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胡適:容忍與自由──諒解別人的見解

【推薦閱讀】胡適:容忍與自由──諒解別人的見解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的,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胡適.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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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中國近代最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始終堅持自由的重要性。在對於自由進行了超過四十年的思索與提倡之後,晚年的胡適,換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告訴我們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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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3日 星期日

轉載:〔五四〕都要過第九十四個年頭,雖然換了另一批的中老年人,但荒唐捅下亂子的情境依舊。

無《無大臣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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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都要過第九十四個年頭,
雖然換了另一批的中老年人,
但荒唐捅下亂子的情境依舊。

2014年3月13日 星期四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1923 : “胡適中國研究小叢書” 《胡適講國學》,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等等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作者:[胡適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裏,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地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無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真偽的考訂。考訂真偽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閑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為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為訓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為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著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卻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鉤沉》、《小學鉤沉》、《玉函山房輯佚書》和《四庫全書》裏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發現古物。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道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00),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

 “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彌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資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裏抬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鑒于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擴大研究的範圍。
2)注意系統的整理。
3)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為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基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


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各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裏,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裏,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裏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消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劃,每部的字也依筆劃),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仇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幾席之間,非校仇之良法歟?(《校仇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于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抄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為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若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乙)結帳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帳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帳的必要。學術上結帳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裏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帳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長增高的。古代結帳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帳的事業。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帳,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嘆”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匯纂,便又可以明白結帳式的整理的需要了。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為二千年的《詩經》爛帳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帳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歎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帳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帳。《詩經》的總帳裏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帳。
B)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帳。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帳。
D)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恒,崔 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迷的帳。

有了這一本總帳,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帳裏未曾解決的懸帳: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閑詁》、《荀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帳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帳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帳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
(-)民族史
(二)語言文字史
(三)經濟史
(四)政治史
(五)國際交通史
(六)思想學術史
(七)宗教史
(八)文藝史
(九)風俗史
(十)制度史

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工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呢?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余,墨家的“鉅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於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元(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 Karlgren,如 Baron von 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裏,朝鮮語裏,安南語裏,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裏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瞭解中國禦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瞭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墨子》裏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系辭傳》裏“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裏“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里斯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署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 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19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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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漓江出版社. “胡適中國研究小叢書”包括《說儒》《禪宗是什麼》《中國中古思想小史》三本﹐是胡適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成果。
 《說儒》一書包括《說儒》和三短篇. 定價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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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一篇移到此文可以更了解此主題在胡適之先生的學術歷程......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胡適   研究國故的方法
(--------選自「東方雜誌」第18卷第16期(1921825上海出版)。這事在南京大學的演說詞,由枕薪記錄。又收入「國文學會叢刊」第1卷第1期及范壽康編「我們怎樣讀書」(19316月上海開明書店版)。
在胡適日記 1921.7.31 附此文發表在84民國日報覺悟副刊》,並有附此記多誤不及改 修改稿見192211國文學會叢刊1卷第1換句話說下文不理想待抽換)



研 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個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於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的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兩種 原因:(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出現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面,當然是不足道的。就算(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得)淺薄的很,這樣當然不能引 起青年們底研究興趣了。(二)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系統了。歷史書一本有系統的也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算)是文學(這)一方面,「詩經」總算是 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底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底研究而作的。所 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於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它成為有系統的。對於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 的興趣,並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國故」底名詞,比「國粹」好的多。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後,這「國故」底名詞於是成立。如果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國渣」,「國故」(national past)這個名詞是中立的。我們要明瞭現社會底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一)歷史的觀念: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於國故沒有研究興趣的緣故,就是沒有歷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他作歷史看。清乾隆(17361795)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本了歷史的觀念,就不油然而然的生出興趣了。如道家煉丹修命,卻是很荒謬的,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了歷史的觀念,看看他究竟荒謬到什麼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舊書當作歷史看,知它好到什麼地步,或是壞到什麼地步,這是研究國故方法的起點,是「開宗明義」第一章。
(二) 疑古的態度: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譬如「書經」,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之別。有人說,「古文尚書」是假 的,「今文尚書」有一部份是真的,餘外一部份,到了清時,才有人把他證明是假的。但是現在學校裡邊,並沒把假的刪去,仍舊讀他全書,這事我們應該懷疑的。 至於「詩經」,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刪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關雎」這一首詩,孔子把他列在第一首,這首詩是很好的。內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 伊做妻子,但這事不易辦到,於是男子「寤寐求之」,連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呢!這能表現一種很好的愛情,是一首愛情的相思詩。後人 誤會,生了許多誤解,竟牽到旁的問題上去。所以疑古的態度有兩方面好講:(1)疑古書的真偽。(2) 疑真書被那山東老學究弄偽的地方。我們疑古底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麼要緊。我們知道,那一個科學家是沒有錯誤的。假使信而錯,那就上 當不淺了!自己固然一昧迷信,情願做古人底奴隸,但是還要引龐仁義入於迷途呢!我們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懷疑,庶能不上老當呢!如中國底歷史,從盤古氏 一直相傳下來,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來很是可信。但是我們要懷疑,這怎樣來的呢?根據什麼呢?我們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究其來源怎 樣,要知道這年月的計算,有的是從偽書來的,大部分還是宋朝一個算命先生,用算盤打出來的呢。這那能信呢!我們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 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後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也是不可靠的, 我敢斷定它是偽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土地麼?四部書裡編的經、史、子三種,大都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
(三) 系統的研究:古時的書籍,沒有一部書是「著」的。中國底書籍雖多,但有系統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們研究無論什麼書籍,都宜要尋出他底脈絡,研究他的系 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麼東西,就須從歷史方面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尋 出因果的關係,前後的關鍵,要從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裡邊,去尋出系統來。
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進步,這話荒謬的很,足妨害我們研究的興趣。更有一外國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說中國自從唐代以後,就沒有進步了,這也不對。我們定要去打破這種思想的。總之,我們是要從從前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裡邊,以客觀的態度,去尋出系統來的。
(四)整理:整理國故,能使後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兩方面講:

1         形式方面: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
2         內容方面:加上新的註解,折中舊有的註解,並且將上新的序跋和考正,還要講名書底歷史和價值。
我們研究國故,非但為學識起見,並為諸君起見,更為諸君的兄弟姊妹起見。國故底研究,於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底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







