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0日 星期五

張心滄中國文學研究第一種: 《通俗小說與戲劇》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 ...傅述先 張心滄的<中國文學研究>


1962.2.15 胡適有復張心滄從倫敦寄來的吳世昌的On the Chamber Dream

 張心滄 Chung Hsin Chang 在英國漢學界有一定地位
獲1975年的法國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翻譯過三言 儒林外史




研究
傅述先  張心滄的<中國文學研究>.   中外文學7:4 民67.09  1948  pp.4-13
收入 傅述先 《青舍散記》台北: 時報出版公司  1979  pp.67-79





Chinese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 中国文学:通俗小说和戏剧
 中國文學研究第一種: 《通俗小說與戲劇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


 目錄的中文參考
 傅述先  張心滄的<中國文學研究>


Chang, H. C.: CHINESE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 (HARDCOVER)  5.25 x 8", x, 466 pp., footnotes, cloth, Edinburgh, 1973. (o.p.; near fine)
Contents:

  • The Shrew  快嘴李脆蓮記
  • A Dream of Butterflies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 The Lute琵琶記
  • The Twin Mirrors 范鰍兒雙鏡重圓
  • The Birthday Gift Convoy  生辰綱
  • The Clerk's Lady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 Madam White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 The Peony Pavilion牡丹亭
  • The Blood-Stained Fan桃花扇
  • Young Master Bountiful   儒林外史
  • A Burial Mound for Flowers紅樓夢葬花詞
  • The Women's Kingdom .鏡花緣
  •  
  •  Item # 14021 ISBN 0852242409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rice: $20.00

  • Chang, H. C.: CHINESE LITERATURE: 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 (SOFTCOVER)  5 x 8", 466 pp., footnotes, paper, New York, 1973. (o.p.; crease to front cover)
    Item # 25160 ISBN 023105367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rice: $10.00


    “臺灣‘正規’的比較文學活動,可說是從一九六八年開始。當時康橋大學來的客座教授張心滄,在淡江文理學院開了一門‘比較文學’的課,

    2013年8月26日 星期一

    楊杏佛 《胡適筆下的楊銓之死》 Li Yu-ning 李又寧 叢書 (2)Two Self-Portraits: Liang Ch'i-Ch'ao and Hu Shih,

    梁啟超與胡適的自畫像 (英文本)李又寧編注
    Two Self-Portraits: Liang Ch'i-Ch'ao and Hu Shih, Edited by Li Yu-Ning , New York: Oter Sky Press , 1992 263頁+12 圖
    胡適的部分採用四十自述和他與唐德剛的口述歷史


    楊銓 (楊杏佛) 是胡適的老朋友 不過後來慘遭暗殺  其多年行事之投機等參考:

    張耀杰《胡適筆下的楊銓之死》,《傳記文學》50820049月號,頁67-85


    胡適與他的朋友 第四集 1997 276頁

    胡適與楊杏佛 楊天石 1
    胡適與毛子水 白吉庵 41
    胡適與鄭振鐸 龔濟民-方仁念 91
    胡適與孫楷第 李維龍 137
    江靜之與 胡適 習五一 171
    胡適與徐新六 李維龍 193
    傅斯年---胡適的學生和諍友 朱宗震-呂景琳 219


    Li Yu-ning 李又寧 叢書 )
    胡適與他的朋友 第一集 1990 389頁
    編者序
    胡適與梁啟超 張朋園 19
    胡適與他的總角之交胡堇人 顏非 71
    胡適與趙元任 周質平 119
    錢玄同與胡適 楊天石 153
    胡適與陳寅恪 汪榮祖 199
    終生不渝的友情--陳衡哲與胡適之 易竹賢 231
    胡適與王雲五 黃艾仁 255
    胡適與徐志摩 樊洪業 313
    胡適與江孟鄰 沉寂 345



    胡適與他的朋友 第二集 1990 357頁
    胡適與王國維的學術思想交誼 周明之 1
    胡適與馮友蘭 周質平 59
    蔡元培與胡適 耿雲志 115
    胡適與張騫父子 章開沅 149
    胡適與張元濟 李侃 161
    一篇從未發表的遺稿 傅安明 181
    張元濟和胡適--對中華民族的人格之討論及其他 張子文 193
    試論胡適與丁文江思想的異與同 雷頤 215
    胡適與林語堂 黃艾仁 235
    兩峰並舉 雙水分流-- 胡適與周作人 陳漱渝 273
    胡適與殷海光反共初期的異同 張忠棟 319
    胡適與李濟 李光麼謨 339

    胡適與他的朋友 第三集 1990 258頁
    胡適實事求是之交友知之道 吳相湘 1
    胡適與陳光甫 楊天石 51
    胡適與陳垣 陳智超 85
    胡適與王重民 李維龍 153
    胡適與章士釗 台吉庵 195
    胡適與章希呂 顏非 233







    頁 290 有楊杏佛的詩



     據史話記載?,胡適與楊杏佛是多年的好友。有一天,胡適去看杏佛,見其久等不歸,就取紙筆信手寫了一個“打油詩”---《致楊大鼻子》。因為楊的鼻子大,人們都這樣稱呼他。詩曰: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兇。直懸一寶塔,倒掛兩金鐘。親嘴全無份,聞香大有功。江南一噴嚏,江北雨濛蒙。
    楊杏佛(1893年-1933年6月18日),名銓,以字行,祖籍江西玉山,生於江西清江縣。經濟管理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權運動先驅。中國管理科學先驅。

    [编辑] 生平

    早年就讀上海中國公學1911年唐山路礦學堂(今西南交通大學),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赴武昌參加保衛戰。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處收發組組長,同年春參加南社1912年11月赴美國留學,先入康乃爾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後在哈佛大學學習工商管理和經濟學,1918年畢業,獲工商管理博士學位,為中國留學生中的第一位商學博士。留學期間發起創辦中國科學社與《科學》雜誌,楊杏佛認為:「在現今世界,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
    1920年回國,執教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改名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名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改名南京大學),先後任工科教授兼主任、商科教授兼主任。
    1924年孫中山秘書。1925年6月10日創辦《民族日報》,發表文章聲討英帝國主義罪行,抨擊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1925年9月和張聞天陳望道楊賢江惲代英郭沫若胡愈之等人成立「中國濟難會」,籌款營救被逮捕關押的政治犯。四一二事變之後,以中國濟難會名義極力接濟和營救政治犯。
    1927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副院長(院長蔡元培),192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代所長。
    1932年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委員會副會長兼總幹事。抗議蔣介石秘密處決鄧演達和積極營救被捕的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331號「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大門前遭國民黨軍統特務曹立俊(化名趙理君)等暗殺,連中10槍,當場死亡,年僅40歲。被稱為中國「為人權流血第一人」。
    遺著有《杏佛文存》、《楊杏佛講演集》。


