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31日 星期五

『中共如何批鬥胡適思想 』( 連戰的博士論文)

民國五十四年,榮獲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這博士論文更妙, 指導教授是連震東的世交,鄒魯的兒子鄒讜。 連雅堂到中國時與國民黨大老 鄒魯熟識, 博士論文是, 『中共如何批鬥胡適思想 』, 厲害! 連戰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 THE CRITICISM OF HU-SHIH'S THOUGHT IN COMMUNIST CHINA. LIEN, CHAN, PH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6 


翻讀 鄒讜(Tsou TANG)『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


鄒讜(Tsou TANG)『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63-)上海人民,1997

2015年7月28日 星期二

1932年5月13日:“胡適等函請市政府取締翻版書籍”



2月15到4月有"記病"。跳去11月訪武漢大學。


胡適曾發公開信要求政府打擊非法翻版書籍

文人軼事 新華網 2015年07月28日

肖伊緋
  胡適們的“反盜版運動”從呼籲、號召到行動,逐漸產生了推動力與影響力,社會各界聯手整治盜版的舉措也初見成效。
  1932年5月13日,北平《世界日報》上刊載了一條重大新聞,迅即在文化圈與出版界激起反響。新聞題為“胡適等函請市府取締翻版書籍”,全文刊出了以胡適為首的,劉半農、周作人、謝冰心、俞平伯等聯合署名的一封致市政府公開信,一致要求嚴厲打擊非法翻版書籍的印製與販賣。信中稱:“迭據報告坊肆奸商,大肆其翻版手段,漸由上海蔓延平津,稍有價值之書,靡不有翻印偽本,托烏有之店名,劣低廉價,以助銷售,考其內容,則割裂拼湊,不復成文,亥豕魯魚,訛誤百出,著述本旨蕩然無存……深望對此著述出版兩界之蟊賊,特加注意,除分函教育,公安,社會各局,並由各書局隨時偵查舉發外,特此函懇嚴飭取締云云​​”。
  其實,在胡適們的這封公開信發表之前不久,北平文化界的涉及盜版書侵權的舉報與訴訟及政府相關舉措,就已然成為了公眾關注焦點。如史佐才的出版文書被人翻印的舉報,讓北平市公安、社會、教育三局聯合會呈市政府,要求堅決取締盜版書籍及懲戒盜版行為。市政府據此也做出了明確指令,拿出了具體辦法,要求“限日將各種翻版書籍,一律銷毀,倘有故違,由公安局查拿,依法處罰。”當時,這些政府立場與舉措,均刊發於1932年1月12日的北平《世界日報》之上,是要讓廣大市民周知的。向北平政府機構舉報盜版的史佐才,曾任北新書局會計,後入大新印刷廠工作;應當說,他是出版業內人士,對盜版的判定與危害有相當專業的眼光。所以,他的舉報引起了當局的高度重視,相關舉措也隨之出台。
  但就在嚴厲打擊盜版行動的風頭正勁之時,竟還有不法書商頂風作案。他們早前就將張恨水所著小說《啼笑因緣》盜版翻印了上萬冊,又將張著另一部新版小說《春明新史》也大肆翻印;此外,張著《劍膽琴心》、《銀漢雙星》等亦遭翻印,導致張損失慘重,憤然將盜版翻印書商告上了法庭。張恨水的這樁反盜版官司,當年也轟動一時,1932年4月24日的報導稱“法院為保障文化計,維持文人清苦生活計,當不至令奸商漏網”,可見文化界人士對這樁官司的關注,主要還是寄希望於法院判決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不單單是張恨水等的通俗小說類讀物被瘋狂盜版,但凡市面上稍有流行的讀物都有可能被盜版,一些學術著述與學者文集也未能倖免。北平盜版書業規模之大,甚至還驚動了上海新書業公會,專門派人來此調查取證,進行維權活動。當年出版業界有組織地、有針對性地打擊盜版、堅決維權的行動,正在跨地域、跨行業地持續開展,政府職能部門對此也予以了相當的配合與推進。繼張恨水的官司之後,各界力量正在聯合起來,進一步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盜版。而在胡適們的反盜版公開信發表之後,打擊盜版行動更如火如荼,又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級別,繼續深入開展。1932年5月21日,北平市政府“特發一九六七號訓令,內云,為據商務印書館各書店,呈請取締翻版書籍,以維文化,而安商業等情……令行社會、公安、教育各局,迅予核辦……同時準胡適等函請翻版書籍,設法肅清”。以政府法令形式,再一次重申了嚴厲打擊盜版的立場與力度。
  與此同時,一些深受盜版之苦的暢銷書作家,也紛紛以個人名義,或與出版社聯手,集中力量、重點整治一些專門盜版其著述的不法書商。1932年6月14日,文華書局經理鄭朝棟,因盜版被檢舉,被法庭兩傳不到,竟然畏罪潛逃了。就連一貫性情溫和的冰心,也按捺不住其著述被鄭朝棟多次盜版的怒火,委託律師懸賞一百塊大洋,公開登報通緝該犯。一時間,通緝盜版書商的報導,研討如何整治盜版的各界言論,在北平的報刊上層出不窮地湧現著。1930年代初期的北平文化界,胡適們的“反盜版運動”從呼籲、號召到行動,逐漸產生了推動力與影響力,社會各界聯手整治盜版的舉措也初見成效。

2015年7月24日 星期五

誰的身後影像最清晰:胡適、哥德、卓別林、Andy Warhol

誰的身後影像最清晰:胡適、哥德、卓別林、Andy Warhol



今天讀歌德《義大利遊記》/《意大利遊記》 Goethe: Italian Journey 的譯者導言,
Auden, W.H. and Elizabeth Mayer. “Introduction.” Goethe: Italian Journey. London: Penguin, 1970,508頁。這篇導論很值得一讀,文末有譯者的翻譯論。
文中說哥德 (18~19世紀)留下的傳記資訊相當多,多到18世紀英文著名的Boswell的《Life of Johnson》等作品呈現的Johnson遠不夠清楚。
這兩位的傳記資料多以作品和書信為主....
到了20世紀,影星卓別林和藝術家Andy Warhol ,身後都留下超大量的影片和相關作品和材料。
同樣的,日本的許多文藝大師都有其紀念館。
不過,胡適之先生的傳記資訊豐富,也是華人中的佼佼者。