*****


“整理國故”是民國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雜誌針對國故、國粹研究提出的主張。其後經胡適提到“新思潮的意義的高度”作為對待處理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方針。由此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規模較大的“整理國故運動”。 
胡適在1919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1923年 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他更系統的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 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重新評價一切價值”。他認為,這種“評判的態度”主要是對制度風 俗、聖賢遺訓和社會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這三方面作以理性為標準的重新評估。這三方面的重新評估,與中國舊有的學術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我們對於 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這三項中,“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 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出一 個真價值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不講究學術淵源和思想的前因後果,“大 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有種種武斷的成見”和“可笑的迷信”。針對這些,他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四個具體步驟: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 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 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綱領
對 於“保存國粹”的主張,胡適作出激烈批評:“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 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幾年後他寫道:“中國的一切過去 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 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這 些可說是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亦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 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因此,人們不應指責這是復古、守舊,是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更不應以“全盤、激烈、徹底反傳統” 的“文化激進主義”來批評胡適。

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
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胡適還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
一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突破傳統樸學僅把義理之辨的儒學經典作為研究對像的狹窄範圍,將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古代各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與這些經典一樣作為歷史研究的物件,這就使研究物件極大地豐富,並且必然填補許多研究的空白。
二 是“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具體提出“索引式整理”、“結賬式整理”和“專史式的整理”。這種專史研究又細分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 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和制度史這十個方面。也只有分專史研究,國學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即要借鑒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則,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





  • 胡適講國學--新編胡適文叢

  • ( 15條評論)
  • 胡適著/2012-08-01/ 文化藝術出版社
  • 《胡適講國學》為“新編胡適文叢”之一,以全新的編排體例,讓人們得以通過與以往不同的角度解讀胡適。 收錄了胡適對於國學的經典文章,勾勒出胡適在這個領域中開創性的面貌。 這些文章縱橫捭闔,深入淺出,
     【本書目錄】
    新思潮的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論國故學——答毛子水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
    “研究國故”的方法
    再談談“整理國故”
    古史討論的讀后感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中國思想史綱要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
    先秦名學史(節選)
    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
    諸子不出王官論
    說儒
    孔子——應運而生的圣者及其偉大貢獻
    論孔老關系及老子是真正的儒
    論墨學
    漢初儒道之爭
    井田辨
    書院制史略
    論《春秋》答錢玄同
    讀《呂氏春秋》
    淮南王和他的著書
    讀《北史》雜記
    司馬遷替商人辯護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爭自由的名言
    記李覯的學說——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顧炎武——反理學的思想家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顏習齋哲學及其與程朱陸王之異同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擬“整理國故”計劃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
    編后記






  • 胡適論名著
    作者:胡適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ISBN:7503953802/9787503953804
    出版時間:2012-7-1
    叢編項:新編胡適文叢
    主題項: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國學啟蒙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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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適談世相
    作者: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ISBN:7503953810/9787503953811
    出版時間:無。
    叢編項:新編胡適文叢
    主題項: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國學啟蒙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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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適說禪
    作者:胡適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ISBN:7503953780/9787503953781
    出版時間:2012-08-01
    叢編項:新編胡適文叢
    主題項: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其他國學啟蒙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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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0日 星期一

英文學習: 胡適、林語堂、葉公超、楊振寧、董橋




現在,中國印有林語堂先生的英文著作;台灣正中書局,也印些中英對照本 (女婿編的)。
上海外語出版社等單位出版些胡適之先生的英文文選 、英文口述歷史等。其實, 還可以做胡先生翻譯的短篇小說"對照"本---胡先生希望翻的是他喜歡的O. Henry等人作品。中國市場,多是"重譯"作品 (如魯迅的死靈魂,是從德文本轉譯。)



楊振寧 葉公超
上周讀到江才健的《如是有聞.與楊振寧一席談"》,才知道楊振寧先生已90歲了 202。 他80歲時,我在台大聽過他演講一次, 精神很好。楊先生是很守規矩的人,所以他很難接受他在西南聯大時,才子葉公超先生的教英文的方式。
其實,我同情葉公超先生。 因為語言的學習和體會,畢竟是與學物理學不同的。



《胡適日記》、《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胡適之先生晚 年談話錄》中,可查些英文學習資料。
胡適之先生在晚年,常向胡頌平先生說他家鄉的人,以前都背說文/爾雅.....
這讓我想起,林語堂先生常誦讀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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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橋:小白菜

 2014.3.9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40309/18649782
 .......嚴士望說。他說那堆紙片裏有一張葉公超英文寫的明信片,寫給一位西洋朋友,寫了沒寄出,輾輾轉轉落在沈阿姨手裏,他說胡適秘書胡頌平編著的《胡適之先生晚 年談話錄》裏記了胡先生稱讚葉公超的話。真巧,這本書我八十年代讀過,找不到了,上個月台北陳逸華替我在舊書店裏買到一冊,我剛重讀一遍,真是好書。嚴士 望說的是書中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的那一段,記《徵信新聞報》有文章寫葉公超辭職的緣故,胡先生說:「葉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說的更 好,大概是年輕時出去的緣故。蔣廷黻的英文寫得不錯,但說話還帶有湖南的口音,不如葉公超。就是在外國一班大政治家中,也不見得說得過公超。在我們一班人 之中,他說的最好。」那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星期五,《談話錄》記了一段說那天早上葉公超來看胡先生,一進門說皮帶忘了,胡夫人笑着說:「找條麻繩給你吧!」 胡先生到卧房裏找一條黑色的皮帶送給他,太短些,勉強可用。葉公超又說台灣氣候熱,衣服帶太少了。胡先生又叫助手王志維找出兩件夏威夷衫送給他,接着一起 吃早點。那段日記收尾加一句「黃季陸來,一道加入談天。」民國五十年是西曆一九六一年,我在台南讀大二,黃季陸那時候是教育部長。《談話錄》裏那年的一月 一日星期日,胡先生談起西曆1961年,順看是1961,倒來看也是1961,西方叫做「顛倒年」,上次的顛倒年是1881,離今年不過八十年,可是下次 卻要再等四千零四十八年,到6009年方可重逢。胡先生說西方人對「顛倒年」非常重視。那年,胡先生進出醫院好幾次,前前後後病了八九個月,心臟宿疾反反 覆覆,說中央研究院院長當得辛苦,這個大機構應該換一批年富力強的人好好接替。翌年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的元旦胡先生還在醫院,到了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主 持中研院酒會,演講完了轉身暈倒在地上與世長辭。嚴士望記得那年年尾,他父親一位朋友送來胡適早年寫的條幅,寫王安石的〈半山春晚即事〉,好漂亮: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
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
床敷每小息,杖屨亦幽尋。
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