     楊杏佛:民權戰士南方網-南方日報楊杏佛,名楊銓,1893年4月5日出生於江西省玉山縣。青年時代加入中國同盟會。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楊杏佛任總統府秘書處收發組長。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職位後,楊杏佛痛感時局不可為,遂決意棄官赴美留學。楊杏佛認為:“在現今世界,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為實現科學救國的抱負,回國後,楊杏佛和胡明復、趙元任、任鴻雋等留美同學發起成立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向國內傳播科學救國的思想。  國共兩黨實現第一次合作後,楊杏佛等人在南京城北成立以東南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為中心的國民黨第一區黨部。 1924年夏,因遭嫉妒和排擠,被迫辭職,前去廣州,任孫中山秘書,追隨孫中山奔走南北,奉行新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楊杏佛和宋慶齡、蔡元培等共同組織起一個專門保護與營救所有抗日愛國“政治犯”,爭取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的愛國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為反對國民黨的非法拘禁和殺戮,做了大量的工作。  楊杏佛從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恐嚇。 1933年5月間,特務又給楊杏佛寄去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則將採取強硬手段。楊杏佛早已將生命置之度外,對此不予理睬。蔣介石決意除掉楊杏佛,以威嚇民權同盟領袖。  1933年6月18日早上8時左右,楊杏佛與兒子楊小佛乘坐一輛敞篷車外出,遭到4名特務連連射擊。楊杏佛立即用身體掩護兒子,結果和司機都被打死,兒子腿部中彈。楊杏佛遇難時年僅40歲。  楊杏佛遇難前幾個月,曾應《東方雜誌》之約,寫下他的理想:“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應當是一個物質與精神並重的大同社會。”楊杏佛為實現這個“夢”努力奮鬥了一生。北京大學遊行示威隊伍向天安門進發。



     

     啼痕——楊杏佛遺跡錄作者:主編:陳亞玲劉金馳、執行主編:朱玖琳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目錄一、 日記·詩詞·手稿1. 《杏佛日記》之一2. 《杏佛日記》之二3. 《杏佛日記》之三4. 康橋集詞5. 康橋集詩6. 重翻康橋集成賦即步南站韻7. 其他詩詞8. 楊杏佛譯《宋慶齡與戴季陶的談話》手稿(附宋慶齡英文原稿)9. 楊杏佛手書《都市的進化與革命》提綱10. 楊杏佛手書《編譯科學叢書大綱》11. 楊杏佛手書科學社年會名人賀電清單12. 楊杏佛手書《梅感》草稿
     
    二、 宋慶齡來函1. 宋慶齡1925年6月7日致楊杏佛函宋慶齡1925年6月7日致楊杏佛函附件一宋慶齡1925年6月7日致楊杏佛函附件二2. 宋慶齡1928年8月21日致楊杏佛函3. 宋慶齡1928年10月7日致楊杏佛函4. 宋慶齡1929年2月26日致楊杏佛函5. 宋慶齡1929年5月致楊杏佛函附件6. 宋慶齡1929年9月27日致楊杏佛明信片7. 宋慶齡1929年10月21日致楊杏佛明信片8. 宋慶齡1929年11月8日致楊杏佛明信片9. 宋慶齡1929年11月26日致楊杏佛函10. 宋慶齡1930年4月17日致楊杏佛函11. 宋慶齡1930年8月30日致楊杏佛函12. 宋慶齡1931年2月17日致楊杏佛函13. 宋慶齡1931年5月1日致楊杏佛函14. 宋慶齡1931年5月28日致楊杏佛函15. 宋慶齡1931年8月21日致楊杏佛函16. 宋慶齡1931年9月致楊杏佛函17. 宋慶齡1932年12月致楊杏佛函
     
    三、 友人來函題辭1. 陳藩1916年11月4日致楊杏佛、任鴻雋函2. 任鴻雋1921年6月27日致楊杏佛函3. 任鴻雋1921年7月11日致楊杏佛函4. 任鴻雋1921年7月28日致楊杏佛函5. 任鴻雋1923年5月16日致楊杏佛函6. 任鴻雋1923年6月8日致楊杏佛函7. 任鴻雋1923年6月12日致楊杏佛函8. 任鴻雋1923年6月15日致楊杏佛函9. 任鴻雋1923年6月19日致楊杏佛函10. 任鴻雋1923年6月20日致楊杏佛函11. 任鴻雋1923年6月27日致楊杏佛函12. 任鴻雋1923年6月29日致楊杏佛函13. 任鴻雋1923年6月30日致楊杏佛函14. 任鴻雋1923年11月9日致楊杏佛函15. 王雲五1921年7月22日致楊杏佛函16. 王雲五1922年1月2日致楊杏佛函17. 竺可楨1921年7月4日致楊杏佛函18. 竺可楨1924年9月14日致柳翼謀、楊杏佛函19. 黃昌谷1921年7月6日致楊杏佛函20. 黃昌谷1921年7月13日致楊杏佛函21. 金邦正1921年7月19日致楊杏佛函22. 金邦正1921年7月31日致楊杏佛函23. 胡適1921年8月1日致楊杏佛函24. 劉樹杞1922年10月21日致楊杏佛函25. 唐鉞1923年10月18日致函楊杏佛函26. 朱經農1923年11月9日致楊杏佛函27. 唐鉞1923年11月12日致楊杏佛函28. 李石岑1923年11月1日致楊杏佛函29. 馬君武1923年10月18日致楊杏佛函30. 秦汾1923年10月22日致楊杏佛函31. 胡明復1923年10月27日致楊杏佛函32. 胡明復1925年5月17日致楊杏佛函33. 趙元任1924年1月19日致楊杏佛函34. 朱經農1924年4月4日致楊杏佛函35. 張奚若1924年5月8日致楊杏佛函36. 徐乃仁1924年12月致楊杏佛函37. 中國公學三日刊社1931年4月28日致楊杏佛函38. 徐志摩19​​31年11月18日致楊杏佛絕筆39. 譚延闓1930年5月為楊杏佛夫婦題《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40. 吳稚暉為楊杏佛題“夜沾山雨作江聲”41. 謝無量為楊杏佛題《普陀海濱浴》、《普陀雜興之一》詩
     