2015年7月23日 星期四

張自忠(藎忱)、鐮刀斧頭旗;疲勞轟炸、歡送從軍學生遠怔



1939至1941年日軍對重慶施行不分晝夜的輪番轟炸。
轟炸最嚴重的時候,幾乎是一次警報聲剛落,另一次警報聲隨即響起。在防空洞裡躲避的中國軍民,給這種無休無止的轟炸起了一個專有名詞:「疲勞轟炸」。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這天重慶天氣晴朗,白日溫度接近攝氏三十度,重慶市民醫院護士蘇顧毅抬頭看見天空有十幾片「像葉子一樣的小小東西」,從很遠就能看見。這十幾片「...
STORM.MG




張自忠(藎忱)樊崧甫說,一九四○年初夏日軍西犯荊襄,張自忠在宣城殉國,第五戰區由李宗仁指揮,蔣介石以敵人逼近陪都大門,特派陳誠幫助指揮,蔣也親自用電話掌握,結果戰鬥失利,宜昌淪陷,參政會提出要懲辦負責將領。其實部隊由蔣介石親自佈置,李宗仁、陳誠不過轉達而已。


 ‪#‎笑蜀專欄‬
中國體制的邏輯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現實歸我統治,歷史我也要佔有。活人必須無條件服從,地下的亡靈也得聽我擺佈。總之必須無限權力,必須控制所有,不留任何餘地。
 
張自忠祭奠儀式上鐮刀斧頭旗的橫空出世,因而毫不足怪。

臉書上看到一張照片,中國大陸軍人列隊向張自忠將軍銅像敬禮。銅像前是幾個士兵用手拉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我很詫異,不禁有點小激動,馬上就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了...
STORM.MG

2015年7月20日 星期一

Goethe、 獅子岩王子= Hubertus, Prince of Löwenstein-Wertheim-Freudenberg


1961.11.23 胡適日記:獅子岩王子來訪。19年前(1942) Hubertus寫信給胡適,希望到中國從軍,為中國打戰。胡先生用他在留學日記中記哥德在拿破侖大戰中,致力於植物學和中國文字的研究,以收斂心思。其劇Essex 之尾聲 (epilogue)乃作於來勃西之戰之日。

  1.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1108027636
    George Henry Lewes - 2011 - ‎History
    Nay, on the very day of the battle of Leipsic, he wrote the epilogue to the tragedy of Essex, for the favourite actress, Madame Wolf.* Patriotic writers are unsparing  ...

Hubertus, Prince of Löwenstein-Wertheim-Freudenberg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Bundesarchiv B 145 Bild-F034373-0001, Hubertus Prinz zu Löwenstein.jpg
Left to right: Fredric March with his wife Florence Eldridge, Helga Maria zu Löwenstein-Wertheim-Freudenberg (born Schuylenburg) with husband Hubertus Prinz zu Löwenstein-Wertheim-Freudenberg at the Premiere of Anthony Adverse on 29. July 1936 in Los Angeles
Prince Hubertus zu Loewenstein-Wertheim-Freudenberg (October 14, 1906 – November 28, 1984) was a German historian and political figure who was an early opponent of Adolf Hitler. He fled Germany and helped to promote anti Naz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a forme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was the author of over 40 books. He was the head of the Free German Authors Association, and was decorated by Pope John XXIII for work towar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Roman Catholic and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1]

See also[edit]

Prince Hubertus was instrumental in returning the island Helgoland to West-Germany from Britain which used this high-sea island for bombing trainings after World War II. He was survived by his wife, Princess Helga, and his three daughters, Princess Elisabeth and Princess Konstanza and Margarethe von Schwarzkopf, a successful journalist in her own rights.

References[edit]

  1. Jump up^ "Prince Hubertus zu Loewenstein- Wertheim-Freudenber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84.Prince Hubertus zu Loewenstein- Wertheim-Freudenberg, a German historian and political figure who was an early opponent of Hitler and, as a refugee, helped arouse Americans against Nazism, died Wednesday in Bonn of heart failure after suffering from peritonitis. He was 78 years old and lived in Bad Godesberg, a ...

2015年7月9日 星期四

何容;黃得時(1909~1999):妙哉!"胡適"對"何容"





第一位臺灣文史學家--黃得時
文.圖片提供/江寶釵(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黃得時(1909~1999),兩三歲時染小兒麻痺症,六歲入私塾修習漢文,八歲進入臺北州海山郡鶯歌庄公學校(現在的樹林國小)就讀。他的書法、日語,受到當時三、四年級吳長溢老師的影響。他的父親黃純青曾任臺灣省參議員,也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一任主任委員,是著名的漢詩人。黃得時的教育除了公學校,還有父親的親自課讀。
1924年中學畢業後,黃得時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短暫就讀,隨後返臺考入臺北高等學校(今臺灣師範大學前身),後又考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今臺灣大學,1933年),專攻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黃得時寫作傳統漢詩,也寫作現代文學中的新詩、小說、隨筆,改編兒童文學,但他一生獻身新聞事業,報人的身分使得他擅長文獻的蒐集與整理,在學術研究方面大有表現,舉凡:中國文化、臺灣文學、鄉土民俗、日本漢學、臺/中日文化交流史,他莫不做過整理研究。
大學畢業,黃得時進入《臺灣新民報》(1937~1945),擔任中、日文副刊主編,後來擔任文化部部長及社編委員。他曾加入西川滿所發起的臺灣文藝協會(1940),並成為該會機關期刊《文藝臺灣》的編輯委員。西川滿旨在建立日籍作家文學史,黃得時反其道而行,致力於編織臺灣作家譜系。1941年,黃得時退出《文藝臺灣》,另與張文環、王井泉組「啟文會」,創日語的《臺灣文學》雜誌,並發起《民俗臺灣》,同時仍負責《興南新聞》學藝欄。
二次世界大戰末,臺灣報社被迫合併成立《臺灣新報》,由總督府經營,黃得時出任文化部長(1944年)。次年,該報改名《臺灣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他出任副編輯主任,負責國際新聞。後來他又在國語日報擔任董事,也任職臺灣省文獻會(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北市文獻會委員,與《臺北文物》、《臺灣文獻》關係深厚。他並參加臺灣規模最大的傳統詩社「瀛社」,擔任副社長。
黃得時最重要的事跡是,在皇民奉公時期,禁止任何使用中國、臺灣語言的中國歷史故事及戲劇的演出,他倡議「改良以解禁」,以日本故事編撰布袋戲劇本,臺詞摻用生活日語,木偶穿中、日合併的戲服,配樂改用西樂或留聲片,使得布袋戲因此可以「領照」演出。
黃得時最有成果的學術志業有兩種,其一:他是第一位通盤性、系統性思考臺灣文學史的學者。由於臺灣人特殊的種族性格,在臺灣特定的地理環境裡、特別的歷史脈絡中,這三個條件顯然缺一不可,黃得時架構起他臺灣文學的信念:「清朝文學裡不存在,明治文學裡也不存在的臺灣的獨特文學。」
29期通訊主題「臺灣文學」,江寶釵(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詳細介紹<第一位臺灣文史學家--黃得時>,網址:http://www.ntl.edu.tw/ct.asp?xItem=2384&ctNode=457&mp=5
圖為黃得時在日本參與研討會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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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日報》是台灣一份以推行國語、普及教育為宗旨的專業報紙,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全文標註注音符號的中文報紙,由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發行。報頭題字者為胡適胡適是早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前身)的成員。