董橋:
憶老丁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31103/18490536

.......老丁說賀卡斯先生教英文非常嚴格,他小時候天天到賀卡斯家上課,苦得要命,年事稍長才曉得受用不盡。歷代著名篇章要背誦,日記要寫,作文每星期交兩篇,千 字為限。先生不教文法,說讀多了講慣了寫順了整個思維泡在英文裏英文遲早親如母語,深深淺淺句句都帶英國味:「那叫學會了!」老丁說功課做不完上課前提早 躲進廚房找師娘,師娘一聲不響陪他做完一大半,板起面孔說下回不救你,下回還是救了。我羨慕老丁命好,遇上嚴師教英文。我和老丁這一代人學好中文已然不容 易,掌握英文更難了。有一回,幾個讀大二的學生來我家聊天,老丁正好在,一位學生說中文學到一個境界要花掉大半生光陰,還學英文做甚麼?老丁微微一笑說: 「學會英文,別的不說,會讀英文報刊英文好書,人生多了多少樂趣,值了!」那位學生一臉茫然。老丁收起笑容悄聲補上一句:「英文通了,中文不難獨闢蹊徑, 更上一層樓。信不信由你。」那位學生有點不服氣,他問老丁中文英文怎麼叫精通?怎麼叫好?老丁淡淡說:「寫文章學會不用感歎號,那叫精通,叫好。」幾位學 生都笑了。我也笑了。老丁也笑了。感歎號學問大,我和老丁聊過好多次,我們都怕感歎號妖氣重。說白了,老丁話裏在意的是「感歎」不是「符號」:文章一涉感 慨讚歎容易寫得濫情,寫得庸俗;感而不傷,歎而不怨,那才矜貴,境界從而高亮。北宋詩人左緯有一首五絕老丁很讚賞,當下抄錄了送給那位學生:
短棹無尋處,嚴城欲閉門。
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黃昏。
詩題是〈許少伊被召追送至白沙不及〉。許少伊是許景衡,說是許景衡赴召之前趕不及告訴左緯,左緯得了消息連忙追送,到了白沙,不見蹤影,水邊沉吟。老丁對那位學生說,這二十個字絲毫不動肝,不挖腸,惜別之情全在字裏,不妨多加揣摩,細心領會。.......


2014年3月9日 星期日

《鄧廣銘治史叢稿》;我與胡適 (鄧廣銘 1907-1998);/ 陳亮 (陳龍川)唐仲友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2010

作者是當代最負盛名的宋遼金史學家,他的學問並非只限于狹義的史學領域,而是把文史哲打通,對宋遼金史的各個方面都有貢獻。《鄧廣銘治史叢稿》的篇目由作 者親自選定,依照文章的內容,大體上以制度史、政治史、理學、詞學、史料、人物等為序,把作者有關宋遼金史的一些有獨到見解和最見具體考索功力的文章,經 細心修訂後呈現。

其中既有如《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系》的長篇論文,也有如《<宋史職官志考正>自序與凡例》和《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等序例文字。

鄧廣銘,當代著名歷史學家。
 

目錄

《遼史‧兵衛志》中《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兩事目考源辨誤
楊若薇《契丹王朝政治軍事制度研究》序言
《宋史‧職官志》抉原匡謬
《(宋史‧職官志)考正》自序與凡例
......
辨陳龍川之不得令終
鄧廣銘與二十世紀的宋代史學
鄧廣銘學術年表

宋代的職官制度,就其部門與層次來說是錯綜復雜的,就其相互間的關系來說,又是膠葛混淆的。因此,它自來被宋史的研究者們視為畏途,望望然去之,避之唯恐不遠。


陳亮 (陳龍川)傳 此書保持1936年的論文 無索引與更新 作者在書中和他處都說明 朱子彈劾 唐仲友 (1135-1187 第80-85頁)
1921年8月27日p.295 在顧處讀到金華唐氏遺書  喜
我與胡適/鄧廣銘口述/聞黎明記錄 這篇相當好 再次肯定中國哲學史中卷稿存在倉庫不及攜出
胡適在北京大學/鄧廣銘


"在胡適給《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2]。這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此外,當時中國遭受侵略的現實使得鄧廣銘決定為愛國志士作傳。1937年,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刊出,獲得胡適陳寅恪夏承燾等的一致好評,為鄧廣銘的成名作[3][1]
此後不久,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鄧廣銘轉往北平圖書館繼續研究,在趙萬里傅斯年的幫助下,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辛稼軒詩文鈔存》三部書稿[2]。1939年8月,鄧廣銘輾轉上海香港河內前往昆明,來到西南聯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陳寅恪的助教。1940年,鄧廣銘隨傅斯年的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庄。1940年底至1942年春,鄧廣銘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宋史》的考訂工作,後來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2]
1943年7月,經傅斯年舉薦,鄧廣銘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講授的「中國通史」受到學生歡迎,兩年後晉陞為教授。在此期間,《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傳》三部作品也相繼刊行。
抗戰勝利後,鄧廣銘回到北大擔任校長秘書(代理校長為傅斯年),不久後擔任歷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適欲隨蔣介石到台灣,邀鄧廣銘同往,但遭到鄧廣銘拒絕。1950年,轉為北大歷史系教授。"此說過份誇大

從跋中可知鄧廣銘有意寫胡適和齊白石等今人的傳記

《齊白石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编 )

".....欲自立成家 至少苦辛半世 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 (跋)

《齊白石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编 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鄧廣銘-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