    四、 家信1. 楊杏佛1912年12月18日致六妹函2. 楊杏佛1916年9月4日致趙志道函3. 楊杏佛1916年10月29日致趙志道函4. 楊杏佛1917年2月8日致趙志道函5. 楊杏佛1917年5月21日致趙志道函6. 楊杏佛1917年8月12日致趙志道函7. 楊杏佛1917年6月4日致趙志道函8. 楊杏佛1917年6月6日致趙志道函9. 楊杏佛1917年6月21日致趙志道函10. 楊杏佛1917年7月14日致趙志道函11. 楊杏佛1917年8月10日致趙志道函12. 楊杏佛1916年12月7日致趙志道函13. 楊杏佛1917年8月14日致趙志道函14. 楊杏佛1918年2月11日致趙志道函15. 楊杏佛1918年1月26日致趙志道函16. 楊杏佛1918年4月14日致趙志道函17. 楊杏佛1918年5月22日致趙志道函18. 楊杏佛1918年3月3日致趙志道函19. 楊杏佛1918年5月12日致趙志道函20. 楊杏佛1918年5月21日致趙志道函21. 楊杏佛1918年5月26日致趙志道函22. 楊杏佛1918年6月4日致趙志道函23. 楊杏佛1918年11月7日致趙志道函24. 楊杏佛1919年8月14日致趙志道函25. 楊杏佛1919年8月15日致趙志道函26. 楊杏佛1919年8月16日致趙志道函27. 楊杏佛1920年9月21日致趙志道函28. 楊杏佛1920年9月21日致趙志道函29. 楊杏佛1920年9月22日致趙志道函30. 楊杏佛1920年9月24日致趙志道函31. 楊杏佛1920年9月27日致趙志道函32. 楊杏佛1920年9月30日致趙志道函33. 楊杏佛1920年10月1日致趙志道函34. 楊杏佛1920年10月5日致趙志道函35. 楊杏佛1920年10月16日致趙志道函36. 楊杏佛1921年1月18日致趙志道函37. 楊杏佛1921年1月19日致趙志道函38. 楊杏佛1921年1月21日致趙志道函39. 楊杏佛1921年4月24日致趙志道函40. 楊杏佛1921年4月30日致趙志道函41. 楊杏佛1921年8月29日致趙志道函42. 楊杏佛1921年8月31日致趙志道函43. 楊杏佛1921年12月1日致趙志道函44. 楊杏佛1921年12月27日致趙志道函45. 楊杏佛1922年1月8日致趙志道函46.​​ 楊杏佛1922年1月15日致趙志道函47. 楊杏佛1922年1月29日致趙志道函48. 楊杏佛1922年2月4日致趙志道函49. 楊杏佛1922年3月8日致趙志道函50. 楊杏佛1922年3月31日致趙志道函51. 楊杏佛1922年8月19日致趙志道函52. 楊杏佛1922年8月20日致趙志道函53. 楊杏佛1923年7月18日致趙志道函54. 楊杏佛1924年8月31日致趙志道函55. 楊杏佛1924年9月19日致趙志道函56. 楊杏佛1924年9月20日致趙志道函57. 楊杏佛1924年12月25日致趙志道函58. 楊杏佛1925年1月12日致趙志道函59. 楊杏佛1925年2月11日致趙志道函60. 楊杏佛1925年2月28日致趙志道函61. 楊杏佛1925年6月25日致趙志道函62. 楊杏佛1925年9月11日致趙志道函63. 楊杏佛1925年10月20日致趙志道函64. 楊杏佛1925年11月12日致趙志道函65. 楊杏佛1927年10月17日致趙志道函66. 楊杏佛1927年12月1日致趙志道函67. 楊​​杏佛1928年5月22日致趙鳳昌函68. 楊杏佛1928年6月1日致趙鳳昌函69. 楊杏佛1931年2月11日致楊小佛函70. 楊杏佛1931年9月4日致趙志道函71. 楊杏佛1931年9月16日致趙志道函72. 楊杏佛1931年6月22日致趙志道函73. 楊杏佛1931年6月25日致趙志道函74. 楊杏佛1931年7月4日致趙志道函75. 楊杏佛1931年10月5日致趙志道函
     
    五、 肖像照片1. 少年楊杏佛贈大姐瑾卿題簽照2. 楊杏佛少年時代在上海留影3. 楊杏佛少年時代留影4. 楊杏佛1908年3月在上海留影5. 楊杏佛青少年時代留影6. 楊杏佛1912年在北京留影7. 楊杏佛在美留學期間與趙志道、任鴻雋合影8. 楊杏佛1915年春與科學社社友任鴻雋(前左)、唐鉞(前右)、胡明復(後右)等合影9. 楊杏佛在美留學期間與朱經農(中)、梅光迪(左)合影10. 楊杏佛與趙志道結婚照11. 楊杏佛1920年4月題贈岳父母小佛周歲照12. 楊杏佛1932年與兒子楊小佛攝於兆豐公園13. 楊杏佛1919年10月5日與妻兒在南京合影14. 楊杏佛1920年年初與妻兒在南京合影15. 楊杏佛1920年8月與參加中國科學社第五次年會的代表合影16. 楊杏佛夫婦1920年10月與張奚若合影17. 楊杏佛1921年11月與趙志道在上海合影18. 楊杏佛1922年1月在杭州留影19. 楊杏佛1922年與趙志道在上海合影20. 楊杏佛1929年1月贈趙志道題簽照21. 楊杏佛與趙志道在湖畔合影22. 楊杏佛1932年與趙鳳昌、趙媳王季淑、趙志道及幼子楊澄在惜陰堂合影23. 楊杏佛著騎馬服在上海留影24. 楊杏佛1924年春與泰戈爾、吳稚暉、徐志摩等合影25. 楊杏佛在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7號楊宅前留影26. 楊杏佛1927年3月與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全體成員合影27. 楊杏佛任中華民國大學院副院長時留影28. 中年楊杏佛29. 楊杏佛遺體在廣慈醫院搶救室30. 楊杏佛遺體在萬國殯儀館31. 楊杏佛親屬在楊杏佛遺體成殮儀式上
     
    六、 著作藏書1. 王次回著《疑雨集》2. 雪萊著《雪萊詩集》3. 莎拉·K·博爾頓著《科學名人》4. 弗洛倫斯·L·塔克編《靈修年刊》5. 塞奇威克及泰勒著《科學史》6. 卡爾·馬克思著《資本論》7. 赫胥黎著《〈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及其他文章》8. 狄更斯著《我們共同的朋友》9. 威廉·卡梅倫·福布斯著《商業傳奇》10. 威廉·M·塔那著《寫作與修辭》11. 孫中山著《實業計劃》12. 摩爾著《摩爾之烏托邦》13. 歐內斯特·勒南著《耶酥的一生》14. 羅絲·梅勒·奧尼爾著《語言與姿態的科學與藝術》15. 王仲武著《統計學原理及應用》16.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罪與罰》17. 托洛茨基著《俄國革命史》18. 史沫特萊著《大地的女兒》19. 李圣五著《國際公法論》(上)20. 楊杏佛編印《國人力爭英庚款主權之言論》21. 《楊杏佛講演集》22. 《楊杏佛文存》
     
