港今日世界初版 1955
美國哲學選_陳伯莊編選 年代未知

參考年譜長編初稿 1959/1960 索引 了解他們同期同學會(1910同屆留學美國)在台北聚會
 1960.5.16 說書評記憶 可能許多事情都記錯了 譬如說在南京中研院開紀念丁在君的胡適說的話  胡適自己都不記得 又怎會缺傅斯年的說話....


卅年存稿-陈伯庄

- [ 轉為繁體網頁 ]古籍网提供No.308909--卅年存稿-陈伯庄编---的复印装订本。共229页。复制原本为1册。 可多少讀胡適在1959/5/31 寫的序 同日給一信 建議不收虛雲和尚 未被採納
臺北縣永和鎮, 文海, 民74[1985]
總圖2F密集書庫  627.081 3225 v.3 no.30    1427080  可流通
此書中國有付費下載


 楊聯陞的"引言與結語----為香港講座(1985)成書而作" 說,陳伯莊是錢賓四的學侶兼棋友。
楊聯陞在1957年與陳伯莊下過棋。 1960元旦,盤桓竟日。 當時已讀他主編的現代學術季刊,甚為佩服。後又讀 卅年存稿 ,讀胡先生序,  知陳先生是"有猷有為有守"的一位高人, 並與西方學界名家如 Parsons 與Lasswell等人,直接通訊、討論。

念 念念 有猷有為有守 盤桓





 

讀尹仲容之郭嵩燾年譜 》。一些話可當作昨日演講之注
"世須才才亦須世。"郭輓左
"世事多因忙裏錯好人半自苦中來"曾國籓。原聯為傅斯年家藏。


2012512台灣有「石川啄木逝世百周年」的研討會
臺灣大學圖書館展出相關的數十本日文書卻沒有周作人譯 石川啄木(Ishikawa Takuboku) 短歌》, 可惜
我今晨讀楊聯陞生一篇道教史的論文。這篇是祝胡適之先生65歲的論文(當時台北花125元航空給美國的胡適。125元是一般人的半月薪水。) 不過我似懂非懂。趁機再讀《胡-楊的書信集》。他倆是學術知己。我還讀到楊在香港的講座中懷念錢賓四和陈伯庄:《卅年存稿》在臺大圖書館有兩本,一本是殷海光的原版書,一本是永和的盜版書,收在密集書庫中,也是我去訪書的地方。問題來了,目錄上的存書處搬了家,我只好地毯式搜索。不過,這是值得的,因為《卅年存稿》是好書,對於研究胡適,丁文江,張之邁,吳稚暉……等人都是很有神來之筆……



靈伽先生畫我六十八歲小象

1961.2.5 靈伽先生畫我六十八歲小象
                         敬題志謝  胡適
                                           五十年二月

 真善美,刊中國一周

日本教育書道代表1961.2.4

1961.2.4 日本教育書道代表 高漱莊太郎帶鈴木青洋、田中愧堂等訪胡適 ,未遇,留題名簿。


青洋会 本荘教室
せいようかい ほんじょうきょうしつ

日本書道美術院|書道展 | 日書展
blog.nishobi.org/?cid=5316
Translate this pageOct 4, 2015 - 〔日本書道美術院理事長賞〕 青嶋治恵 佐藤眞喜子 杉田清子 鈴木玉英 .....部 瀧花祥子 東門会 かな部 二見春虹 光荘会 新書芸部 大須賀青玉 青洋会


1961.2.25 為書道代表團題: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一個不懂書道的人寫呈日本書道代表團諸公                     胡適

乾嘉聞人書翰 ;陶一珊《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迹》;胡適私人收藏「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即「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 二冊」、許自誠、丁念先)

1960.4.3 復王世杰/雪艇的信,談"尊藏"【乾嘉聞人書翰】......


1961.1.25  先生又談起陶一珊的那部名人書札,裏面有許多價值的東西,值得Microfilm 的。
1961.2.2 陶一珊、許自誠、丁念先三人請胡適晚餐,他們約了幾位藏書家和收藏名人筆墨的人帶東西給先生欣賞。 


陶一珊(1906—1978),字延基,江蘇南京人。原台灣省警務處處長。歌手陶喆的爺爺。

陶一珊,國民黨陸軍少將。軍統局磁器口辦事處主任。黃埔軍校六期畢業。
陶一珊曾任吳淞商船學校軍事教官、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上海市民政局長、台灣省警務處處長。
陶一珊早年入東南大學預科,後畢業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軍官研究班政治大隊。1930年任國民黨上海縣黨部委員。1935年任吳淞商船學校軍事教官。1936年任上海市公民訓練總隊副總隊長。1937年任軍統局上海區閘北組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青浦訓練班副主任。1938年任軍統局臨澧訓練班總隊長。1940年任重慶衛戍區總司令部稽查處處長。1943年任軍統局機要室秘書。1943年後任中美合作所南嶽訓練班副主任、軍統局磁器口辦事處主任、軍事委員會別動軍華中指揮所少將主任。1945年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1948年升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參謀長。同年任上海市政府民政局局長。後去台灣。1952年入革命實踐研究院。1957年入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研究班。後任台灣省警務處處長兼警察學校校長、台灣銀行顧問。曾獲自由勳章壹枚。[1]





◎ 史料公布 
‧本館典藏胡適先生生前收藏的「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已製成複印本一套,贈與本 
所郭廷以圖書館,供讀者借閱。 
此套「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包括上下兩冊。上冊收有《國朝名人書翰》七冊、《國 
朝名人詩翰》五冊,共計十二冊,並有胡適先生所編〈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冊目 
錄〉、〈1954 年5 月22 日第一跋〉及〈1954 年 8 月 13 日第二跋〉。(詳細說明 
一) 
下冊主要內容是「道咸同三朝文人與高麗使臣函札」,有《□鴈尺一集 潘孔合璧 
流》〔與高麗使臣函札〕一冊、《□鴈尺一集 張王墨像 水》〔與高麗使臣函札〕 
一冊、《清代名人書札真迹》一冊、無冊名〔道咸同三朝文人與高麗使臣函札〕一 
冊、無冊名〔道咸同三朝文人與高麗使臣函札〕一冊,並有〈1956 年1 月20 日胡 
適跋〉(詳細說明二) 
‧本館典藏胡適先生手批〈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三種,已製成彩色複印本一冊,名 
為《胡適手批〈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三種》,贈與本所郭廷以圖書館,供讀者借 
閱。(詳細說明三) 