陳亮
1143年1194年),永康(今浙江金華永康市)人,字同甫,號龍川先生南宋政治家哲學家詞人。著有《龍川先生集》。

陳亮生在民族意識尖銳的南宋時代,極富愛國主義,他的曾祖父陳知元在汴京保衛戰中犧牲。淳熙四年,陳亮參加禮部考試不中[1]。淳熙五年,陳亮至臨安上孝宗三書,不見用,憤而歸鄉,「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于田夫樵子之間」[2]。陳亮是一位愛國詩人,與辛棄疾交好[3],在哲學上主張經世致用,與朱熹展 開激烈的論戰,陳亮與朱熹的最大分歧是「 天理」與「人慾」、「義」與「利」、「王」與「霸」的看法。他說:近世諸如(即道學者流)「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 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駕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主張對金朝採取強硬政策,與辛棄疾志氣相 投,在文學上也相互唱和,辛棄疾「以文為詞」,那麼,陳亮是「以詞為文」。陳亮詞風以豪邁雄健為主。《浪淘沙·梅》一詞中有「墻外紅塵飛不到,徹骨清寒」 之句,以梅花的清高自比。他在《自贊》一文中,又自稱「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辛棄疾在詞裡,把陳亮比做陶淵明,推崇備至。辛棄疾《祭陳同父》盛稱其「智略橫生,議論風凜」。陳亮一生坎坷,沒有做過官,卻有兩次下獄,淳熙十一年春,因為鄉宴上把鄉人毒死[4],「因藥人之誣,就逮棘寺,更七八十日不得脫獄。」[5],幸由辛棄疾「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6]。紹熙二年八月,第二次入獄,由少卿鄭汝諧力救得免[7]。五十多歲狀元及第,隔年死去。

[編輯] 思想

[編輯] 政治思想

陳亮是積極主戰派。對外力主抗金,對內改革政弊。淳熙五年(1178)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稱:「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以華靡; 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為樂國矣。」,第二書,批判朝廷所謂「江南不可保」的謬論,不久又再第三書:「國家維持之 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組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 六十年之計,也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

[編輯] 哲學思想

陳亮被認為是一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哲學家。創立永康學派,主「事功」。 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

[編輯] 文學思想

陳亮詞風以豪邁雄健為主,有慷慨悲歌,「自負以經濟之意具在。」[8]。辛棄疾曾稱讚陳亮,「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文方窘步,我獨沛然。」[9]

[編輯] 文學

南宋著名詞人,風格豪放激昂,是豪放派代表。詞句中常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愛國激情。政論文筆犀利,頗有見地,「學士爭誦唯恐後」[10],但「世遷版毀,書亦散佚,間有存者,復為當道持去,而原本不概見。」[11]朱熹批評陳亮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12]
有《龍川文集》、《龍川詞》傳世。

[編輯] 注釋

  1. ^ 《四朝聞見錄》:「是年,因不滿考試官,去太學,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為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之。」
  2. ^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卷三十
  3. ^ 劉熙載《藝概》說:「陳同甫與稼軒為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又說:「觀此則兩公之氣誼懷抱,俱可知矣。」夏承燾《龍川詞校箋》:「兩人早年即締交於都城。年月今不可考。」又陳思《稼軒年譜》云:「淳熙五年為大理少卿,與陳亮有臨安之聚。」據此可知兩人認識可能是在淳熙五年(1178年)。姜林洙《辛棄疾傳》以為辛陳相識,是乾道六年(1170年)透過呂祖謙的介紹。
  4. ^ 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而有毒,已入大理獄矣。」
  5. ^ 陳亮〈陳春坊墓碑銘〉
  6. ^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7. ^ 《宋史‧陳亮傳》;陳亮出獄後有〈謝葛知院啟〉:「醞在當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眾怨之鑿空。……遂煩詔獄之興。」,可見此次下獄是政治事件。
  8. ^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9. ^ 鄧廣銘輯校,辛更儒箋註:《辛稼軒詩文箋注》
  10. ^ 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11. ^ 陳亮:《陳亮集‧辛稼軒畫像贊》,〈王世德舊跋〉
  12. ^ 《朱子語類》卷130、卷122

[編輯] 參考書目

  • 《陳亮集‧姬肇燕序》




邓广铭的"本科論文" 陈龙川传與指導教師胡適的批語: 資料與論點指引

 

作者: 邓广铭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7-03-01/1943
页数: 195
定价: 16.0

内容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历史学家。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 县。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此后倾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革”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 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并曾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界誉其为“二十世 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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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共在毛澤東授意下,所實施的反右整風,被劃入右派者,就要面臨被汙名化的下場,例如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廣銘(右二),就是被大字報批鬥的主要對象之一,他同樣到大字報張貼的地方,看那些批評他的各種大字報。

胡適與中西文化

胡適
(1891-1962) 字適之,安徽績溪人,近代著名學者,新文化運動領袖之ㄧ。曾就讀康乃爾大學,後轉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於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等深入 研究,博學多聞。歷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校長、輔仁大學教授。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 館館長、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胡適與中西文化


  自近代西方文明洶猛地向中國挑戰以來,從某一角度看,中國所作的回應有兩種樣態。一種是武裝的;一種是非武裝的。在非武裝中,可以舉胡適為代表。其實,我們不但可以舉胡適為代表,並且可以把他的回應當作坐標的原點,來檢討和展望這一回應的歷程。
   我們認為,中國向現代化的道路拓進中,最重要的課題在文化。因此,在為自由與開放社會的努力過程中,我們對於當前所鼓吹的文化復興運動,感到非常興奮。 為響應這一注重文化創造的呼聲,我們特選胡適以及其它具有代表性的有關文化論題的著作,編成集子,貢獻給有熱情有智慧的青年男女。
  我們相信細心讀過這本書的青年,必定會產生一種信念:中國文化最瑰麗的部分是在將來,而不在過去。


 一三九三七九一三五一七二五五一 蔣毛沈林林李居勞蔣胡胡胡 目錄一^ 4
全盤西化的充分理由^陳序經
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胡適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胡適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王新命等

三論信心與反省^胡適
再論信心與反省^胡適
信心與 ...



 胡適 中國哲學裏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二三五來解釋。音,也可以找出可能有的違反通則
而要特別解釋的例外。顧炎武認爲這種例外可以從方言的差異這樣耐心收集實例,
計算實例的工作有兩個目的。第一,只有這種方法可以斷定那些字的古韻作品裏找到
的一 ...