    附錄1. 《杏佛日記》全文2. 《康橋集詞》全文3. 《康橋集詩》全文4. 其他詩詞全文5. 宋慶齡來函全文6. 友人來函全文7. 家信全文8. 楊杏佛生平大事年表
     
    後記

    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

    夏鼐,楊端六、袁昌英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 2009 頁573-75 有楊端六夫婦和女兒的簡說

     楊端六是經濟貨幣學專家. 其妻袁昌英是武漢大學的戲劇與莎士比亞教授  文革受鬥.  他們女兒教楊靜遠. 40年代是革命青年.  後來為其母編文集《飛回的孔雀---袁昌英 》.......


     *****

    《夏鼐日記》除1935-39旅歐非記的稍詳之外,多過於簡略。所以末卷即使有索引和釋人等,或許沒什麼助益。譬如說"胡適"項 第5卷是鬥爭胡適時期 除記某人提出"小心假設...."外 無什內容
    《夏鼐日記》“陳寅恪話題”胡適

    ***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11/19/700044_2.shtml
    《夏鼐日記》裡的“陳寅恪話題”作者 張求會 表於2011-11-19 22:37



    夏鼐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 [轉貼 2008-08-20 08:27:01]  
    羅豐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學術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選定不久,新中國成立,院士選舉中的內幕鮮為人知。本文利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資料,對院士的提名過程、選舉情況詳加披露。院士候選人都是當時學界頂尖人物,幾輪候

    選名單上的學者更不為人知,甚至被提名者本人也不曾知曉。郭沫若是在以列席者的身份與會的夏鼐的辯護下才被列入。本文提供了全部院士名單,這也是首次在內地公布,可匡正一些流行的錯誤,對了解中國現代學術史頗有幫助。
      說起來純屬偶然,以1948年時夏鼐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或許與當時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選舉扯不上關系,他只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名 普通的副研究員,一個偶然的機緣卻使他與第一屆院士選舉產生了聯系。1947年初夏,完成北京大學復校工作,拖著疲憊身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 要去美國醫治高血壓,史語所的所務傅斯年並沒有交給當時所裏一些重要人物打理,而是交給更年輕並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考古學家夏鼐代理,以傅斯年精明過人的 識人能力,很快便證明這是一個恰當的選擇。
      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成立以後,即成為中國學術界的重鎮,它的問世是蔡元培有計劃地將西方現代學術制度引入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它網羅了中國學術界大部分的優秀人才,作為一個學術機關在世界學術史上或許罕有與之崇高地位相匹敵者,當然中央研究院的設置實際上有蘇俄國 家科學院的影子。起初中央研究院並無院士(Acad em ic ian),高一級的院務學術機構是1935年成立的評議會,有30名著名學者當選。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研究院復原南京,在學界上層遂有院士設置的醞釀。
    胡適、傅斯年的名單各有千秋
    院士的選舉工作分數理、生物、人文3個組進行。《胡適日記》在1947年3月15日記錄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關於院士商討會的情況。商討 活動在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範圍內進行,這時的評議會是1940年改選後的第二屆。議長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評議員則分當然評議員和聘任評議員,前者為中央研 究院的專家,後者則聘任國內各大院校、科研機構的著名學者,當然也並不完全按照這兩項區分。人文學科方面評議員有胡適、傅斯年、陳垣、趙元任、李濟、陳寅 恪等。商討院士選舉辦法,先由薩本棟與傅斯年各提出一個選舉草案,薩本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當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依我的理解是由文科與理科方面各 寫一方案,供評議員們討論選擇。事情進展很快,隔天之後,又開了第二次會。會議集中討論了傅斯年所擬的第二草案,胡適對傅的方案評價甚高,傅案被用作討論 的基礎。我們暫時找不到傅斯年擬的草案,但以後的進程應該是按照傅斯年的思路來進行。其中之一是由評議員來提出本學科院士候選人名單,很快胡適擬定了人文 組院士名單:
      哲學:吳敬恒(稚暉)、湯用彤、金嶽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系(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只是在人文地理和民族學方面胡適覺得暫時想不出合適的人選。大約同時,傅斯年也提交了一份人文組院士人選名單:
      中國文學:吳稚暉、胡適、楊樹達、張元濟。
      史學: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或柳詒徵。
      考古及美術史: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成。
      哲學;湯用彤、金嶽霖、馮友蘭。