歷任董事長[編輯]

  • 傅斯年(1949年1月-1950年12月20日)
  • 游彌堅(1950年12月-1971年12月12日,台北人)
  • 何容(1971年12月-1990年7月5日)
  • 林清輝(1990年8月2日-1994年12月5日)
  • 林良(1995年3月1日-2005年4月1日屆齡退休)
  • 黃啟方(2005年5月1日- 2014年5月健康因素請辭)
  • 林昭賢(2014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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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容(1903年-1990年7月5日),原名何兆熊,字子祥,號談易,筆名老談,以何容之筆名行世。出生於河北省深澤縣小堡村。《國語日報》創辦人之一,知名語言學家文法學家。曾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著有《中國文法論》、《簡明國語文法》、《每日一字》、《何容文集》,主編《重編國語辭典》、《國語日報辭典》。白話文壇「三老」(老談、老舍老向)之一。

這兩本書,我有1975年版本。
  • 《何容這個人》臺北國語日報社,1992年7月。頁160-73 黃得時:妙哉!"胡適"對"何容"--筆談以來三十年間之軼事

  • 《何容文集甲編》臺北國語日報社,1992年7月。頁66-68,讀書的兩種態度,不朽觀如胡適,"梁(任公)胡(適之)兩公對於他們那一個時代的學術界之貢獻之大,也就在於此 (寫一些概論入門一類的深入淺出的書)。

2015年7月3日 星期五

我對於胡適-雷震案的看法;雷震辭世(1979年3月7日);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簡介










Kuosh Sh 他情史不論後來真正墮落據說是自由中國雷震一案...

Hanching Chung 雷震的事應該從當事人的角度看:雷先生一輩子敬仰胡適,即使牢中、出監。
Kuosh Sh 這倒有趣!沒有鄂蘭海德格情愫之雷

Hanching Chung 一般人很無知:中研院屬總統府。胡適在國外大力救雷。他回台北之前的東京站,毛子水去跟他說些什麼?
胡適決定回國貢獻最後的生命,即死葬台灣,先決條件是不可公開與蔣介石唱反調:去監獄探望雷震即是此類行為。








台灣史上大小事/ 溫紳
「自由中國案」的雷震辭世(1979年3月7日)
自一九五六年以「恭祝總統七秩華誕」對老蔣冷嘲熱諷、以及質疑小蔣之「救國團成立理由」,甚且倡議「反攻無望論」,著實惹火兩蔣及其鷹犬。雷震被打入政治黑牢的十年漫長獄中歲月,埋首撰述六百廿九餘萬字回憶錄;結果,竟被軍方認屬「不妥內容」拍照存證而得以倖存、內容妥當者則悉遭國防部新店監獄以一把火焚燬掉,但歷史終究還是未被世人所遺忘~https://www.facebook.com/windsontw/posts/514686065239771

「台灣史上大小事」:「自由中國案」的雷震辭世
(溫紳 / 1979年3月7日)
「他們把我們的雜誌和黨搞垮了」;但,「不必為我而悲哀,應為我從容取義而感到驕傲。」
⋯⋯更多



蔡漢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e_8YfGsTE

(民視) 台灣演義 2010.10.31. 播放清單http://www.youtube.com/view_play_list?p=A4C68...
YOUTUBE.COM