 陳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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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也表明他一直承認文化的自然的折借此表明他自己原是反對折衷論而「主張
全盤西化」的;他並且自稱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人對他的一種誤解把他認作折衷
派的誤解。他提起他幾年前爲中國基督教年鑑寫的短文,他爲「獨立」第一四一一號寫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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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序經教授特別注意胡先生在那一節裡表示要「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要
我在前面已提到胡先生在民國十九年寫的那篇「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裡論探取西洋
近代文明得他們兩方在整個見解上還有重要的差別。他明白寫出胡適有一部分言論在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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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胡適之與「全盤西化」一九的每個單位看作一個有機體似的不可分析的整個的
東西。他在那部「出路」第一一一兩章〔文化的陳序經的看法是一個社會學者的看法。
他是受了近代文化人類學的一種潮流的影響,把文化頭到尾的,從方法到應用上的差別
...

2014年3月8日 星期六

胡適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2001年):余英時 陳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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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2001年)
—— 20018月)
作者:余英時 陳奎德

各位讀者與聽眾,我是陳奎德。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主題是胡適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我今天請來的座談人是著名史學家以及胡適研究專家,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先生你好。

余英時:你好

陳奎德:我們今天之所以討論胡適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界,有三個原因,一個是胡適的思想與研究,最近在中國大陸復興;第二是前幾天正是以胡適等人為旗幟的五四運動八十二周年;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余英時先生最近榮譽退休,五月四號那天普林斯頓大學召開了“中國的過去與未來--余英時教授榮退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余教授也是關於胡適近代研究的專家,他寫的有關胡適的研究專著:《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於1984年出版,同時, 他也在1991年至1992年榮任康乃爾大學"胡適講座"第一位客座教授。所以我們首先藉此機會向余先生表示我們的敬意和恭賀。

教授:謝謝,謝謝

白話文、中國哲學史大綱驚天動地開風氣

陳奎德:大家都知道,余先生與很多前輩學者都有諸多學術上的淵源,但我個人認為,其中胡適先生、 陳寅恪先生二位學人恐怕和余先生有更特殊和更深刻一點的精神聯繫和學術淵源。我過去曾請余先生一起討論過陳寅恪的學術風範,以及他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這次我們想談談胡適先生。胡適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相當特殊的地位。任何人,不管你贊成他還是反對他,要是談到中國二十世紀現代思想文化史,恐怕都繞不過去胡適這個名字。所以首先想請余先生,談談胡適他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哪些基本的特殊地位與有哪些貢獻。

教授:嚴格的說,他的貢獻是再把中國從原有封閉的一種傳統中,帶到一個現代世界上。所以我想他的最大意義,也可以說,他對中國文化的一種現代化和學術現代化,做了明確的指示。這是他從二十多歲,在美國作學生的時候就開始了,所以他開始得非常早,回到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才二十六七歲的樣子。但是他的思想已經很成熟了。主要的是--我們知道他的第一個出名的原因,就是白話文。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化,就是在白話文。從前在小說裏也有白話文,可是沒有人能正式說要用白話文作為主體語言來表達學術跟思想的工具,這是胡適正式提出的,而且他提出來不是說白話文該像晚清的白話報,白話文是給一般的老百姓看的,不是給士大夫看的。胡適打破了界線,就是打破了傳統士大夫和民眾之間的隔閡,也就是說把古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溝通起來,這也是現代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第二個方面也可以是說他對中國傳統國學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代表作就是他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東西,像顧頡剛,像其他的人後來研究中國的古史,都是從他那裏受到的啟發的。所以這也是一個把中國學術,傳統的古典學術變成一個現代的學術的一個關鍵。所以就是從這兩點奠定了他在學術上基本的地位。

陳奎德:用他的話來說等於是一個革命性的試驗。在學術界,他發起了所謂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是一個典範的轉換,這是重大的 turning point。胡適給人的印象,是開風氣的人。很多學者也談到,恐怕在某些很狹窄的專業上,胡適先生也許比不上那一行的專家,也許他也有一些深度,但不一定有那么精,那么專。但總的來看,他的開風氣對中國學術和文化的現代化,有重大貢獻。我想這是他最主要的功勞,他可以說是一個人文學的通才,是吧,余先生?

教授:對的,譬如我們說近代的思想界,有這種影響的可以說有兩個人,在他之前有梁啟超,在他以後沒有別的人可以代替他的位置了,所以這是兩個人開天闢地的。可是從梁啟超講,他對西方的東西,真正是還是從日本轉引來的,而胡適在西方待了六七年了,有深刻的直接的認識。

天時地利人和風雲際會產生重大影響

陳奎德:胡適為什么在當時五四前後,尤其是五四之後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包括在思想界和學術界,恐怕有很具體的條件:天時地利人和,剛好湊在一起了,而且他的影響是各個方面的。余先生過去也談過就說關於1905年中國的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因為過去的讀書人斷絕了在傳統的進入政權結構的管道,喪失了讀書做官的道路。他們改受新式學校教育或是出國留學,或是怎么樣。這批人從1905年廢科舉到了1919年五四的時候,已經成長為新一代的教員或作家,律師,記者等自由職業者了,成為不受政治體系約束的遊魂,所以他們既接受了國門開啟後的新思想,又繼承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舊懷抱。辦學辦報辦刊再加上社會還殘留著傳統的對讀書人尊敬的因素,所以胡適先生當時能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和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是不是有一定的關係?

教授:這一點你說的很對。而這個不能從他個人天才這一方面說。他當然是有很大的天才的,有很敏銳的時代的感覺,這是他的長處。可是如果不是剛好在民國初建的時候,思想上正要開闢空間的時候,他指出方向,這是最重要的。關鍵是在一個方向上,在地利上說,他剛好兩邊文化都有很深的接觸,他早期在中國經史的教育也相當的深厚,對於考證學也特別有興趣,也有造詣,在人的方面,他的為人非常平和,再加上樑漱溟也說,他沒有給蔡元培先生,北大校長帶來任何麻煩。因為他是永遠能顧到別人的。

陳奎德:是,這是很重要的方面。後來從五四以後,在學術界,文化界,思想界發生的一切重大的爭論都有胡適參與其中,甚至差不多經常都是主角。譬如,關於整理國故,關於問題與主義之爭,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論爭,關於東西文化的論爭,關於人權問題的論爭,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論爭,所有這些方面,胡適都參與其中,而且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據我看他的思想在這些論爭中,他差不多佔據了某種主導的作用,是不是?