      語言: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比較兩份名單二者大體相同,胡適名單稍少,有17人,傅斯年的則有21人。有趣的是胡適名單上沒有自己,傅則不然,或顯示兩人的性格差 異。兩份名單中都有的人:吳稚暉、楊樹達、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成、湯用彤、金嶽霖、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等15 人。只是有些人歸屬學科不同,吳稚暉,胡適在哲學中,傅將其放在中國文學;張元濟,傅歸在中國文學,胡適則放在史學。胡適名單中的中國文學方面的沈兼士、 傅增湘,傅斯年名單則無,傅在史學方面增加的人有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柳詒徵,哲學有馮友蘭。胡單中沒有馮友蘭與胡對馮評價不高有關。胡、傅在學科方 面的興趣或從這份名單上得以凸顯。擬完院士候選人名單傅斯年赴美就醫,所務由夏鼐代理。傅於6月14日抵達舊金山,7月11日夏鼐給傅斯年寫了第一封匯報 信,以後大約每半個月左右就有一封書信往來。凡涉及所務事無巨細均有涉及,9月1日夏鼐給傅斯年的信中開始提及院士評選工作:
      院士提名審查委員會,已經開過。據薩先生雲,此委員會須評議員始有資格代表出席,生乃未入流的弼馬溫(西遊記),自無法參加。曾請李濟 之先生兼任代表,一人可投兩票,但李先生不接受。如果吾師不欲棄權,請委托其他評議員代表出席。此次被提名者聞達四百余人,九月底評議會開會時可決定初步 名單。(據薩先生雲,評議會與院務會議不同,非評議員僅能列席報告,不能代表評議員出席,故無權表決。)胡適之先生來京參加院士提名審查委員會,來電指定 要住在史語所,生將所長辦公室讓出,因胡先生住不到一星期即離京返平,胡先生是院長候補人,他人自不能援例。
      《胡適日記》對此事並無記錄,僅在8月28日日記中寫道:“早晨到南京”。9月5日離開南京抵達上海。胡適在9月6日貼了剪報,剪報並 無報名及日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了在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審查的情況。博士從這次出席中研院院士選舉籌委會談起,他說:下月15日舉行第一次評議 會,決定候選人名單,並予公告,明春舉行第二次評議會,選舉80到100位院士,以後由院士本身每年選舉15位,10年後國家就有200多院士。博士認為 這是國家的大事。
      10月中旬中研院評議院再次舉行了院士提名會,夏鼐致傅斯年10月6日信中寫道:評議會將於本月十五日開會。陳寅恪先生已來函聲明不出席,胡適之、陳援庵(垣)二先生將來京出席,並皆擬下榻本所。已令預備,將所長辦公室暫行挪空移用。
      很可能史語所兼職人員開會事宜都是由本所負責聯絡。陳寅恪不來與會,當與其處境有關。這年天氣寒冷,清華大學住宅本來裝有水暖設備,因 為經費短缺無力供氣,各家取暖只好自理。陳寅恪生活窮苦,無錢購煤生爐,只能將自己珍藏《巴利文藏經》、《突厥語詞典》、《蒙古圖誌》等東方語文書,賣給 北京大學東語系,用來購煤,盡管這樣,所購煤也僅夠一間屋裝火爐而已。時事日非,陳又眼盲,所以將書齋名曰“不見為凈之室”,失望之極,自然也無心與會。 胡適召集北京大學“教授會”,討論發展,大家談的卻都是吃飯,向達起身發言說:“我們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十年二十年後,我 們這些人都死完了。”生活悲觀情緒彌漫整個學界。
      10月13日胡適、陳垣抵達南京,翌日史語所為歡迎胡、陳,舉辦了一個全體人員與會的茶會,陳垣發言之後,胡適用“勤,謹,和,緩”四 個字為題,講了治學的方法。夏鼐主持的這個茶會相當成功,胡適的印象很好,在日記中寫道:“史語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確是一個好導師。”胡適同時帶來傅斯年 就醫的哈佛大學附屬醫院白利罕(PeterBient Brigham)醫院院長Purwell博士信交給夏鼐,信中談及傅病好轉,夏鼐在征得胡適同意後,將這封信在全所公布。15日由評議會人員組成的院士選 舉籌備委員會正式開會,中央研究院中不是評議員的所長列席旁聽,夏鼐以代理史語所所務的資格與會。評議員原提名510人,經初步審查,留下402名。資格 審查的主要依據就是看是否在淪陷區的所謂偽大學等機構擔任行政職務,著名化學家趙承嘏、薩本鐵二人因此被刪除。有人認為郭沫若同情共產黨,其罪過更大於 趙、薩兩人,也主張予以刪除。夏鼐認為此事關系重大,不顧自己列席者的身份不能參加討論,毅然起身為郭沫若辯護說:“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於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於政黨關系,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意見分歧很大,
      最後決定以無記名方式表決。夏鼐獲知的結果,人文組13票對8票,仍決定將郭氏列入候選人名單。有的學科雖有候選人提名,但大家覺得尚 不具備院士水準,數理組在研究天文學方面人選時,各方面評議員提出中研院天文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張鈺哲、中山大學教授張雲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學家余青松3 人,結果決定天文學空缺,暫不提候選人。沒有入選的還有氣象學家呂炯、中研院氣象所所長趙九章、心理學家唐鉞等。共推出院士候選人150名,數理組49 人,生物組46人,人文組55人,審查小組正式分配名額,文史約20-21人,社會科學約占13-14人。
      哲學(3-4名正式名額下同):吳敬恒、陳垣、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陳康。
      中國文學(4名):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劉文典、唐蘭。
      史學(3名):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徐炳昶、徐中舒、陳受頤、李劍農、柳詒徵、蔣廷黻。
      語言學(3名):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王力。
      考古學及藝術史(4名):郭沫若、李濟、董作賓、梁思成、徐鴻寶。
      法律學(3-4名):王寵惠、王世傑、燕樹棠、郭雲觀、李浩培、吳經熊。
      政治學(3-4名):周鯁生、蕭公權、錢端升、張奚若,張忠紱。
      經濟(4名):馬寅初、劉大鈞、何康、楊端六、陳總、方顯廷、巫寶三、楊西孟。
      社會學(2-3名):陳達、陶孟和、潘光旦、淩純聲、吳景超。