(詳細說明一) 
「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上)」(即「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 
二冊」)所收《國朝名人書翰》及《國朝名人詩翰》十二冊是 
胡適先生生前十分寶貴的私人收藏。這十二冊是他在1954 年 
4 月7 日以七萬五千圓(當時市價美金187.5 元)自日本東京 
山本書店買得的。 

1952 年11 月 19 日,胡先生應台灣大學與師範大學講學 
之邀,由美返臺,次年(1953)1 月17 日飛日轉美。逗留東京期 
間,曾於1 月19 日在王信忠的陪同下到山本敬太郎的書店買書,見到這十二冊, 
當時曾鈔出鮑廷博(1728-1814)信裏代賣戴震(1723-1777)自刻的《水經注》的一 
段。3 月8 日,有〈記鮑廷博給吳騫札中的戴東原自刊本《水經注》〉一文。 

1954 年2 月18 日,胡先生再次返臺,除了參加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外, 
並至各地講演,與參觀中央研究院新建工程等活動,4 月5 日飛往東京轉赴美國。 
前一天,胡先生曾為陶一珊(1907-1978)的《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迹》作序,文中 
提及「信札是傳記的材料,傳記是歷史的來源。故保存古人信札的墨蹟,其功用 
即是為史家保存最可靠的史料。……最後,我要指出,一切手札墨蹟都有幫助考 
證史料的功用。我在二十多年前曾買得劉子重(銓福)收藏的《脂硯齋評紅樓夢》 
十六面,有他的印章,又有他的三個短跋。現在我看了陶君收藏的兩大冊劉子重 
的短簡真蹟,看了他的許多印章,證實了他的字蹟,我更相信我的《紅樓夢》殘 
鈔本確是他手藏手跋的本子了。舊日石刻本刻的古人尺牘真蹟,也有幫助考證稿 
本鈔本真偽的功用。何況今日有照片影印的新法,古人的墨蹟可以永遠保留真面 
目,後來的史家更可以利用真蹟影本做考定史料的工具了。」

於是,胡先生到了 東京後,在4 月7 日由崔萬秋(1904-1990)陪同重到山本書店,
買了這十二冊,帶回紐約寓所。之後,編了一個「姓名標音引得」,5 月 22 日寫了一篇一千多字 
的跋,8 月13 日又寫了第二跋。 

據第一跋所記,該十二冊保存的是清代一百四十七位學者、文人、書畫家的 
信札一百零六件、詩箋一百件、雜帖十八件,總共二百二十四件。這二百多件信 
札與詩箋,其中絕大多數是寫給海寧拜經樓主人吳騫(1733-1813)和他第二個兒子 
吳壽暘(約1763-1833)的。有一小部分是嘉興張廷濟(叔未,1768-1848)家出 
來的。年代上,約當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時期學術文藝最盛的時代。冊中通信寄詩 
的人,大多數是吳家的朋友姻親,地域以杭州、嘉興兩府為最多,其次是胡州、 
蘇州,其次是揚州、徽州。但冊中所收作者也有十七世紀的人,如查士標 
(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朱彝尊(1629-1709);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前期 
的人,如史大成(1621-1682)、汪士鋐(1658-1723)、汪繹(1671-1706)、王式丹 
(1645-1718)、王世琛(1680-1729)、金甡(1702-1782)等人。所以這十二冊裏的作者 
包括從明末到鴉片戰爭,前後兩百年的學人、文人、畫家、書家。最早的有生在 
萬曆晚年的查士標,最晚的有活到道光後期的張廷濟、阮元(1760-1849),還有身 
經太平天國之亂的高壽學人宋翔鳳(1776-1860)。 

這十二冊都有金爾珍(字少之,號吉石,秀水人,1840-1917)的印章。據 
胡適推測,大概是金爾珍收到了拜經樓吳氏、清儀閣張氏兩家舊藏的名人手蹟, 
稍稍加上編排攷訂的工夫,裝裱成這十二冊,前七冊題作「國 
朝名人書翰」,後五冊題作「國朝名人詩翰」。十二冊每冊首 
頁有目錄,各家書札詩箋的傍邊或上方,往往有金爾珍手寫的 
小傳,雖然很短簡,大致都有依據,字跡很秀逸可愛。可惜有 
小傳的止有六十人。這十二冊大概從金家散出,就流傳到日本 
了。各冊有「樂山堂文庫」楷字長印,又第一冊有「向黃邨珍 
藏印」。末冊有光緒癸未(1883)楊守敬(1839-1915)的題記,說 
這十二冊『近年為黃邨先生所得,甚珍惜之,屬余為之記』。 