教授:完全不錯,就是說我們要講專家,對西方哲學有深刻瞭解,對中國舊學造詣深厚,他還不能算最頂尖的,但是從全面來說,特別是他的常識是非常豐富的,各方面他都能知道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這是他的長處。譬如一九四七年左右,像費孝通著作中涉及關於美國的問題,他就立刻指出有許多的錯誤,費對美國有許多不瞭解,當時他都在觀察雜誌上註銷來了。就從這點小事上能看出來,他能改正許多人關於最基本問題的一些看法。

陳奎德:因為他先受過舊學教育,後來又在美國留學,後來多次來往於中國與美國之間,中國與西方之間,實際上某種意義上他成了中西文化的橋樑。在中國文化最需要西方文化進行碰撞,進行交流時,他成了最主要的橋樑之一,是不是?大家知道,胡適本身在西方恐怕是受了杜威哲學較大的影響。

教授:就是說他對西方的古典哲學並沒有很大的興趣,像柏拉圖,康得這些中國人認為最深刻的哲學家,或者黑格爾,跟他思路完全不合。他思想清楚明白,就等於是最初像英國的洛克,也可以說是經驗主義的哲學,跟他比較接近,他要講思想清楚,觀點清楚,像美國實驗主義早期的哲學家,像皮爾斯,威廉•詹姆士這些人。

陳奎德:他直接受業于杜威,所以受杜威更深的影響。杜威哲學實際上還有相當形而上的部份,但是我覺得這方面胡適先生都不是太關懷,或者他都根本沒有談起,但是他最關懷的是杜威哲學在實際應用的方法,像科學方法論方面,我覺得這一點對中國的影響相當大,而且用他明白曉暢的語言表達出來。

教授:是的,換句話說,他並沒有企圖對西方哲學本身進入深刻的研究,他也沒有這么大的興趣,他不是說要把一家學說拿來重新宣揚,而是想運用他這個哲學所取得的真實的社會效應,從這方面來說,在中國需要的是什么,他提倡的主要是這個。所以他在杜威欄一連寫了七篇關於實驗主義介紹。我覺得那倒是很精彩很扼要的介紹。

胡適的優勢:知識面廣,思想平衡

陳奎德:是的,而且很多人都看得懂。余教授:我覺得反映的是他精彩的部份,不是他的缺點。不是說他淺薄,他淺並不薄。很多人有一個看法,像五四運動,影響中國的思想家和學者,作為領袖人物,如果談起其中突出的三位,像胡適,陳獨秀,魯迅,談到他們受外來影響,魯迅和陳獨秀主要受日本的影響。所以當時很多人說,似乎受日本影響的思想家更深刻,而受英美影響的思想家比較淺,比較明白。但是後來我們看胡適在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影響,我覺得他這種淺並不是沒有內涵,而是把一個東西,別人並沒有說清楚的東西,深入淺出得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才能。

教授:我想你說的非常對,你用深入淺出四個字來描寫他是比較正確的。因為胡適他是希望中國趕快變成一個現代國家,所以他不是說我個人思想有多大的深度,他的關懷不在此,陳獨秀可以說是深,也可以說是激烈的代表。魯迅比較深沉,比較深刻的反思,可是他在思想的資源上是有限的,他在日本受到尼采的啟示比較多,這是魯迅的一個基本思想的根源,胡適的接觸面比較廣,而且我覺得他的思想比較平衡,對各方面都比較瞭解,他知道要害在什么地方,重點在什么地方。

陳奎德:我覺得胡適的東西比較有生命力,就是在於他是經過比較後覺得對中國有用的東西,把它引進中國。後來雖然是經過反反復覆,有高潮有低潮,但是從長遠的影響來看,恐怕胡適將來,從歷史上來看,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影響來看,要超越剛才說的那兩位。

教授:是的,他超越陳獨秀是沒有問題的,但跟魯迅來講,他們是各有特色。可是魯迅比起來是破壞性多,胡適是有些建設性的,就是中國要怎么樣才能是一個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社會,在這方面胡適得思想比較健康,而魯迅只是挖舊社會的黑暗面,但是舊社會倘若已經隨著時間淘汰盡了後,他的思想你就看不出有什么意義了

胡適、魯訊和陳獨秀的異同及毛澤東的取捨

陳奎德:對,魯迅在晚年思想逐漸左傾化。當然,這和中國後來的政治社會發展恐怕有一定的關係。我覺得魯迅在晚年有一度稍微偏了方向,走上歧路。後來他和左翼作家的一批人,當然當時懷抱的都是想救中國救社會,對中國社會的黑暗面,非常痛恨不滿。但是由於過於偏激,而且受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影響以後,對中國的知識界的影響,恐怕不完全是正面的和建設性的。我認為有時候,甚至是可能是相當負面的。

教授:這樣說吧,近代中國有一個思潮,就是否定的思潮,當然對否定思潮來講,魯迅佔有很高的位置。這種否定思潮只是越來越破壞,對一切東西都不承認,往往流於一種虛無主義,最後變成不知道要什么,甚至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對一切任何現實都不滿意。胡適指出還有幾條路要走,比如說像民主與科學,我想他的貢獻比別人都大。

陳奎德:這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正面的貢獻恐怕更關緊要。雖然破壞也需要,但是你的破壞與建設是不平衡的。如果有比較正面的東西出來的話,恐怕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像剛才余先生說的是虛無主義的。簡單地說吧,就是,魯迅的思想很難作為一個建設社會的主流思想,或者說作為一個建設法治社會的主體思想。而胡適的思想可以說和整個世界的文明潮流大體是融洽和諧的。

教授:魯迅的貢獻是有,我看他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大概是限於二十年代。二十年代以後,到三十年代他基本就是用一種尖酸刻薄的語言,罵這個罵那個,而自己對正面的東西沒有一個具體的看法。他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所以從毛澤東來說,毛澤東早期受了胡適的影響,所以他在問題與主義之爭時,他是站在胡適的問題的一面,而不是站在主義的一面。但是後來毛澤東搞革命了,他需要破壞,所以他就慢慢的認同了魯迅。他是不是真正的認同魯迅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胡適晚年在五十年代,在美國研究魯迅的書信以後,得出一個結論,如果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是要被殺頭的。