雷聲一震 響徹全台

今年是雷震逝世36週年



作者:江子揚(政大雷震研究中心‧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助理研究員)
   近年來,每逢時間將屆,全台各地皆熱切響應的二二八紀念活動甫落幕。總歸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文化差異、省籍隔閡等為其主因之ㄧ。1947年,二二八爆發後乃至今日,橫亙在本省、外省間的無形高牆難以拭去。不過,這樣的矛盾曾有機會弭平,甚至攜手合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間,《自由中國》是當時匯聚台灣各界自由主義人士的議政平台,甚至曾經為一股得以稍稍抗衡專制政府的力量。其後,由雷震所領銜籌組的中國民主黨,除涵括外省籍自由人士,如成舍我、齊世英等,更進一步整合本土菁英如高玉樹、李萬居、吳三連、郭雨新等,彼此惺惺相惜。然而,這樣的舉動觸怒了當時正進行黨政改造,欲重新全面掌握權力的蔣介石,1960年9月4日,雷震因「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被捕,後遭判處十年徒刑。
   十年期滿出獄後,隔年中華民國即在外交節節受挫下,喪失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有鑒於此,雷震檢視當時國內外情勢,進一步撰寫成〈救亡圖存獻議〉,提出政治十大建議,並親送至總統府、行政院等,然未獲回應。後雷震於1979年3月7日辭世,享壽82歲。
   今年是雷震逝世36週年。回顧雷震一生,為辦《自由中國》而逐漸由國民黨權力核心離去,堅持自由民主理念,實行政黨政治,進而結合外省籍與本省籍人士籌組反對黨,並因此被捕、下獄十年。出獄後,雷震仍心繫台灣未來的發展,提出〈救亡圖存獻議〉,雖然,當時未被蔣介石政府所用,但檢證爾後國民黨政府的有關改革內容,幾乎與〈救亡圖存獻議〉所述如出一轍,此歷史巧合證明當時雷震所指示的國政方向,是台灣現代化過程的必然之路。最令人遺憾的是,存在戰後台灣已久的省籍隔閡,曾有機會融解,不過卻錯失了,而這樣的情況,時至今日,仍同金箍咒般制約著台灣政治活動,並如幽靈潛伏在社會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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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簡介
1988年四月,雷震先生遺孀宋英女士,以配偶與監察委員雙重身分,請求監察院重查雷震案,並先行追查四點,包括追回雷震先生獄中所寫,卻於1970年刑滿出獄時為新店軍人監獄所扣留之回憶錄與日記。不料在監察院派員調查之際,警備總部審定回憶錄文稿「(一)攻訐三民主義、(二)詆譭 國父及誣陷 先總統蔣公、(三)為匪張目」於先,又函送軍法局轉令新店軍人監獄處理於後。罔顧(或正因)當時輿論與監委正進行調查之事實。此一不可替代之紀念性財產,更為近代史珍貴史料的回憶錄,竟然於同月三十日慘遭焚燬。同年十月,宋英女士由當時擔任律師之謝長廷律師、陳水扁律師與周弘憲律師代理,提出國家賠償訴訟,為國防部所悍然拒絕。2000年我國首次政黨輪替後,前總統陳水扁先生雖然亦曾批示該部進行調查,但此一「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典型案件,仍然無法解決。雷震先生家屬因此在2003年初由臺灣人權促進會協助,組成專家委員會與律師團,籌劃重提國賠訴訟,因而有政府與律師團之協商。協商有成,終於有「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之設立。雷震民主人權基金仍將持續追查回憶錄文稿或可能尚存影本的下落並追索相關責任問題,但調查、懲凶、復原、賠償等等僅是國際理解中之轉型正義的消極面向,此刻也應同時是努力追求雷震案之轉型正義的積極面向,亦即鞏固與深化人權、法治與民主的時候。
因此,此一轉型正義的要求,與《自由中國》論述與實踐遺產的研究和開拓,將主導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的工作方向。
由於資源有限,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將優先致力於下列四項工作的完成:
一、成立雷震年度紀念講座,邀請國際、國內對於人權、法治及民主之知識或實踐有傑出成就之人士發表系列演講,並於事後出版系列書藉。
二、以委託或贊助的方式,協助公民社會組織從事符合基金宗旨的計劃與活動。
三、設立獎學金,以鼓勵年輕世代進行符合基金宗旨的學習與研究。為了表示重視,並將為獎學金得主舉辦公開成果發表會。
四、透過《自由中國》事件的持續研究(包括雷震資料庫的建置及全集編纂的完成)、調查與責任追究,促進對轉型正義所受的重視與落實。
雷震先生對抗威權體制的風骨和勇氣為我們留下令人敬仰懷念的典範。他所領導的「自由中國」雜誌更在議題的開拓和價值的訴求上,留給後來的民主化運動極為重要的思想與論述泉源。以上四項工作已亟需各界的指教與支持,進一步的發展,更是如此。我們誠摰希望自身的努力和社會的支持能夠匯流,讓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成為實踐轉型正義的佳例。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於2004年7月1設立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經過7年籌備階段,於2011年4月23日正式成所。中研院法律所的成立,旨在建立本土法學研究的典範,引領台灣法學研究社群邁向國際。本所目前規劃發展六大重點研究領域,包括: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各領域專任研究人員共十八位,除了定期舉辦各項國內及國際研討會,邀請各國頂尖學者及法律專家發表研究論文,進行密切學術交流外,並定期編輯出版《中研院法學期刊》(TSSCI)及中英文專書叢書。為了強化學術傳承,並曾舉辦「法學薪傳營」,推廣重要法學知識及最新研究成果。本次與公益信託雷震民主與人權基金合作邀請Albie Sachs大法官來臺進行訪問演講,即基於本所「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等三大領域的研究關懷,結合法學研究與社會實踐,透過國際級大師的系列演講帶動國內對於民主、法治與人權觀念的思辨風氣,嘗試讓法學研究從學院走向社會。本所相關資訊詳見:http://www.iias.sinica.edu.tw/

胡適與Charles Dickens


胡先生讀過那幾本Charles Dickens的作品呢?
起碼林琴南"翻譯"的那幾本。
1910.12.17日記:讀"賊史"二冊竟。
 這本應該是Oliver Twist

從原文直接入手的呢?


Charles Dickens, who called himself "The Inimitable", died on June 9th 1870, aged 58. He left behind 20 novels, five short-story collections and a child’s history of England, all bursting with characters so vivid and vital it’s hard to believe they are entirely fictional. From Intelligent Life, how to write like him: http://econ.st/1T8AQLd

王汎森: “主義”與“學問”——一九二○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

王汎森:“主義”與“學問”——一九二○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
作者:王汎森
發佈時間: 2013-07-09 11:07

  近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始終有兩股巨大的力量在競爭,一股是傾向於自由、解放的思潮,另一股是信仰的、統制的、定一切於一途,希望建造一個強大國家的思潮。這兩種勢力有時互相交織,因緣為用,但大部份時候是爭持、對抗的狀態。在一九二○年代新主義崛起之後,這兩股力量的競爭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峰。“主義時代”表現在思想文化上的,便是希望以某種主義去指導、規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活動。但是從清末以來,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之後,有一個“新學術運動”在逐步成形,它認為學術、文化發展的基礎是自由,是不受任何教條的指導或乾涉;這個運動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得到了長足發展,因此與一九二○年代的“主義”狂潮形成了根本的緊張。此後,“為學問而學問”或“為主義而學問”,“專家指導社會”或“革命家指導社會”,提倡教育、學術、實業救國,或是認為“在社會革命成功之前,用不著人才” ,成為互相爭衡的兩股勢力。