      
    正式選舉,夏鼐主張把候選人刪去2/3

      名單中的有些人屬於臨時提名,陳康,胡、傅原名單中均沒有,討論時胡適以陳康在希臘哲學造詣頗深予以推薦;李劍農則由武漢大學 周鯁生推薦,聲明李氏在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方面有很大貢獻。也有人提出為什麽沒有將熊十力、朱鳳、向達先生列入候選人,由胡適作了解釋,胡適的解釋暫 無從得知,只知大家聽了後再無異議。
      胡適作為人文組召集人,不但主持會議,16日晚連夜趕寫人文組院士候選人“合格之根據”,一直持續到淩晨4點才結束。評議會連續召開, 討論十分激烈,最後敲定的名單在17日晚7時公布。候選人較實際名額,文史方面推出31人,超出原額50%,社會科學方面則多出一倍。夏鼐的估計,55人 中將來恐須刪去一半,留25-28人,依夏氏意見文史方面可刪去2/3,社會科學方面可刪2/3,尤其是法律、經濟方面,雖列入很多,但少有合適人選。不 能說夏鼐的判斷對以後的院士確定產生多大影響,實際結果卻是按夏氏的預料來的,經濟學8位候選人中只有馬寅初一人當選,法學的6位候選人只有王寵惠、王世 傑當選,而後者是在外交部長的位上。
      中央研究院評議大會之前,朱家驊院長曾向夏鼐詢問傅斯年歸國日期,問能否參加評議會,夏鼐也寫信向傅報告。傅斯年在美國寫了一封給評議 會的關於院士候選人的信,信件想來十分正規,有正本與副本,由夏鼐轉交給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並聲明需油印,有的地方要刪節。信中或許加入另外的院士候選 人,因為後來夏鼐向傅匯報“惟依章程,不能於候選人名單以外添人,故戚壽南先生等,無法加入”。3月25日至27日評議會開會討論院士候選人,非評議員不 得與會,沒有列席人員,夏鼐沒有參加,給傅信稱:“生不曾參預盛會,無法報告”,“所以關於詳細情形,完全不知。”會議經過5輪投票,第一輪投票僅投出 60名,5次後產生出81名院士。候選人中的許多名流紛紛落選。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於4月份編印《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錄》,現抄錄於下:
      數理組
      姜立夫、許寶蘅、陳省身、華羅庚、蘇步青、吳大猷、吳有訓、李書華、葉企孫、趙忠堯、嚴濟慈、饒毓泰、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朱家驊、李四光、翁文灝、楊鐘建、謝家榮、竺可楨、周仁、侯德榜、茅以升、淩鴻勛、薩本棟。
      生物組
      王家楫、伍獻文、貝時璋、秉誌、陳楨、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張景鉞、錢崇澍、戴芳瀾、羅宗洛、李宗恩、袁貽瑾、張孝騫、陳克恢、吳定良、汪敬熙、林可勝、湯佩松、馮德培、蔡翹、李先聞、俞大紱、鄧叔群。
      人文組
      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院士名錄代表了當時中國學術最高層面的一個大致情況。學術界的一般反映,夏鼐在4月20日信中向傅斯年說道:
      此次評議會所作之事,為選舉院士而已。名單發表後,外界一般意見,以為較候選人名單為佳,以其標準似較嚴格也。惟有少數人批評其缺點: (1)遺珠甚多。(2)當選者,與中央研究院同仁及有關人物過多。(此以“近水樓臺”之故,自所不免。)(3)老輩中有許多早已不做研究工作,且年輕時亦 未曾有重要貢獻之研究工作。所謂“科學界中的政客,”雖有院士資格第二項可言,但嫌所占比例太高,然此等見仁見智,各人之看法不同也。
      史語所中有相當多的人當選院士,專任研究員有傅斯年、陳寅恪、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董作賓,兼任研究員有湯用彤,通訊研究員 有胡適、陳垣、梁思成、顧頡剛和翁文灝,人文組中一半院士都與史語所有關。8月傅斯年回到國內,夏鼐將已經代理了一年多的十分困難的所務卸下。1948年 9月23-24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大會在南京舉行,同時紀念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合影照片中只有50多人,備受學術界關心的院士選舉,歷時一年多 塵埃落定。
    夏鼐鐘情“名單學”
    1948年底,夏鼐寫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以下簡稱《分析》)。《分析》完全以純學術的角度來分析當選院士情況,夏鼐以他過人的才智,靠著一本《院士名錄》進行縝密分析從而得出一些綜合性的結論。
      首先,他分析了院士的年齡結構,以46-60歲為中堅分子,占80%以上,尤以51-55歲者居多,占30.9%。數理組幾乎沒有超過60歲 者,生物組只有一位,主要是由於自然科學在中國發軔較晚的原因。人文組60以上者則有8名之多,可見文史科學是繼承清代樸學的傳統。數理、生物組50歲以 下有11名,人文組則只有一人。40歲以下的3位都在數學門,他引述數學界一位前輩的話,數學方面的天才最容易顯現出來,天才的數學家往往在年青的時候便 已有輝煌的成就。陳省身最年輕,只有37歲,許寶蘅38歲,華羅庚也只有39歲。
      其次,《分析》列表分析了院士們出生地分布,夏鼐與胡適的想法不謀而合,《胡適日記》中也有一張院士籍貫分布表,並感嘆到安徽籍只有他 一人。其實他是在上海出生的,不過是想為安徽掙回面子。江、浙二省人最多,占42%,聯想到丁文江對中國近世人物統計結果亦以江、浙為最盛。夏鼐的則以出 生地為出發點來討論。沿海地區、太湖周圍及上海、廣州、長沙、閩侯都是院士集中分布地點。
      第三,《分析》說到了院士的學歷。除了人文組中有6位未曾到過外國接受西式教育以外,其余都曾出國留學。
      國別   數理組   生物組   人文組   合計
      美國    17     17     15     49
      英國     3      4      2      9
      德國     3      1      2      6
      法國     2      1      2      5
      比利時          1      1      2
      瑞士     1                  1
      日本     1      1      3      5
      以上留學美國為最多,占60%以上,如果加上歐洲,則高達85%以上。夏鼐註意到,“我國留日的學生,在數量上恐遠超留美學生,但是在 院士的比例卻很低。這大概由於留日的多在受過大學教育後便返國,很少仍留日本進畢業院校獲得較高學位。”留學歐美者絕大部分獲得博士學位,少數有碩士學 位。學位雖並不見得和一個人將來的學術成就有什麽必然的因果關系。但如果在導師的指導下,做過一番比較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領悟到研究的性質和途徑, 歸國後如有適當的學術環境,加之個人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
      至於進一步考慮到這些院士在國內所受教育狀況,人文組中6位未出國接受西式教育的人中,有4位是前清科舉出身,兩位是國立大學畢業。留 學國外者在出國以前,國內各校中以清華最多,留美學者恐怕有一大半是清華出身。在各組分布情形,清華較為平均,北大則在人文組中見優,其他院校則在各組中 有一、二名。正好與院士在國內就讀大學時的學歷情況大體相呼應。一個學校的師資優劣,和他培養出的人才,自然有相當關聯。
      最後,《分析》討論了院士們現在工作的分布情況,在中央研究院有21人,北京大學10人,清華大學9人,技術機關6人,其他如中央大 學、浙江大學、文化機關及行政長官各有4名,另外的機構、大學都在4名以下。中央研究院竟占26%,難怪向達先生發表文章批評說:“本院的所長,大部分的 專任研究員,幾乎都是當然院士。”“令人有一種諸子出於王官之感。”夏鼐則另有解釋:如果我們假定中研院設立每一所時,認定這門學科確已產生有專長於此的 權威人物,否則寧缺毋濫;又如果延聘以所長的確是本學科的權威人士,那麽所長當選院士,毋寧認為是一種當然結果。近70名專任研究員中僅有9人當選,似乎 算不上大部分。當然,中央研究院的所長和專任研究員,因為近水樓臺的關系,他們的工作和貢獻,自然為院中同仁熟悉,加上人類到底是感情動物,朝夕相處的熟 人之間多少有點感情,同等成績者也許院內的人稍占便宜。所以夏鼐建議,如遇到有同等成績者,應優先推選院外者,以表示禮貌。
      典型的西方學院派學者除去自己專業論文、專著外,要寫的文章不外乎二種,一類是書評,另一種便是回憶性文章,夏鼐一生文字大體在這一範 圍之內,《分析》一文是他為數不多的當代題材之一。他文字雖然尚顯活潑,但完全是從純學術的立場上分析當選院士,實際上也是對中國現代學術成長過程一個概 述,尤其是關於人才發達經過的思考,意義當不局限於動蕩的1948年。
      1948年冬天的民國政府已是搖搖欲墜,人心浮動、風聲鶴唳,罷教、罷課此起彼伏。院士們大部分都是大學教授和研究所人員,是感受生活 壓迫最重的人,夏鼐痛心疾首地寫到:雖然他們忠於職守,“但是在妻兒啼饑號寒的環境下,教人如何能埋首研究以求產生偉大的成績?教人如何能專心教誨後進以 求造成下一代的學者?”夏鼐是懷著無限的遺憾和深深的失望離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離開了四面楚歌的南京,回到故鄉溫州,這年的冬天一定很冷。
      作者附記:本文所引夏鼐致傅斯年信件均出自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數年前,蒙王森先生呈簽所方批準,獲得發表權,借此特致謝意。
    制作日期:2004年9月8日 來源:中華讀書報