陳奎德:是啊,一山不容二虎。而且以魯迅那種個性,他本身對威權統治對專制是如此憤恨。你說到共產主義那種非常恐怖比威權還厲害百倍的極權主義統治的話,我想魯迅絕對是不能忍受的。實際上如果我們觀察中共的運動,也可以看出來。所有當年魯迅的弟子和好友,後來全都被整了,從胡風開始,到馮雪峰、丁玲一系列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教授:一點不錯。從另外的角度看這兩個人的話,可說胡適是代表容忍的,魯迅則是非常的不容忍。而這種不容忍的精神,後來就被搞革命的人繼承下來了。對一切東西都嫉惡如仇的樣子,任何東西跟自己不合的,就要把他毀光,這是胡適所沒有的態度。胡適雖然也批評傳統,但是沒有說一切傳統我都不要,而且在舊的道德方面上有很高的操守。

胡適的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陳奎德:對,我記得當年我們在大陸讀書得時候,魯迅的東西選了很多在課本上,包括在中學的時候,教本就選了一篇魯迅的類似遺似遺言的東西,其中,當別人問他有沒有其他的要說的時,要不要寬恕別人時,他說,我一個也不寬恕,一個也不寬容。他幾乎就是孤軍作戰。這種一個人式的極端嫉惡如仇,使他的內心充滿怨恨。對他而言,外在世界完全是黑暗的。胡適先生提倡的是寬容。他說,別人罵我罵的對的,我還讚揚他;罵得不對的,我還暗暗的為他著急。胡適提倡寬容,這點我覺得提得很對。他晚年有兩句名言,有一句就是他認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不是?

教授:對

陳奎德:這是胡適在晚年,在他經過了這么多的波折以後,最後獲致的一個心得。

余教授:換句話說,他基本的幾個根據,從政治社會方面說,我想個人的一種自主自由,是他所最重視的。所以早期提倡易卜生主義,即是提倡他所謂的健康的個人主義,健康的個人主義並不是自私自利,而是每個個人都健全,這個社會才能健全,總體的健全建立在健全個體的集合上面,所以個人的自由是他所最重視的東西,因為人既然承認個體,這是現代性裏最重要的東西。從譚嗣同到陳獨秀甚至到魯迅早期,都講個人的解放,個人的自由,但是沒有人能夠落實下來,落實下來,就要變成尊重個人自由,必須尊重跟我不同的人的個人自由,所以這一點是胡適始終堅持的。只有這種堅持,才能有民主和自由社會的出現,如果只是說以我為標準,那別人的自由都要照我的模式做的話,那就變成了另外的一種極權,這是後來共產黨所走的路。

陳奎德:到三十年代,作為集體主義之一的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已經大張旗幟,而且成了某種潮流。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潮,氾濫得很厲害。而當時胡適先生頗有孤立之感。但是當時他還是告誡青年人,說自由的社會、現代的社會,不是千千萬萬奴才可以建立得起來的。只有爭取你自己個人的自由,才能得到國家的自由。如果首先你的第一個目標是集體的目標,最後不僅得不到個人自由,而且整個國家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的基點是個人自由,這一點胡適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對整個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也有深入而平衡的理解。這就涉及胡適在中國提倡的自由主義,涉及他的一些基本的社會政治上的影響,我想這也是很重要的。他的思想也有過一些變遷。比如三十年代的時候,雖然對自由主義的有的一些基本的東西,他一生都堅持,如關於人權的問題,關於法治,關於民主,關於自由,他都是堅持的。但是他在三十年代,也曾經受到一些誘惑,主要是當時一些流行思潮的誘惑,包括馬克思主義,關於計畫經濟是不是能克服資本主義的一些弊病等。但到了四十年代,他已經開始覺醒了,對不對?

教授:對的。

陳奎德:胡適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大轉折,確實發生在四十年代。

教授:有一點我想加以補充,他提倡個人自由是不錯的,他從來沒有忘記中國整體的重要性,你看他提倡一種哲學叫做社會不朽論,他是以整體社會為物件的。他希望整體社會好,不是不要整體也不要國家,實際上他國家觀念是非常重的。但是他不贊成用一種偏激的民主主義來支持自己。他是相信一些普遍價值,並認為跟中國的特殊價值是可以配合的。他從來不肯做官,但是在抗戰時期為了國家,他說只有犧牲。他在美國作大使時,我們只看到他中文的言論和著作。你要把他在美國的言論跟中國的言論作一個對比,你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他在美國從來不罵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是把中國文化跟現代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精神、相合的地方拼命挑出來講,這點可見他的國家意識是非常強的。他絕對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因為這幾十年來共產黨的宣傳,把他看成是一個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只講自私只講個人,這是完全錯誤的。

陳奎德:到了四十年代,他關於對計畫經濟的看法有所改變,他認為那個東西已經不行了。當時很多人都還沒看到,還相信計劃經濟。海耶克批判計劃經濟的著作是在1944年出版的,胡適這一轉變是不是也受到海耶克的某種影響?

教授:不,相反的,他指出經濟控制、計畫經濟,最後是毀滅到個人,使個人自由不能存在。他提倡這個觀念在海耶克寫書之前,大概是四二年還是四一年的時候,他已經在密西根大學有一篇英文的講演,叫做意識型態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the ideology。事實上,雖然他沒有海耶克的經濟學造詣,但是他已經看到這一點。

陳奎德:他有相當好的直覺和洞見。

一個國家要站得起來必須要每個人都站起來

教授:事實上他的觀念是自己獨立得來的。並不是受海耶克的影響。胡適從這方面講,他是希望一方面每個人都站得起來,另外一方面也要國家站起來。一個國家要站得起來必須要每個人都站起來。

陳奎德:在每個人都站起來的基礎上,國家就站起來了。

教授:這就是他那一段重要的話:一個自由的國家不是一群奴隸能造成的。

陳奎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對中國青年一代知識份子影響很大。

教授: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臺灣的民主化與他的關係最大。當時《自由中國》雜誌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

陳奎德:在五十年代,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以後,《自由中國》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號創刊,以雷震先生為主編,當時胡適雖然人在美國,但他是該刊的發行人,是不是?