胡適先生於前跋寫成後,又陸續發現了十二冊裏有一些不可靠的文件,故寫 
第二跋。他指出,「這十二冊裏最可寶貴的是吳騫父子同時往來通訊、贈答、唱 
和的人的信札詩箋。其次是他們同時的名人,雖然未必往來,但因為時代接近, 
真迹流傳很多,容易辨認,如金農[1687-1764]、劉墉[1719-1804]、阮元、宋翔 
鳳諸人,他們的札箋也是可信的。但這裡面有一些清代初期十七世紀到十八 
世紀前期的名人信札,是很可疑的,或是顯然偽造的。」他剔出了十四札作偽 
的信札,其中第一冊裏的汪士鋐、汪繹、姜宸英、王式丹、王世琛五人各一札; 
第二冊有李良年(1635-1694)一札;第三冊有查士標一札,梁佩蘭(1629-1705)一 
札;第六冊有查昇(1650-1707) 一札等九札,經其仔細比勘,斷定是用吳修 
(1765-1827)刻作底本,用舊紙臨摹來冒充真迹的。又第一冊有朱彝尊家信兩件, 
也斷定是作偽的。「又第一冊有『愚弟麟』一札,原目題作龔翔麟,第三冊也有 
『愚弟麟』一札,原目題作汪懋麟。這兩札都是寄給『同人三兄大人』的,字也 
是一個人寫的,這都是有意假托清初的名人。」又第三冊有一札欵署「錦」字, 
原目題作諸錦。也是假托的。他推想,「大概金爾珍當時收到了拜經樓出來的一 
大批信札與詩箋,他嫌這些札箋時代太晚,所以他加上了一些清初名士的詩箋、 
雜帖,但尺牘還不夠古,他就從吳修刻的尺牘臨摹了九個清初大名手的短札,又 
假托了朱竹垞諸人的五札;這樣就可以整批作古董出賣了。」 
我們從這十二冊複印本中,可以看到胡適先生對冊中信札考證的註記,以及 
跋語。 
目前本館所藏「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冊」,並無原本,僅有微卷、照片, 
以及微卷轉製的數位檔。而贈與郭廷以圖書館的複印本,乃是由數位檔影像輸出 
的紙本。 
(上文人物生卒年,參見朱彭壽編著‧朱鰲、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 
紀年》(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及胡健國編著,《近代華人 
生卒簡歷表》(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3 年)等書) 
(詳細說明二) 



「清代學人書札詩箋」(下)所收諸冊,除《清代名人書札真迹》外,胡適 
先生將他收藏的幾冊函札,命名為「道咸同三朝文人與高麗使臣函札」,包括《□ 
鴈尺一集 潘孔合璧 流》一冊、《□鴈尺一集 張王墨像 水》一冊及兩冊無 
冊名。 

1956 年1 月20 日胡適先生為這幾冊函札寫了一篇跋:「右十五件,計葉志 
詵[1779-1863]三札,汪喜孫[1786-1848]八札,附荅汪孟慈書,署名大勳。不知是 
否孟慈札中所稱翠微使者。又李鈞[1795-1859]、李伯衡、陳用光[1768-1835]各一 
札。諸札上欵皆稱翠微先生,汪札兩稱『使者』,陳碩士札說『辱荷貴邦好學之 
士訪問』,則此人是外國文士駐節北京,似是韓國使者。李鈞札稱『申老先生』, 
葉東卿第二札稱『仲立先生』,可知其人姓申,字仲立,號翠微。大勳似是其名。 
〔胡適後來在旁貼紙補充:「我錯了。大勳是長沙譚大勳,字力臣,曾館于汪孟 
慈家。(見楊守敬年譜咸豐丁巳年(1857))」〕我另得兩冊中國名士寫給另一位 
韓國駐使號『藕船』的,其中張曜孫[1808-1863]一札徵求札『朴坦亝中樞…申翠 
微尚書…』諸人的詩,故申君是東國名士,無可疑。諸札中只有汪孟慈記年月日, 
皆在道光丁亥(七年,一八二七)正月廿七至二月初。另冊張曜孫札題辛丑十二 
月,當道光二十年。」 

胡適在跋中所提到「另得兩冊中國名士寫給另一位韓國駐使號『藕船』的」, 
指的是《□鴈尺一集 潘孔合璧 流》一冊及《□鴈尺一集 張王墨像 水》一 
冊。這兩冊是張伯謹(1903-1988)代他在東京買得的。他在書內貼有紙條註記此 
事:「張伯謹代我在東京買的。共書札五十七通,兩冊,價日幣乙萬元,合美金 
廿五元。原題『□鴈尺一集』,第一字似是『燕』字,不是『魚』字?一冊題『流』 
字,一冊題『水』字,當是用五言兩句編號,原藏至少有十冊。受信之人是高麗 
的一位名士,駐在北京甚久,其字為『藕船』,姓氏待攷。」 

目前本館所藏上述諸冊,並無原本,僅有微卷、照片,以及微卷轉製的數位 
檔。而贈與郭廷以圖書館的複印本,乃是由數位檔影像輸出的紙本。 
(上文人物生卒年,參見朱彭壽編著‧朱鰲、宋苓珠整理,《清代人物大事 
紀年》(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及胡健國編著,《近代華人 
生卒簡歷表》(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2003 年)等書) 
(詳細說明三) 

〈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是胡適先生為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日「《水經注》 
版本展覽」而寫的。當時,北大為了慶祝五十周年校慶,籌辦多場學術展覽;其 
中由北大圖書館負責的部份,除了從館藏善本書選出約五百種展示以外,校長胡 
適五年來搜集的多種《水經注》版本也一併陳列。校慶展覽前,協助「圖書展覽」 
的北大教授王重民於1948 年11 月19 日寫信給胡適,告知毛子水先生擬將展覽 
善本編一目,於12 月初付印,請胡適亦將擬展覽之《水經注》在11 月底編一目。 
胡適看了王重民的信,即將擬送展覽的《水經注》本子整理一番,注明版本來歷。 
12 月 8 日,〈展覽目錄〉寫成,共列九類四十種版本,都有詳細的校注,隨即 
付印刷部加工印製。但是,因北方局勢的急劇變化,12 月16 日北大召開預展會 
時,校長胡適已身在南京。 