一、為政治奠定一個非政治的基礎
晚清以來,中國因為被西方一再地擊敗,許多人開始認真思考救國的道路,逐漸形成了一條主線,向西方學習,以期最後能迎頭趕上西方。他們先在器物層次上努力,接著在政教制度上努力,但是慢慢地發現這些都不是治本之道。他們開始了解到,西方富強的秘密是在其思想、學術、文化,因此,有一批人立志要為富強找到非物質的基礎。他們領略到,中國的衰落,最根本的原因是學術不如人,其餘是枝節。我把這種自覺意識及後續發展籠統地稱之為“新學術運動”。不過,這裡要強調的是,這個運動真正成形是在新文化運動前後的事。
“新學術運動”與清末以來逐漸形成的一個新知識階層分不開,它有許多特徵,此處我只舉出與本文比較有關的幾點略加說明。第一、一九○五年廢科舉之後,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了,“學問”與“作官”變成兩回事,學問的性質遂產生了根本的改變,學問不再需要與現實致用緊密相聯,而且擴大了無限的天地。第二、新知識階層的成員,漸漸對傳統文化採取疏遠或決裂的態度,所以他們傾向於站在一個比較批判的角度對待傳統學問。第三、新知識階層大多直接或間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在科舉廢止之後,他們往往依恃對西方的了解而得以保持其社會菁英的地位。在新學制建立之後,新知識階層的組成份子主要是各級畢業生,從學校中所習得的也大多是一般人所陌生的西方知識。
由新知識階層所主導的“新學術運動”至少包括五個方面:第一、對“知識”的看法與傳統有所不同,傳統士人認為重要的知識帶有濃厚的求道或致用的性質,但”新學術運動”認為應該由“求道”轉向“求知識”。我們不能忽視這種新知識觀的解放作用,它使得追求學問的態度、學問的價值層級及學問世界的範圍產生極大的變化。第二、他們並非不理會學術致用的問題,而是主張提高到另一個層次來看“用”,“無用之用,是為大用”(《莊子》),刻意求立即可見的“用”,反而無用,或只能有小小的用處。第三、“大學”性質的變化。晚清以來的“大學”觀,經歷過一些變化,最早期如熊亦奇的《京師創立大學堂條議》中所設想的大學,基本上是最高一級的學校,並沒有從事高深研究的意涵。但到了新文化運動前後,“大學”逐漸脫胎為一種追求高深學問的機構。第四、他們刻意提倡“教育獨立”與“學術獨立”,用蔡元培(1868-1940)的話說是“超軼乎政治”之教育,陳獨秀(1879-1942)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一則《學術獨立》中說:“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這些口號一方面反映西方學術的實況,另方面是對聖道王功、倫理教化的傳統宣告獨立,同時也是為了與民初混亂黑暗的現實社會保持距離。一九二○年代中期,尤其是北伐以後,則是不想受到來自左(馬列)、右(國民黨)兩種主義及政黨的干擾。他們在學術研究、藝術、文學等方面皆提倡不問現實只問真理,比較常見的口號是“為學問而學問”。第五、他們認為,中國的最根本問題是沒有人才,應該由潛心於各種專業的現代專家來指導社會,而不是由舊士大夫或革命家來指導社會。
以上幾種特質並不是一次發展而成的,在清末只有一些零星的看法,在新文化運動以後才漸成勢力。對晚清以前的中國人而言,這種知識觀是極度陌生的。當蔡元培執掌北大之後,他有機會開始為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學術的社群,並成為領導者。
蔡元培是晚清翰林,以翰林的身份參加革命,在當時的革命團體中可說是非常罕見,但是他還有一項令人矚目的行動,即在一九○七年,以翰林的身份赴德國留學。