    2013年8月20日 星期二

    齊邦媛《巨流河》筆下胡適之先生

      因緣-拜會錢穆,接待胡適



    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 2009 頁365-66
    由於這本書沒索引,目前只知道這兒與胡先生相關。

     頁352 有學生石家興約齊邦媛訪胡適的校園。

    在北溝的故宮博物院
       胡適先生常到故宮,在招待所住幾晚,遠離世俗塵囂,清淨地做點功課。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裡為他請了一桌客,大概因為我父親的關係,也請我去。

       那天他們談收藏古書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談了些現代文學的話題,我記得他說:「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書給我,請我給一點意見,同時我又接到姜貴的《旋 風》,兩本書看完之後覺得這位女士的作品沒辦法跟姜貴比,她寫不出姜貴那種大格局,有史詩氣魄的作品。」這些話對我很有一些影響,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國,就 選了兩次史詩(Epic)的課,一定要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後來胡先生又說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學與歷史兩者之間的研究,寫感想時用的就是文學手法,他說: 「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樂而已,還要有一些深度。深度這種東西沒辦法講,不過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沒有,就是沒有,但是可以培養。」這 些話對我來說都是啟發。胡先生對我父親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會跟我說一些相關的話。後來我給學生上課或演講,都覺得文學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與深 度,這是無法言詮的。

    2013年8月18日 星期日

    胡適: 《四十二章經》考..




    《四十二章經》考

     
      《四十二章經》的真偽是曾經成為問題的。梁任公先生有《<四十二章經)辨偽卜文,說此經撰人應具下列三條件:

      一堆夭乘經典輸入以後,而其人須通大乘教理者。
      二、深通老莊之學,懷抱調和釋道思想者。
      三、文學優美者。

      他說:“故其人不能於漢代譯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國兩晉著作家中求之。”
      梁先生引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云:

      《舊錄》云:“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期孝經付八章。”

      他又引僧信《出三藏集記》云:

      《四十二章經》,“舊錄元‘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閾此經。”

      梁先生結論云:

      道安與符堅同時,安既不見此經,則其出困在東晉之中晚矣。

      湯錫予先生(用彤)論此事,曾說:

      梁氏斷定漢代未有《四十二章經》之翻譯,則似亦不然。蓋桓帝延嘉九年,襄楷詣鬧上書,內引佛道有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似指《四十二章經》內“樹下一宿”之言。疏謂“天神遺浮屠以好女,浮屠日,此但革囊盛血”。而經亦云“天神獻玉女於佛,佛云革囊眾穢,爾來何為”。據此則襄楷之疏似引彼經。

      然襲疏所引文字朴質,現存之經文辭華茂。梁氏據此,謂非漢人譯經所可辨。則是亦可有說。
      蓋《開元錄》,載孫、吳支謙亦譯《四十二章經》一卷。並注言“文義允正,辭旨可現”。則是經乃前後有二譯:一則出於漢桓帝以前,為襄楷所見。一則譯自支謙,想即現存之本。後人誤傳,標為漢澤,故其文筆不似出漢人手也。
      東晉道安經錄未列入《四十二章經》,而佑錄著錄者,則亦有其說。蓋《高僧傳》曰,竺法蘭所譯,唯《四十二章經》流行江左。江左為支謙譯經所在地,故僧佑、慧皎均得見之,而道安未至江左,未見支譯,故未著錄。是漢譯此經必在此前已罕見,而佑、慧皎之時支譯早誤指為漢譯矣。(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講義》,頁二—三。)(適按,湯君後來定本,已大改動。他不信竺法蘭之說,以為此系後起之說。)
      我相信場錫予先生之說大致不誤,所以我不懷疑《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也不懷疑現存之本為支謙改譯本。
      前天陳援庵先生(垣)給我一封信,說:

      大著……信《四十二章經》為漢譯,似太過。樹下一宿,革囊盛移,本佛家之常談。襄楷所弓,未必即出於《四十二章經》。
      且襄楷上書,永平詔令,皆言浮屠,未嘗言佛。故袁宏《後漢紀》釋曰:“浮屠,佛也。”《後漢書·西域傳》論言,‘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稱述。”據此則范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因佛之初譯為浮屠或浮圖,猶耶穌之初譯為移鼠或夷數,模罕默德之初譯為摩何末或麻霞勿也。《四十二章經》不言浮屠,或浮圖,而數言佛,豈初譯所應爾耶?