1949 年 1 月 4 日,胡適在南京收到北平寄來的十多冊〈水經注版本展覽目 
錄〉排印本。如今這十多冊下落如何呢?目前僅知本館藏有其中三冊,第1 冊封 
面有胡適的藍筆註記:「卅八年一月四日收到此冊。」頁 10,13,14,16-19,21,30 
有胡適的紅、黑、藍筆註記。第 2 冊封面有胡適的紅筆筆記:「適之自校本 重 
校 過 續 收 藏的 用◎ ,借 校 的用 △, 有 縮照 影片 的 用○ 」 , 頁 
2-7,9,12-15,17,19-20,22-23,26,29-30 有胡適的紅、黑、藍筆改訂與註記。第 3 冊 
為胡適自校改本,頁2,5,7,9-10,12-16,18-30 有胡適的紅、黑、藍筆改訂與註記。 
本館贈與郭廷以圖書館的《胡適手批〈水經注版本展覽目錄〉三種》一冊, 
即是上述三冊的影像檔彩色輸出紙本集結而成。最大的特色是,呈現出胡適先生 
各色筆的眉批校注。 
(以上簡介部分內容,摘錄自陳以愛,〈胡適的《水經注》藏本的播遷流散〉, 
未刊稿) 

第1 冊 第2 冊 第3 冊 


王淦1961 還書 The Dreyfus Case by Guy Chapman. Not Guilty, by Judge Jerome Frank and Barbara Frank


1961.1.24 胡適給王淦 (尚找不到他的資料:
*1. Hu Shih 胡適之先生的世界The World of Dr. Hu Shih: 錢端升 ...
hushihhc.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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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0, 2012 - 錢端升在1926.11.4 寫信給旅英的胡適的信是篇好文章. (可參考梁錫華編胡適 .... 胡適王淦從汪的檔案上發現此電的複印本有注: ......)條子,
2. 胡秋原的信**


承還來1. Frank:Not guilty. 2. Chapman:The Dreyfus Case。


**16開大小 
    信札釋文 
        鐘新先生: 
        日前晤致為快。弟曾寄中華二份,一送先生,一送繆君,因寄成街6號故被退回,今認是1街6號之誤,已經再寄矣。 
        星一日先生說到文星事欲與弟一談,茲將奉聞事。是日(上月21日)別後,貴處王淦兄請弟喫茶,王淦兄問弟:“李敖曾有一信給胡適之先生,其中說到他曾認識一個共。黨老師,這共。黨老師叫他到大陸去,但不日老師被捕,聽說已死,不日,胡適之先生告李,謂其師未死。李曾再看他,送他二千元,見其生活失常,遂失望,轉而信仰胡適先生,此共。黨。據云姓周,胡先生(告弟)不知此信在你處否?或你處可看到此信。”弟答: “我也聽說此事,並聽說此信可能不只一封,也不知何處可查。你如何知道的?”王淦兄雲:“此是李敖最近親自告訴我的。”弟問他“何以要說此事?是備案或自首之意?” 
        王淦兄答;“他說此事時,在喝了幾杯酒後。” 
        弟再對王淦兄雲:“我其所以不放鬆此案,即故我對兄所說者略有所聞。王雲本末更詳細一點,但是所說的差不多,問題不在他認識一匪一諜,而在他有此關係,反要戴我紅帽子,而且自稱身份清白,是優秀預備軍官。” 
        王淦兄囑弟勿對外人言,不過當時有於衡君在座。 
        茲須奉告先生者,正因上述理由,弟在本年一月一日向警總正式檢舉李某有匪諜嫌疑。李某是否聞弟已正式檢舉他,才對王淦兄作此表示,弟不得而知,不過他的自白,在弟檢舉之後。 
        將來警總如問弟何所據而檢舉其有匪諜嫌時,弟將以所聞告法庭,而令李某對質。萬一李某在法庭否認此事,弟將在秘密法庭中說道請向貴局調查,但弟將不說出王淦兄之名。以免弟之所言,決非不據。 
        故將來可能提高貴局名字,故寫此以奉告,先生並請轉達貴局局長。弟同王淦兄一定正將此消息報告貴局。葛一先生或沈局長尚無所聞,可否請先生或沈局長從旁查訊,證實其事,以便葛一警總向貴局查訊時,不致證明弟之所言並無其事。 
    專此奉答敬頌 
    勳祺 
    弟秋原 
    五月卅一日



The Dreyfus Case by Guy Chapman, 1956 | Online ...

https://www.questia.com/library/102534772/the-dreyfus-case
Read the full-text online edition of The Dreyfus Case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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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Not Guilty, by Judge Jerome Frank and Barbara Frank in ...

    www.repository.law.indiana.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855...ilj
    by E McWhinney - ‎1957 - ‎Related articles
    Article 6. Fall 1957. Not Guilty, by Judge Jerome Frank and Barbara. Frank in Association with Harold M. Hoffman. Edward McWhinney. University of Toronto.

    Not Guilty by Jerome Frank; Barbara Frank -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598274
    In Not Guilty, Judge Frank returned to issues which had frequently engaged his ... Not Guilty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case histories of persons convicted of criminal ...

    Jerome Frank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rome_Frank
    Jerome New Frank (September 10, 1889 – January 13, 1957) was an American legal ....His last book, Not Guilty was written with his daughter, and published  ...

2015年11月29日 星期日

THE ASIA FOUNDATION 亞洲協會

董橋在1996.11.11寫"讀錢其琛兒子的文章 (hc按:"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

 (錢寧)在"前言"甚至謝謝亞洲基金會對我研究計畫所給予的協助",不顧慮人家會懷疑美國亞洲基金會的政治背景。"


1960年10月27日,中研院的學人宿舍(蔡元培館)落成典禮,中外來賓百多人參與。該館獲 THE ASIA FOUNDATION 亞洲協會6萬美元的資助。除了該館,該學會另助"小型照相機及科學會的15名研究講座的費用。
http://asiafoundation.org/about/
ABOUT THE ASIA FOUNDATION
The Asia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improving lives across a dynamic and developing Asia. Informed by six decades of experience and deep local expertise, our programs address critical issues affecting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governance and law, economic development, women's empowerment,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our Books for Asia and professional exchange programs are among the ways we encourage Asia's continued development as a peaceful, just, and thriving region of the world.
Headquartered in San Francisco, The Asia Foundation works through a network of offices in 18 Asian countries and in Washington, DC. Working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 the Foundation receives funding from a diverse group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agencies, foundations, corpor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2014, we provided more than $108 million in direct program support and distributed textbooks and other educational materials valued at over $11 million.
OUR APPROACH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for our commitment to Asia's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brings together local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governments who are shaping Asia's future.