二、德國學術之影響
“新學術運動”的領導者們如蔡元培、胡適(1891-1962)等人,對西方學術的了解,主要是受到德、英、美、法的影響,但是美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把大學看作研究院的思想源頭還是來自德國,所以十九世紀初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進行大學改革以來的發展深深吸引蔡元培。蔡元培在清末曾經說過:“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吾將求學於德。”他先赴青島學習德文,然後前往德國。
現代大學的“研究”、“教學”雙元標準是十八世紀後期、十九世紀初期在德國產生的。依據近人研究、在十八世紀前半葉,德國大學教師的聘用、升等,靠的主要是人際關係,在十八世紀後半,開始有一些大學(如哥廷根大學),及一些大學制度的改革者強調研究出版,以增加學校的名聲。但是鼓吹研究出版的人往往也認為,教學才是教授的第一要務,而且當時所謂的“研究出版”,包括教科書、通俗讀物,與十九世紀的高深研究並不相同。在十八世紀末,即使提倡研究出版,仍有人認為教授主要的工作不是發現(discover)。他們認為“發現”是少數天才的工作,而且常常帶有偶然性,並非每一個教授都能夠“發現”一些新東西,所以用“發現”來衡量一般大學教授是不切實際的。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尤其是洪堡德改革之後,大學在聘人及升等方面,才敢普遍地採用現代人所熟悉的“研究”及“教學”二元製,而且把“研究”擺在第一位,認為大學除了教學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從事高深且具創造性的研究。當時所謂的研究出版,不再是教科書之類的東西,而是指只有同行才能欣賞的窄而深的研究。
除此之外,十九世紀德國的許多大學教授,把學術的非現實性當作學術自由的保證,並提倡學術獨立,認為學問不應該汲汲於求得立即性的、實用性的效果,但仍然認為學問不能與生活完全分開。
蔡元培到德國求學時已經遠在洪堡德大學改革近百年之後,他進入萊比錫大學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心理學,一直到武昌起義後才束裝回國,並於一九一二年一月,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同年七月去職之後,再度遊學於德、法兩國,一直到一九一六年冬才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當時中國學界中,他應該算是對西方學術研究精神與高深學術建置領略較深的人,所懷抱的理想也與他人有所不同。他執掌北大後,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說,“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故大學不是京師大學堂一般的官僚養成所,也不只是在課堂上聽受知識,也不是為了“學成任事”,而是為了創造知識。這幾句話在今天看來平淡無奇,但是若對照傳統中國的學問觀,及民國初年的整體社會文化環境,卻是非常突出的宣示。
蔡元培的學術態度是對於各種學說,依世界各國大學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兼容並包。他並強調以大學為全國文化的中心:
自今以後,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
吳稚暉(1865-1953)形容蔡元培一生的獨特懷抱時說:他最大的理想是中國要出幾個大學問家,認為如能出幾個大學問家,則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必然不被輕視。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深信道德與學術可以救國這個信念,臨終遺言便是“道德學術可以救國”。蔡氏屢屢提出“讀書救國”,或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把讀書與救國相提並論,其意態是非常清楚的。
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期間,為了鼓舞學生潛心研究高深學問,創立了各種研究所,作為高年級學生研究的場所,同時辦了不少“研究會”,提供學生研究切磋的機會,這些作為在當時都是非常具有創新性的。我們如果翻開《北京大學日刊》,便可以看出當時北大教師、學生,嘗試推展各種研究的蓬勃氣氛,而北大的模式成為後來中國各種高等學術機構的模範,它標誌著一種與傳統中國知識生產模式的斷裂,及研究、創新知識的新機制的形成。
吳稚暉的思維比蔡元培更為現實,他不大在乎蔡元培所強調的形上部份,而是更貼近實業。但他認為實業中有幾種層次的分別,如果全國皆是實作的工匠也還是不行的,必須有一批人研究高深的“實業之學”,才有希望帶動一國的實業,故他屢言要“力爭科學之上流,以樹其導標者”,要能有拿不起斧頭、鑿子,“寒暑手一編之通博文人”,成為“工學名家”,而後一國實業才有希望,因為“高材多則中材自不可勝用”。他還把科學提高到道德層次──“主張物質文明的人,似乎主張得​​博愛更切”,“我們正就要仗著物質文明,達到圓滿慈愛”, 甚至說出“領我們同進大同博愛世界,便是機關槍”的話。而且還把工業化與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理想聯繫起來,認為一個國家愈工業化,愈能實踐社會主義,世界大同亦愈有希望。吳稚暉在鼓吹高深的科學研究之外,還鼓吹所有人都能在工廠中勞作,既有高深,也能普及,他總結這種主張為“工學主義”。蔡、吳的學術思維有所不同。蔡元培很重視人文學科,吳稚暉則統稱之為“混蛋的”人文學科,他反對哲學、文學(“混蛋的文學和哲學”), 連法學、政治學也在蔑棄之列。他不止一次明白宣稱自己“信仰著科學”, 崇拜機器,希望“鼓吹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出來”。蔡元培對“主義”較不感興趣,而吳稚暉則把他的“工學主義”放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的架構下,但歸根結底,他們在一個沒有多少現代學術根基的國度裡,提倡高深學術,提倡教育、實業的用心卻是一致的。
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1881-1973)、張靜江(1877-1950)等辛亥革命的元老,懷抱比較相近;他們認為,辛亥革命看似成功其實失敗,一致認為學術不發達是一切失敗的主要原因;他們所嚮往的境界是由一批學有所成的專家來領導社會。他們強調一種新的“社會中心論”,認為以當時中國的空虛、混亂,如果能有幾十個大學問家作為社會重心,則國家可以得到比較健全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後來 ​​都是成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或其它高深學術機構的熱心支持者。
提倡學術、教育、實業救國的人,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范源濂(1867-1927)、丁文江(1887-1936)等都應該包括在內。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氣氛下,他們零星的言論統合成一個有點籠統但卻很有力量的大方向。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兩個口號“民主”與“科學”,為”新學術運動”定下了方向。在過去,科學是一種默默的實踐,現在是有意識的提倡,是舉國囑目的口號,是一種所向披靡的主義,有時候還被抬高到宗教的高度,出現了科學可以解釋一切,支配一切的高貴夢想。
胡適並不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他的科學知識也相當有限,但對西方科學的活動有相當的了解,他是“提高學術”的一個非常有力的提倡者,而且在五四運動之後面臨“主義”及學生運動挑戰時,態度始終不曾動搖。胡適這方面的言論相當多,從早年的《非留學篇》,到《提高與普及》、《學術救國》、《論學潮》等大量文章中,反复陳明這個宗旨。胡適反對當時“普及學問”的思潮,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還沒有東西可以“普及”,他反復強調要“提高”──“我們沒有文化,要創造文化;沒有學術,要創造學術;沒有思想,要創造思想。”要“無中生有地去創造一切”,“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又說:“你們知道無論我們要作什麼,離掉學術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張要以人格救國,要以學術救國”。一九二二年他們辦“努力社”時,社員的標準是要有操守,要在自己的職業上占得住,所嚮往的是形成一批有學問的專家來領導社會。
胡適的主張顯然近於蔡元培。他在五四運動之後,已經敏感到學生運動的大潮逐漸淹沒一切,所以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他都態度鮮明地鼓吹學生回到教室,從事“絕不關時局的學問”,為中國建立一個精神文明,不要被社會革命的潮流卷去。
在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期間,“新學術運動”有一些曲折的發展。照理說從一九一七年起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個以文學、倫理等為主的文化運動,主張以“一點一滴的改造”來解決政治社會方面的問題,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政治運動,它們的性質相當不同。曾經身歷其事的常乃悳(1898-1947)認為,當時“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發展出魚幫水、水幫魚的作用。胡適則感嘆新文化運動進行不到幾年,卻被五四的政治運動給打斷了。其實常、胡兩位的觀察都有相當道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時合時離,正代表民初中國思想界中並進的兩輪。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派青年批判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一致的,國故派很快就衰落了。新派青年之間基本上認為救國大致可以有兩條路,一條是文化的、學術的,以新潮社及其出版的刊物為代表;另一條是政治救國的路線,以國民社及其刊物為代表。《新潮》主張發展學術研究,在該刊發刊詞中傅斯年(1896-1950)沈痛地指出國人應該知道西方之學術“美隆如彼”,而中國之學術“枯槁如此”,鼓勵青年們沈潛於學術,迎頭趕上西方。而國民派偏向平民教育、政治宣傳與活動。
在五四前後,受俄國大革命及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影響,思想界的氣氛有了微妙的變動,走學術文化救國的一路以蔡元培、胡適及他們的學生如傅斯年等為主,在政治上趨近於英美的自由、民主、法治。當時思想界發展出另一派,他們不滿英美的思想制度,步趨俄國、走社會革命的路線,希望在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之外另造一個新的理想社會。柳詒徵(1880-1956)《中國文化史》有這樣的觀察:“歐戰以後,世界思潮,回皇無主,吾國學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於中國舊有之思想制度,亦復不滿於近世歐美各國之思想制度。”
此處必須對主義崛起作很簡略的交代。五四運動之後不久,無政府主義與俄國共產主義的混合體便已風靡知識界,這裡面當然涉及許多細節,非此處所能具論,意識到這股“主義”思潮的衝擊,胡適才會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寫下“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釀起了“ 問題與主義 ”的論戰,但是“主義”的勢頭非常之大,決未因胡適的文章而有任何消褪。
我們在數量龐大的五四社團與期刊中,看到一些微妙的變化。一方面可以看到原先提倡思想文藝、個人解放的社團高度政治化,乃至於主義化了;另方面是,真正堅持新文化運動中註重文學、思想、研究,以及一點一滴改造社會的主張者比例偏少,大部份的社團都主張從事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造。這些社團與期刊大多倏起倏滅,但是它們的成員後來大幅影響了國家的動向。
以下我將舉例說明五四之後,大量期刊與社團政治化、乃至於主義化的現象。
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為例,“少中”初創時期,該會的領導人王光祈(1890-1936)公開表示希望將中國造成一個富強之國,但是他也表示不願照西方國家的老路走。他明白表示反對政治鬥爭,希望提倡社會事業,希望通過發展科學、文化教育及振興實業來改造中國,鼓勵社員們從事專門學問,成為各行各業的專家。但是過了不久,部份社員群起而哄之,希望“少中”應該有一個“主義”,而且是政治的主義,並逐漸地分裂成為南北兩派。北方的社員受李大釗(1889-1927)影響較大,傾向於這個“主義”便是馬列主義,而南方的社員,則比較傾向於先多方研究,不要馬上立定一個“主義”,雙方在幾次大會中吵得不可開交,最後歸於分裂。“少中”的“主義派”認為救國所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學問,認為研究學問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另一份類似的刊物是河南的《青年》,該刊每期印行四、五千份,在河南影響甚大。它一開始主張改造萬惡的社會必須從改造個人的思想、道德方面入手,可是很快地也轉向社會改造的路線。鄭振鐸(1898-1958)、瞿秋白(1899-1935)等人所辦的《人道》,一開始也主張“零碎的社會事業”,但是鄭、瞿兩人也很快地投向主義的陣營。安徽《蕪湖》,在“ 問題與主義 ”論戰之後,主張要多談問題少談主義,認為應該“藉著一個問題來應用我們一種主義研究的心得,才可免卻'無的放矢'的毛病”,“進化或改造,不是一步登天的事,是積日累月,一點一滴成功的”,因此大談各種“問題”,可是這個在安徽影響很大的刊物也很快地主義化了。
比較有趣的是陝西的《共進》。它的成員曾經發展到三、四百人之多。在主義狂熱之時,《共進》提出中國“要知識分子專政才有希望”。《共進》主張政治改造是社會改造的先決條件,但主張知識分子專政,組織小實業團,奉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們顯然既受政治化、主義化之影響,但又不滿當時最盛行的以工農百姓為主體的社會革命的主張,故轉而提出相反的論調,認為要“知識分子專政”,國家才有希望。
不過,我必須強調在青年社團大幅政治化的大潮中,仍有許許多多人堅持新文化運動的學術文化理想,依然主張點滴改造,或信仰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如“新潮社”,它贊同胡適所提出“零碎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認為應當存“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新潮的健將羅家倫(1897- 1969),呼應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特別主張“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並反對學生只知作群眾運動。除了 ​​《新潮》,我們還看到主張讀書即救國的《浙江青年團團刊》;主張研究學術、宣傳文化的《新共和》;受到杜威實用主義影響,認為改造社會必須先從學校入手的《浙江第一師範十日刊》等。兩種社團或期刊之間的分裂,以及它們之間的比例,顯示了一代青年的新動向。