教授:是。

陳奎德:他一直和《自由中國》保持密切聯繫?常常對其編輯方針提出建議,並且在雜誌遭到困境的危難時刻,他常常利用自己的影響、地位及上層關係,設法為之緩頰。這都是胡適作的貢獻。從五七年開始雜誌就推出15篇系列的社論,總題是中國的問題,以反對黨問題作為總結,指出它是中國民主最關鍵的問題,鮮明果敢的提出反對黨的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問題是胡適挑出來的。胡適至美國返台以後,在自由中國的歡迎宴會上發表演說,主張知識份子出來組織一個不以取得政權為目標的在野黨。隨後自由中國馬上發表了積極開展新黨運動的社論。這一段歷史,我覺得是對中國的民主包括臺灣的民主的轉化非常有貢獻。

教授:是的。共產黨的宣傳把他看成跟蔣介石的奴才一樣。事實上他跟蔣介石之間的矛盾非常的大呀。他對蔣介石當面的批評是非常嚴格,非常厲害的,是當眾批評。一九五八年他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職位,蔣介石來恭維他的時候,他一再說總統錯了,當時蔣介石臉都變色了。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來,他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學人,從來沒有向任何政治權威低過頭。

陳奎德:而且就是在雷震他們被捕的一九六0年八月,他們宣佈成立在九月底之前要成立中國民主黨,九月四號雷震就被逮捕,被判處十年徒刑。最近披露出來的史料表明,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這些事實都說明胡適是做了事的,而不是像過去流傳的他在救援雷震問題上害怕退縮了。

教授:我想臺灣之所以能夠走向民主化的路,跟這樣一群知識份子的風格是有很大關係的。這一點是關係未來中國民主前途的問題

同丁文江、蔣廷黻等的民主與獨裁之爭

陳奎德:胡適當然他本來是想完全作一個學人,他從海外歸國之後,曾經說過一句話,就是從今起二十年內不談政治。他的基本想法好像是,現在有些東西還沒有弄清楚,是不是把有些東西研究清楚後再發言。但是後來沒有辦法,他身不由己的捲入了很多的中國的政治社會事件中去了,你覺得這些東西是不是有某種必然性?我想恐怕在當時胡適是很難袖手旁觀側身事外的。

教授:這種必然就是中國處在譬如說最早是所謂帝國主義,是英國人在中國橫行,更厲害的就是三十年代日本,日本逼著中國沒有辦法冷靜下來,就走上一條靠喚起群眾來抗日的這種風潮。這也是共產黨在後面特別鼓動的。因為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爭取跟日本人打仗,如果不打仗,根本就沒有辦法發展。所以從這個立場上,共產黨拼命聯合知識份子抗日,而抗日也確實是一個正大光明的題目。而胡適也是主張抗日的,但是不認為我們現在跟日本一打,一切建設都完全歸於毀滅。所以他希望能夠向列寧一樣,接受西方像德國那樣的要求,然後一步一步建設自己,最後再站起來。這是兩種不同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在抗戰熱情激昂的時代,是沒人會聽的進去的。這就是說,他變得非常孤立。他的老朋友象丁文江、象蔣廷黻都主張新式獨裁,但他堅持認為獨裁不是辦法。獨裁只能飲鴆止渴,將來使中國現代化往回倒退。

陳奎德:那就是當時一場著名的論戰:民主與獨裁之爭。其實蔣廷黻跟丁文江這些人也接受了現代教育,他們也主張自由主義,也是推崇自由民主的。但是他覺得中國當時必須要獨裁才能應付這個危局等等。他們雖然有這樣的策略性看法,但是我想胡適是考慮得更深遠一些。

教授:我想他具有比較長遠的看法,是從長遠的後果來看問題的。我想,由於胡適被共產黨有計畫地、幾十年不斷地糟蹋,許多關於他的觀念,關於他的行為,世間都不太知道。所以我想一切關於胡適的研究,都應該繼續去做。而這個繼續做,不僅是單獨為胡適進行個人申冤的問題,那是小事情,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未來的前途有正面的影響的,中國如果要走上一個現代的文明的社會,胡適所說的現代文明的社會,那就必須要遵守某些共同的規律,這些規律並不是靠一些激動的情緒就能夠解決的。

陳奎德:是的,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我想對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對中國知識界來說,胡適先生他的命運,他在中國的地位,都是值得經常的深思的。胡適先生的基本方面,我想從他的人品學品兩個方面說,在基本上,他帶有現代的理性的精神、平實的見解和寬容的胸懷,這樣一些基本的態度,對中國,不管是對學術文化界和對政治社會生活,恐怕都是會有相當正面的影響的。

教授:是。我想,如果他的自由主義逐漸傳播的話。自由主義跟其他 如社會主義等思潮根本不一樣,它是一種態度,一種人生的態度,生活方式的問題,不是一套形而上學的問題。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尊重別人的自由,而且整個社會用法治來保障著這種自由,這是胡適所嚮往的一種現代的社會和現代的國家。這個在中國現代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中國提倡自由主義,主要不是要把自由主義在理論上造出多少深奧的東西來,給少數幾個人互相爭辯,互相欣賞,而是怎么樣讓它變成一個普遍的態度,就是說我要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我要作一個不受委屈的人,而且同時我要作一個守法的人,我的自由應該受到保障,但是我也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陳奎德:余先生說的非常對。關於胡適他在中國現代的意義,我想恐怕就在這些方面。研究他的學理是一回事情,我想有些人,盡可能深入,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確定我們的基本的人生態度和社會態度,所謂個人主義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像剛才余先生反反復覆講的,並不是像過去中國共產黨所宣揚的,是個人自私自利,而是以個人作為社會的法律對待和考慮的基礎、基元,也就是說他不是某個黨派的成員、某個國家的成員、民族的成員、文化的成員來界定的。首先,人就是人,人就是目的, 不是達到某種集體目標的手段。當然,每個人又受到其他人的自由的制約。所以說我們在如何建立這樣一種法治的框架下,使得中國逐漸的走向現代社會。這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一過程中間,胡適先生的精神遺產,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也是值得我們繼承的。

先生:我想你的總結是非常正確的。

陳奎德:我們今天就討論到這裏。謝謝余英時教授,謝謝各位聽眾。再見。

余英時:再見。

(錄音整理:曉嵐)
—— 原載: RFA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14,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