OUR IMPACT
These are some of the ways we are improving lives and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 Providing 48 million books to tens of thousands of schools,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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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ducating more than a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in over one thousand factorie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on their legal rights, safety, and personal health.
  • Protecting the basic rights of women through our work to counter human trafficking, fight gender-based violence, increa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 legal systems.
  • Providing life-changing 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for newly emerging Asian leaders.
  • Reducing the human and financial toll of natural disasters by equipp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y leaders in disaster planning and response.
  • Creating jobs by improving the business climate and reducing red tape for local entrepreneurs and small businesses.
  • Reducing violence through peacebuilding efforts in some of the most entrenched conflict zones in the region, including Southern Thailand, Pakistan, Mindanao, and Sri Lanka.
  • Conducting ground-breaking empirical surveys to assess the quality and responsiveness of government services, patterns of corruption, and levels of violence, including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ublic opinion poll in 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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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待打字)胡適的兩封信:1936年1月9日復周作人;1937年4月8日他致錢玄同


胡適的這兩封信都很有意思:1936年1月9日復周作人;1937年4月8日他致錢玄同。
考慮在2015年12月16日的漢清講堂的"胡適之先生紀念"時段念出來,作為胡適的代表作來討論。復周作人的信中有"友情、明志";答錢玄同的信考驗胡適的佛學知識。







1936年1月7日,地質學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在君)去世的第三天,周作人致信胡適,勸他少管國事、社會的事.信中說:
"為了在君先生的去世,以及報上所載北大學生情形,不禁又想對兄一進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學生諸方面我們現在可以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評論>的意思,現在卻又提起來了而已,朋舊凋喪,青年無理解,盡足為'汔可小休'的理由,還不如講學論學."
周作人引用<詩經·大雅·民勞>中的"汔可小休"一句詩,勸胡適休息休息,養養精神,有時間不如講學論學.







胡適的這兩封信都很有意思:1936年1月9日復周作人;1937年4月8日他致錢玄同。

考慮在2015年12月16日的漢清講堂的"胡適之先生紀念"時段念出來,作為胡適的代表作來討論。





1936年1月7日,地質學家、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在君)去世的第三天,周作人致信胡適,勸他少管國事、社會的事.信中說:
"為了在君先生的去世,以及報上所載北大學生情形,不禁又想對兄一進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學生諸方面我們現在可以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評論>的意思,現在卻又提起來了而已,朋舊凋喪,青年無理解,盡足為'汔可小休'的理由,還不如講學論學."
周作人引用<詩經·大雅·民勞>中的"汔可小休"一句詩,勸胡適休息休息,養養精神,有時間不如講學論學.







張啟明:胡適和他神龕裡的三位大神
發佈時間: 2012-06-11 16:25 作者: 張啟明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2543次
  (一)

  胡適的下述這段話廣被人稱引: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這是他在1936年1月9日復周作人的信裡的話。之前的1月5日,摯友丁文江去世;上年12月25日,漢奸殷汝耕的“冀省防共自治政府”出籠;再往前,自“一二九”運動掀起的大潮更讓胡適心力交瘁。他本著一貫的“救國不忘讀書”念頭,和蔣夢麟一起,想把學生拉回到課堂上來,但收效甚微。故舊凋零,國是日非,胡適的心境異常苦悶。1月7日,周作人致胡適一信,寬慰他:

  ……為了在君先生的去世,以及報上所載北大學生情形,不禁又想對兄一進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學生諸方面我們現在可以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評論》的意思,現在卻又提起來了而已,朋舊凋喪,青年無理解,盡足為“汔可小休”的理由,還不如專門講學論學。……

  胡適雖是個冷靜的人,但他的冷靜裡蘊蓄著有所作為的熱情和對未來的樂觀嚮往,不像周作人這麼冰冷。他很快復周作人一信,謝謝週的好意,同時從正面闡明自己的“有為”哲學:

  ……我是一個好事者;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我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但不下種必不會有收穫。收穫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信仰已成一種宗教,--個人的宗教,--雖然有時也信道不堅,守道不篤,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爾!”但不久又終捨棄此種休假態度,回到我所謂“努力”的路上。……

  接下來,胡適在信裡提到了他的三位大神。茲再引一遍: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引用了孔子和王安石、張居正的名言,看起來有一種大無畏的氣概,但細細品味,字裡行間滲透著沉痛之感。還在十來歲的娃娃的時候就完成了從有神到無神跨越的胡適,這時又把凡間的人物升格為大神,以安放自己的情感寄託和宗教情懷,充分說明了這時內心的孤苦無助。假如外在形勢一片大好,自己又無往而不適,就不會寫出這樣一篇充滿犧牲色彩和悲壯氣味的文字了。

  (二)

  胡適把孔子作為他的第一尊大神,會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因為在新文化運動中,人們認為他和反孔的戰士們是一路的。雖然他晚年屢屢說自己並不反孔,但他當年在《中國哲學史大綱》里平視諸子、贊吳虞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等諸多作為,確實讓人對他究竟如何評價孔子心存疑惑。在這裡,胡適用了抽象繼承法,單拎出“知其不可而為之”一句,“為之”是“為”什麼?這個胡適存而不論,他要的只是一種積極的狀態,一種勇猛剛健的姿態,要的是“為”本身。將近二十年前,1916年7月29日,他作了題為“孔丘”的白話詩:

  “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由此可知,他對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服膺是其來有自並且一脈相承的。比如在一年半以前所寫的《說儒》一文也對孔子極力表彰,在這篇文章中,他給了孔子一個類似於基督教里耶穌的地​​位。一直到晚年,在台灣與蔣介石分庭抗禮,面折廷爭,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這尊大神在撐著他。

  胡適把孔子當“大神”,當時卻有人把胡適當“孔子”。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報》登載的郭沫若對該報記者的談話中說,“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 。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1954年12月8日,郭氏在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講話再次提到胡適:“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稱胡適為“孔子”為“聖人”的都有誰,我不全知道,但郭氏在這樣嚴肅的場合指出來,當然不會是說誑。有意思的是,胡適自己從沒有這樣標榜過,他從來沒有像康有為、章太炎等前輩一樣自比孔子。而且,前文已說,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甚至還是把孔子拉下神壇的一員大將,他給一般社會上留下的印像大概還是反孔的印記比較深刻些。那麼在何種意義上,會有人把他稱為孔子呢?在胡適的家鄉安徽績溪,有個叫鄣山大峽谷的景區,景區入口胡適塑像的基座上也刻著“現代孔子”四個大字,胡適家鄉的後人們,又是從什麼意義上這樣稱呼這位先賢,抑或還是僅僅地人云亦云呢?