三、思想世界逐漸形成嚴重的分裂
學術救國與學習英美的一派,認為中國的積弱是中國歷史內部的弊病,是“五鬼鬧中原”(胡適語),或是用林語堂(1895-1976)的話說:“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而不盡是西方帝國主義侵凌的結果,中國的目標應該是盡量趕上十九世紀以來歐美的文明。而主張社會革命的一派則認為歐美近世文明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文明,不是中國學習的目標,要緊的是打倒資本主義,創造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會。
從晚清以來超過半世紀以上,人們追尋歐美近世文明唯恐不及,此時卻蛻化出另一條路,抹煞所有一九一七年以前之西洋文明,對晚清以來的救國道路進行大逆轉。這一類言論在後五四青年中俯拾皆是。我想最清楚扼要回顧這一現象的是一九三三年有關“現代化”的一次討論。當時所謂“現代化”是指學習歐美文明,尤其是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的西歐文明,但是俄國大革命成功之後,馬克思、列寧的主義成了最新鮮動人的思潮,“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的時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毀為資本主義的副產製度了。凡是維多利亞時代最誇耀的西歐文明,在這種新估計裡,都變成了犯罪的、帶血腥的污玷了”。新青年人的議論 ​​,幾乎全傾向於抺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胡適說:“若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麼,這幾十年的一點點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們的留戀,也許都得一把劫火毀滅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願。”我們可以說,從一九二○年代以後,繼續走西方一九一七年以前文明的路與反西方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文明,形成了不相上下的兩條道路。在人才與學術的觀點方面,也形成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派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受過現代學術訓練的人才,一派認為在社會革命尚未成功之前,實在沒有用得著人才的地方。
這兩條路當然不能截然劃分,當時青年的思想世界充滿含混的成份,他們基本上沒有太多能力與機會直接閱讀洋書,所以總是從各種譯本或宣傳冊子一鱗半爪地抓取,或是從各種文章中去撿拾,一個人的思想中常常會出現互相矛盾的成份,而且往往在很短的時間內前後思想有著急遽的轉變。
俄國大革命的成功以及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不只帶來了兩條道路的分歧,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造成關鍵性的影響。從一九二○年代起,中國的政治文化迅速地“主義化”。孫中山(1866-1925)是晚清首先提出一種鮮明“主義”的政治家。在一九一九年以後,他顯然受到五四運動及馬列主義的影響,積極地以主義再定義革命。他努力著述、演講,把原來只是幾個口號的“三民主義”充實成為一個有理論體系的《三民主義》。在一九二四年,他宣布聯俄容共,接受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模仿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軍事組織,希望在“主義”或“黨義”的指導下,完成革命的任務。
左、右兩種主義是有所不同的。左翼的新主義者認為”新學術運動”所倡導的是一種浮在社會上的學問,常有敵視的味道,甚至要以“主義”來籠罩學術。”新學術運動”的領導人們則對“學術”與“主義”之間,堅持一種清楚的區隔。
在文章一開始時,我曾經提到蔡元培、胡適等人強調學術獨立,這個態度在西方近代學術中當然可以找到明顯的痕跡。但他們對於西方康德的“超乎現實利益之上”(disinterested)的態度、十九世紀初以來“為藝術而藝術”之論及韋伯的“價值中立”思想等,似未深知;不過,他們充份了解西方為求得真理而努力的純淨態度,是造成十八、九世紀以來學問與實業進步的根本要因。除此之外,堅持學術的獨立性還有幾種本土的原因。第一、前面提到,”新學術運動”一開始便明顯地與傳統求道、致用,或過度倫理道德化的知識觀決裂,所以強調追求學問真理本身便是一種完滿具足的價值。第二、民初以來軍閥社會黑暗齷齪,而”新學術運動”生長的土地正是他們認為最黑暗的社會,強調“學術獨立”,不以學問為功利的敲門磚,正是知識分子刻意創造的一種“自我疏離感”── 一方面拔身於昏濁的現實社會之外,一方面發展一種獨立的領域,以保持人格及求知的純度。
軍閥時期知識分子有意識的“自我疏離感”很值得深入探究,而且是左、右兩翼人士共有的特質,其總傾向是“非政治”。當五四運動爆發時,杜威正好在中國,他的觀察是當時中國士人有強烈的“非政治”傾向。這種傾向當然有現實利害的考慮,不希望多談政治以免觸怒軍閥,但是這方面的考慮是相當次要的,真正的原因一方面是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同時又對當時政治社會的齷齪混亂感到強烈不滿,寄望以政治以外的途徑解救國家。蔡元培“進德會”的規約中有不作官、不作議員;胡適等人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以文學、倫理之革命為中國“創造一個新的精神文明”,而且主張二十年不談政治。當時青年矢志不參與現實的政治活動,許多五四的社團(如少年中國學會)在嚴肅討論之後規定社員不准涉足現實政治,都是對現實政治社會“自我疏離”的一種表現。
自我疏離也表現在其它方面。當時青年一方面痛罵黑暗社會,一方面矢志要純潔、光明,實行“人格公開”,用各種方法來鍛煉自己的人格,以免被現實的惡風氣所熏染,也是對昏濁社會“自我疏離”的表示。但“自我疏離”並非遁世,而是要把自己抽離到一個高度之後,再以另一種方式參與現實,有的主張潛心投入學術文化,有的主張投入社會改造的工作。