  唐德剛曾稱胡適為“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假如這一判斷能被以後的時間證明是正確的話,那麼在這方面,胡適與孔子倒確有可比性。孔子在世的時候,栖栖惶惶,顛沛流離,但始終抱著他的仁和禮不放,而高唱其泰山其頹的自輓歌;胡適在世,雖然早享大名,但實際上是志不得伸的,所以也是抱著他的自由和民主不放而齎志以歿。守死善道,擇善固執,“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方面兩人是相同的。更往大處講,雖然時隔2500年,兩人對己身所處的中國歷史上大的文化轉型期關口的自覺意識和自我意識是相同的,匹夫而為百世師的擔當意識也是相同的。不管是“霸王道雜之”也好,“儒表法裡”也罷,中國人不能不認同仁義理智信這一套;同樣,不管是中國特色也好,還是中國國情也罷,中國要想走上長治久安的坦途,中國人也不能不認同胡適鼓吹的自由和民主。

  (三)

  王安石和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大政治家,有彪炳的功業。按照胡適的“不朽”論,他們當然是不朽的,就是按中國古人的“三不朽”論,他們也是不朽的。王安石是兼立功與立言,張居正偏於立功,但胡適之所以把他們與孔子並列為三位大神,更是看重了他自己所引的這兩人的各一句話,就是這充滿了宗教情感與犧牲精神的自白,使他們在胡適心目中達到了“三不朽”中“立德”的最高境界。

  把王、張抬到和孔子同等的地位,尊之為神,這在此前和以後胡適的文章或談話裡都找不到。因之確切地說,這三尊大神,更是胡適在1935-36之間的大神,是他這兩年來面對倭患日深、內患孔殷的情勢而苦心焦慮、進退失據的緊張焦急心理的投射。他渴望著能有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大才出來收拾亂局。王、張時代的宋、明政局,和當下的政局頗為相似:中央政府渙散無力,面臨外患內憂束手無策,王和張這時候毅然出來擔當起重整朝綱的責任,雖然結局不盡相同,但當時都出現了氣象澄清、朝野上下為之一振的局面。因此,雖然胡適把王和張尊為大神的原因是本文開頭他所引的兩人宗教性的自白,但背後卻隱含著一個建立不世之業的想望。這也透露了胡適內心深處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傳統士大夫氣質,而與他自己早先標榜的“講學复議政”的單純“議政”的西方知識分子傳統有所區別。

  胡適接觸王安石較早,在早年的日記裡就有一些零星的記載。比如1911年8月29日,他一大早就起來讀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深表佩服,“極愛其議論之深切著名,以為《臨川集》之冠”,這是偏重於“立言”的一面。回國後,二十年代中期,胡適對社會主義一度頗為好感,認為是自由主義的下一步趨向,因此,他在1926年夏秋間赴英經蘇途中致張慰慈的信裡面,給王安石加上了“社會主義”的封號:“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本之中國史上,只有王莽與王安石做過兩次'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試驗”,這是偏重於“立功”的一面。由“立言”、“立功”往上推,就要到“立德”了。1929年5月13日,胡適在日記裡抄了王安石的一首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感慨道“真是有得於佛法的話”,並加以發揮:“認為人生如夢,故無所求。但無所求不是無為。人生固然不過一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豈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嗎?”35年6月19日,又在日記中摘錄了王安石的一首與上引意義略同的詩: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然後一直到這次給周作人的複信裡引王的“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對王安石“立德”取向就呼之欲出了。王安石向佛找力量,胡適又向王安石找力量,其實,求佛就是求己,就是藉佛這個名號把己身的大無畏精神激發出來,做到像胡適自己詩裡寫的那樣,去“幹!幹!幹!”

  三尊大神中,張居正是後來者,但並非是最不重要的。就我看到的,張居正最早在胡適筆下出現是1935年,6月19日日記記載:

  下午讀張居正的《全集》。此人自是五百年中第一個大政治家,其魅力最近於王安石,而處境更難,成績更大。其書牘卷五有《答吳堯山》一書,最為世人傳誦,其中有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

  張居正的這一弘願深深觸動了胡適。這時候的胡適,因為其對國民政府內外政策的基本認同,在民族主義風起雲湧、左翼思潮鼓舞人心的情勢下,已漸漸失掉了青年導師的地位,“詆毀”甚至“溲溺之,垢穢之”的也大有人在,他看到張居正的這段話,能不興“於吾心有戚戚焉”之感嗎?因此很自然地,來年初​​周作人的來信給了他一吐積鬱的機會,給了他把張居正和孔子、王安石並列為大神的機會。

  王安石被供進神龕之後,胡適以後反不大提到他了。倒是張居正,在胡適與友朋的私人通信中,又有所提及,除了“歡喜施與”的境界,他的功業在胡適心目中份量更加重起來。37年4月8日他致錢玄同信中說:

  ……為眾生入地獄,此意分見各經,《華嚴》也常提起。如云:普為一切眾生故,不思議劫住地獄。其散文部分雲:我當為一切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當為一切眾生於一切剎一切地獄中受一切苦,終不捨離。……何以故?我寧獨受苦,不令眾生受諸楚毒。……張居正得力的正是這些。“願以深心奉塵剎”,此中“剎”字與上文“一切剎”之“剎”同……

  這裡把對張居正的理解心得與老友一起分享。抗戰期間,辭去駐美大使後,在與王重民信函往復中,又想起了張居正,並且為張未能在黃宗羲編著的《明儒學案》中佔一席地位而大為不平。43年7月24日,寄給王重民一詩,詩題是“偶寄小詩題《明儒學案》”,詩曰:願將我身作草薦,供人溲溺供人臥。(概括張居正語-胡原註)第一學道有得人,可憐這裡無他坐!寄過詩,怕王重民不理解,8月2號又致王重民一信,加以解釋:

  題《明儒學案》的小詩,只是為張居正說一句不平話。張江陵不重講學,並且曾禁止北京講學。故理學家多說他的壞話,《學案》里當然沒有他的位子。江陵少年登第,他告假回去了六年,做一番預備工夫,然後出來干政治。他的政治事業,在中國全史上沒有人可以比他。但在理學家的眼裡,他是理學的仇人!

  “他的政治事業,在中國全史上沒有人可以比他”,這是多高的評價!又寄寓了胡適對當時國內政治多大的期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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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啟明:胡適和他神龕裡的三位大神

發佈時間: 2012-06-11 16:25 作者: 張啟明字號:   點擊: 2543次
  (一)

  胡適的下述這段話廣被人稱引: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

  這是他在1936年1月9日復周作人的信裡的話。之前的1月5日,摯友丁文江去世;上年12月25日,漢奸殷汝耕的“冀省防共自治政府”出籠;再往前,自“一二九”運動掀起的大潮更讓胡適心力交瘁。他本著一貫的“救國不忘讀書”念頭,和蔣夢麟一起,想把學生拉回到課堂上來,但收效甚微。故舊凋零,國是日非,胡適的心境異常苦悶。1月7日,周作人致胡適一信,寬慰他:

  ……為了在君先生的去世,以及報上所載北大學生情形,不禁又想對兄一進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學生諸方面我們現在可以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評論》的意思,現在卻又提起來了而已,朋舊凋喪,青年無理解,盡足為“汔可小休”的理由,還不如專門講學論學。……

  胡適雖是個冷靜的人,但他的冷靜裡蘊蓄著有所作為的熱情和對未來的樂觀嚮往,不像周作人這麼冰冷。他很快復周作人一信,謝謝週的好意,同時從正面闡明自己的“有為”哲學:

  ……我是一個好事者;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我相信種瓜總可以得瓜,種豆總可以得豆,但不下種必不會有收穫。收穫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信仰已成一種宗教,--個人的宗教,--雖然有時也信道不堅,守道不篤,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爾!”但不久又終捨棄此種休假態度,回到我所謂“努力”的路上。……

  接下來,胡適在信裡提到了他的三位大神。茲再引一遍:

  生平自稱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裡,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一位是張江陵,取其“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歡喜施與。”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

  引用了孔子和王安石、張居正的名言,看起來有一種大無畏的氣概,但細細品味,字裡行間滲透著沉痛之感。還在十來歲的娃娃的時候就完成了從有神到無神跨越的胡適,這時又把凡間的人物升格為大神,以安放自己的情感寄託和宗教情懷,充分說明了這時內心的孤苦無助。假如外在形勢一片大好,自己又無往而不適,就不會寫出這樣一篇充滿犧牲色彩和悲壯氣味的文字了。

  (二)

  胡適把孔子作為他的第一尊大神,會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因為在新文化運動中,人們認為他和反孔的戰士們是一路的。雖然他晚年屢屢說自己並不反孔,但他當年在《中國哲學史大綱》里平視諸子、贊吳虞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等諸多作為,確實讓人對他究竟如何評價孔子心存疑惑。在這裡,胡適用了抽象繼承法,單拎出“知其不可而為之”一句,“為之”是“為”什麼?這個胡適存而不論,他要的只是一種積極的狀態,一種勇猛剛健的姿態,要的是“為”本身。將近二十年前,1916年7月29日,他作了題為“孔丘”的白話詩:

  “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由此可知,他對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服膺是其來有自並且一脈相承的。比如在一年半以前所寫的《說儒》一文也對孔子極力表彰,在這篇文章中,他給了孔子一個類似於基督教里耶穌的地​​位。一直到晚年,在台灣與蔣介石分庭抗禮,面折廷爭,也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孔子這尊大神在撐著他。

  胡適把孔子當“大神”,當時卻有人把胡適當“孔子”。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報》登載的郭沫若對該報記者的談話中說,“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 。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1954年12月8日,郭氏在中國文聯主席團、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講話再次提到胡適:“胡適在解放前曾經被人稱為'聖人',稱為'當今孔子'”。稱胡適為“孔子”為“聖人”的都有誰,我不全知道,但郭氏在這樣嚴肅的場合指出來,當然不會是說誑。有意思的是,胡適自己從沒有這樣標榜過,他從來沒有像康有為、章太炎等前輩一樣自比孔子。而且,前文已說,在新文化運動中,他甚至還是把孔子拉下神壇的一員大將,他給一般社會上留下的印像大概還是反孔的印記比較深刻些。那麼在何種意義上,會有人把他稱為孔子呢?在胡適的家鄉安徽績溪,有個叫鄣山大峽谷的景區,景區入口胡適塑像的基座上也刻著“現代孔子”四個大字,胡適家鄉的後人們,又是從什麼意義上這樣稱呼這位先賢,抑或還是僅僅地人云亦云呢?