年輕時的幾日“墮落日記”:胡適和季羨林

胡適的"留學前"日記(幾天)


這篇的大缺點是沒說出那年那月的日記,待查。
胡先生真正的“墮落日記”是喝酒爛醉。



2015-07-02 

胡適和季羨林:年輕時的“墮落日記”

來源:網絡轉載自:散文詩歌(微信公號)
編輯:學妹



季羨林的清華園日記:

二日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試的無聊。一些放屁胡謅的講義硬要我們記!
大千走了,頗有落寞之感。


十三日

昨夜一夜大風,今天仍然沒停,而且其勢更猛。
北平真是個好地方,唯獨這每年春天的大風實在令人討厭。
沒做什麼有意義的事——媽的,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洩氣,還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麼東西?
二日

今天作Faust的Summary。
無論多好的書,even Fausteven Faust。
只要拿來當課本讀,立刻令我感覺到討厭,這因為什麼呢?我不明了。
過午看女子籃球賽,不是去看想[打]籃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因為說到籃球,實在打得不好。
三日

今天整天都在預備Philology,真無聊。我今年過的是什么生活?不是test,就是reading report,這種生活,我真有點受不了。
四日

今天早晨考Philology,不算好。
過午作Faust的Summary,也不甚有聊。
這幾天來,一方面因為功課太多,實在還是因為自己太懶。Halderlin的詩一直沒讀,這使我難過,為什麼自己不能督促自己呢?不能因了環境的不順利,就放棄了自己願意讀的書(寫文章,也算在內)。
五日

今天又犯了老毛病,眼對著書,但是卻看不進去,原因我自己明白:因為近幾天來又覺到 ​​沒有功課壓腦袋了。我看哪一天能把這毛病改掉了呢?我祈禱上帝。零零碎碎地看了點Halderlin,讀來也不起勁,過午終於又到體育館去看賽球。
五日

開始作論文,真是“論”無可“論”。
晚上又作了一晚上,作了一半。聽別人說,畢業論文最少要作二十頁。
說實話,我真寫不了二十頁,但又不能不勉為其難,只好硬著頭皮乾了。
二十五日

……今天開始抄畢業論文,作到[倒]不怎樣討厭,抄比作還厭。……
二十六日

今天抄了一天畢業論文,手痛。……
二十七日

論文終於抄完了。東湊西湊,七抄八抄,這就算是畢業論文。論文雖然當之有愧,畢業卻真的畢業了。
晚上訪朱光潛閒談。朱光潛真是十八成好人,非常frank。
這幾天淨忙著做了些不成器的工作。我想在春假前把該交的東西都做完,旅行回來開始寫自己想寫的文章。



胡適的留學日記

7月4日

新開這本日記,也為了督促自己下個學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讀完手邊的莎士比亞的《亨利八世》……
7月13日

打牌。

7月14日

打牌。7月15日


打牌。7月16日


胡適之啊胡適之!你怎麼能如此墮落!先前訂下的學習計劃你都忘了嗎?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這樣下去了!7月17日


打牌。7月18日


打牌。

後記:季羨林日記出版時曾被建議刪改,季羨林則決定一字不改:“我70年前不是聖人,今後也不會成為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