  唐德剛曾稱胡適為“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假如這一判斷能被以後的時間證明是正確的話,那麼在這方面,胡適與孔子倒確有可比性。孔子在世的時候,栖栖惶惶,顛沛流離,但始終抱著他的仁和禮不放,而高唱其泰山其頹的自輓歌;胡適在世,雖然早享大名,但實際上是志不得伸的,所以也是抱著他的自由和民主不放而齎志以歿。守死善道,擇善固執,“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方面兩人是相同的。更往大處講,雖然時隔2500年,兩人對己身所處的中國歷史上大的文化轉型期關口的自覺意識和自我意識是相同的,匹夫而為百世師的擔當意識也是相同的。不管是“霸王道雜之”也好,“儒表法裡”也罷,中國人不能不認同仁義理智信這一套;同樣,不管是中國特色也好,還是中國國情也罷,中國要想走上長治久安的坦途,中國人也不能不認同胡適鼓吹的自由和民主。

  (三)

  王安石和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有數的大政治家,有彪炳的功業。按照胡適的“不朽”論,他們當然是不朽的,就是按中國古人的“三不朽”論,他們也是不朽的。王安石是兼立功與立言,張居正偏於立功,但胡適之所以把他們與孔子並列為三位大神,更是看重了他自己所引的這兩人的各一句話,就是這充滿了宗教情感與犧牲精神的自白,使他們在胡適心目中達到了“三不朽”中“立德”的最高境界。

  把王、張抬到和孔子同等的地位,尊之為神,這在此前和以後胡適的文章或談話裡都找不到。因之確切地說,這三尊大神,更是胡適在1935-36之間的大神,是他這兩年來面對倭患日深、內患孔殷的情勢而苦心焦慮、進退失據的緊張焦急心理的投射。他渴望著能有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大才出來收拾亂局。王、張時代的宋、明政局,和當下的政局頗為相似:中央政府渙散無力,面臨外患內憂束手無策,王和張這時候毅然出來擔當起重整朝綱的責任,雖然結局不盡相同,但當時都出現了氣象澄清、朝野上下為之一振的局面。因此,雖然胡適把王和張尊為大神的原因是本文開頭他所引的兩人宗教性的自白,但背後卻隱含著一個建立不世之業的想望。這也透露了胡適內心深處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傳統士大夫氣質,而與他自己早先標榜的“講學复議政”的單純“議政”的西方知識分子傳統有所區別。

  胡適接觸王安石較早,在早年的日記裡就有一些零星的記載。比如1911年8月29日,他一大早就起來讀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深表佩服,“極愛其議論之深切著名,以為《臨川集》之冠”,這是偏重於“立言”的一面。回國後,二十年代中期,胡適對社會主義一度頗為好感,認為是自由主義的下一步趨向,因此,他在1926年夏秋間赴英經蘇途中致張慰慈的信裡面,給王安石加上了“社會主義”的封號:“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本之中國史上,只有王莽與王安石做過兩次'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試驗”,這是偏重於“立功”的一面。由“立言”、“立功”往上推,就要到“立德”了。1929年5月13日,胡適在日記裡抄了王安石的一首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感慨道“真是有得於佛法的話”,並加以發揮:“認為人生如夢,故無所求。但無所求不是無為。人生固然不過一夢,但一生只有這一場做夢的機會,豈可不努力做一個轟轟烈烈像個樣子的夢?豈可糊糊塗塗懵懵懂懂混過這幾十年嗎?”35年6月19日,又在日記中摘錄了王安石的一首與上引意義略同的詩: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然後一直到這次給周作人的複信裡引王的“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歡喜”,對王安石“立德”取向就呼之欲出了。王安石向佛找力量,胡適又向王安石找力量,其實,求佛就是求己,就是藉佛這個名號把己身的大無畏精神激發出來,做到像胡適自己詩裡寫的那樣,去“幹!幹!幹!”

  三尊大神中,張居正是後來者,但並非是最不重要的。就我看到的,張居正最早在胡適筆下出現是1935年,6月19日日記記載:

  下午讀張居正的《全集》。此人自是五百年中第一個大政治家,其魅力最近於王安石,而處境更難,成績更大。其書牘卷五有《答吳堯山》一書,最為世人傳誦,其中有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

  張居正的這一弘願深深觸動了胡適。這時候的胡適,因為其對國民政府內外政策的基本認同,在民族主義風起雲湧、左翼思潮鼓舞人心的情勢下,已漸漸失掉了青年導師的地位,“詆毀”甚至“溲溺之,垢穢之”的也大有人在,他看到張居正的這段話,能不興“於吾心有戚戚焉”之感嗎?因此很自然地,來年初​​周作人的來信給了他一吐積鬱的機會,給了他把張居正和孔子、王安石並列為大神的機會。

  王安石被供進神龕之後,胡適以後反不大提到他了。倒是張居正,在胡適與友朋的私人通信中,又有所提及,除了“歡喜施與”的境界,他的功業在胡適心目中份量更加重起來。37年4月8日他致錢玄同信中說:

  ……為眾生入地獄,此意分見各經,《華嚴》也常提起。如雲:普為一切眾生故,不思議劫住地獄。其散文部分雲:我當為一切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當為一切眾生於一切剎一切地獄中受一切苦,終不捨離。……何以故?我寧獨受苦,不令眾生受諸楚毒。……張居正得力的正是這些。“願以深心奉塵剎”,此中“剎”字與上文“一切剎”之“剎”同……

  這裡把對張居正的理解心得與老友一起分享。抗戰期間,辭去駐美大使後,在與王重民信函往復中,又想起了張居正,並且為張未能在黃宗羲編著的《明儒學案》中佔一席地位而大為不平。43年7月24日,寄給王重民一詩,詩題是“偶寄小詩題《明儒學案》”,詩曰:願將我身作草薦,供人溲溺供人臥。(概括張居正語-胡原註)第一學道有得人,可憐這裡無他坐!寄過詩,怕王重民不理解,8月2號又致王重民一信,加以解釋:

  題《明儒學案》的小詩,只是為張居正說一句不平話。張江陵不重講學,並且曾禁止北京講學。故理學家多說他的壞話,《學案》里當然沒有他的位子。江陵少年登第,他告假回去了六年,做一番預備工夫,然後出來干政治。他的政治事業,在中國全史上沒有人可以比他。但在理學家的眼裡,他是理學的仇人!

  “他的政治事業,在中國全史上沒有人可以比他”,這是多高的評價!又寄寓了胡適對當時國內政治多大的期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