      陳先生此書有一小誤。我只認《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或輯本),襄楷在桓帝延幕九年上書已引用經文兩事了。我並本指定現存的本子即是漢譯本。
      《四十二章經》有漢譯本,似無可疑。《牟子理惑論》作於漢末,已說漢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牟子博與支謙略同時(支謙譯經在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西曆二二二——二三五),而《理惑論》作於極南方,作者所指《四十二章經》當然是指支謙以前的本子。蘭臺石室之說自然是一種不足深信的傳說,但此種傳說也可以表示漢末的人對於此經的崇敬。
      至於襄上書所說“浮屠不三宿桑下”,及“革囊盛血”兩條,其第二事的文字與今本《四十二章經》之第二十六章太相近了,故唐人注此傳即引經文為注。“不三宿桑下”,今本作“樹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陳援庵先生以為此二事“本佛家之常談,襄楷所引,未必即出於《四十二章經》”。此二事在後世成為佛家常談,然而在後漢時,似未必已成常談;依我所知,現存漢譯請經中,除《四十二章經》,亦無有此二事。故襄指弓跳二事,雖未必即是引此經,然亦未必不即是引此經。
      陳先生指出後漢人稱佛皆言浮屠,或浮圖,而今本《四十二章經》稱佛。此是甚可注意之一點。也許襄楷所見的經文裏,佛皆稱浮屠,這是可能的。然而我們檢查現存的一切後漢三國的譯經,從安世高到支謙,沒有一部經裏不是稱“佛”的;沒有一部經裏佛稱為浮屠的。難道這些譯經都不可信為後漢三國的譯本嗎?或者,難道這些舊譯本都經過了後世怫教徒的改正,一律標準化了嗎?或者,後漢時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浮圖、複豆等等舊譯名,而早已遂漸統一,通用“佛”的名稱了嗎?
      這三種假定的解釋之中,我傾向於接受第三個解釋。最明顯的證據是漢末的牟子博已用“佛”“佛道”“佛經”“佛寺”“佛家”等名詞,不須解釋了。大概浮屠與浮圖都是初期的譯名,因為早出,故教外人多沿用此稱。但初譯之諸名,浮屠,浮圖,複豆(魚豢《魏略》作複立,松說注》引作複豆,立是豆之誤),都不如“佛陀”之名。“佛”字古喜讀but,譯音最近原音;況且“佛’寧可單用,因為佛字已成有音無義之字,最適宜做一個新教之名;而“浮”“複”等字皆有通行之本義,皆不可單行,“浮家”“浮道”亦不免混淆。故精譯名之中,佛陀最合於“適者生存”的條件,其戰勝!日譯決非無故。(試比較“基督”“耶穌”“天主”等字,其中只有“耶”字可以作單行的省稱,“基督”“天主”皆不能省林。“移鼠”“夷數”之被淘汰,與此同理。)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猜想:“佛”之名稱成立於後漢譯經漸多信徒漸眾的時期。安世高與支婁迦讖請人擇經皆用此名,佛字就成為標準譯名,也成為教中信徒的標準名稱。從此以後,浮屠、浮圖之稱漸漸成為教外人相沿稱呼佛教與佛之名,後來輾轉演變,浮圖等名漸失其本義而變成佛教塔寺之名。
      總之,陳先生謂“范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此說實不能成立。第一,現存之後漢譯經無不稱佛,說已見前。第二,《牟子理惑論》亦稱佛,說亦已見前。第三,袁宏《後漢紀好永平十三年楚王英條下說:“浮屠者,佛也”,這還可說是晉人的話。但同長延平元年記西域事,引班勇所記身毒國“修浮圖道,不殺伐,弱而畏戰”,其下云:
      本傳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眾內數萬,小國數千,而終不相兼併。
      惠棟說,《本傳》謂《東觀記·西域傳》也。此說如果不誤,陳觀記》起于明帝時,成于靈帝時,自是後漢人著作,而已有“佛道”之稱了。第四,《三國志·劉蹺傳》記窄融
      大起浮圖調,……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分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複其他沒,以招致之。……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裏。……
      此等記載,若是完全孤證,尚可說是陳壽用的新名詞;但證以後漢譯經與《牟子》,我們不能不承認怫之譯名久已成立,故陳壽在魏晉之間(生蜀漢建興元年,死晉元康七年,二二三——二九七)屢用佛字,正是用後漢通用的名詞記後漢的史事。——凡此四事,皆是後漢史料。其實範書《西域傳論》只是說兩漢方志不記佛道之“精文善法導達之功”,與佛教徒所培說的“神化”大不相同,為可疑耳。我們不當因此致疑後漢無佛之名詞及記載。
      現在回到《四十二章經》本題。
      梁僧佑《出三藏集記》云:
      《舊錄》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師所撰錄闊此經。
      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法經的《眾經目錄》列《四十二章經》於“佛滅度後抄錄集”之“西域聖賢抄集分”之下:
      《四十二章蔔卷,後漢永平年竺法蘭等譯。
      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著錄此經最詳:
      《舊錄》:“本是外國經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經卜十八章。”道安錄無。出《舊利及朱士行《漢錄》。僧佑《出三藏集記江載。
      梁任公先生很懷疑這部們目錄》,他以為道安以前並無著經錄之人,但他又推定《舊錄》殆即支敏度的《經論都錄》。他說:
      考佑錄《阿述遠經民大六向拜經煙條下引“舊錄”,長房錄所引文全同,而稱為“支錄”,則幾僧佑所謂“舊錄”,殆即支敏度之《經論都錄》。若吾所推定不謬,則徹十二章經》之著錄實自“支錄”始矣(適按,長房錄明說《舊錄》與朱立行《漢錄》均著錄此經)。支敏度履歷,據《內典錄》雲,“晉成帝時豫章沙門”,其人蓋與道安同時;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則此書(四十二章)或即其時南人所偽撰,故敏度見之而道安未見也。
      《舊錄哪是支敏度的《經論都錄》,梁先生的考證似無可疑。支敏度本在長安,晉成帝(三二六——三四二)時與康僧淵、康法暢同過江(見犒僧傳帥)。其時道安(死三八五)尚在少年。支敏度的《都錄》作于道安《經錄》之前,故僧佑稱為《;目錄》。老安錄以前無著經錄之人,則“舊錄”之稱為無意義。道安之錄所以籠罩群錄,全在他首創新例,“控品譯才,標列歲月”(僧佑錄自序中贊安錄之語),並不是因為以前無有經錄。僧佑《續撰失譯雜經錄》自序雲:“尋大法運流,世移六代,撰著群錄,獨有安公。”此可見安錄所以前無古人,在於考訂群錄,而不是因為他以前無著經錄之人。
      今考僧信所引《舊錄》著錄各經年代最晚者為晉成帝時康法逮抄集的《正譬喻經》十卷。成帝以後譯的經,無有引《目錄》的。這可見識1錄》確在道安經錄之前。其時北方屢遭大亂,而江左粗安,丹則一帶本是後漢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後漢譯經較多,或有文敏度見著而道安未見之本,亦不足怪。(稻錄多有“安錄先闊”之經,並引安公自序“遭亂錄散,小小錯涉”以自解。)
      《;目錄》說此經“‘撮要引俗”之作,故法經目錄列為“抄錄集”。道安不持村此經,也許是因為此經是“撮要弓俗”之作而不是譯經。此以見安錄之謹嚴,而不足以證明此經為道安所未見。《車廠》所,呵證後漢末年確有此經,憎佑著錄此經,其下j
      右一部凡一卷,漢孝明帝夢見金人,詔遺使者張喜羽林中郎將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國遇沙門竺摩騰,譯寫此經定洛陽,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中。其經命傳於世。
      此段全月《中理惑論》之文。《!目錄》本明說此經系“撮要引俗”之作,向增佑過信《理惑論》,故不用《舊錄》之說。費長房始全引《舊求》之說,使我們知道《;目錄》也是很謹嚴的經錄,其態度謹慎過1‘增佑。僧柏《經錄自序》中也有”孝明感夢,張春遠使,兩1‘門文寫經四十二章,韜藏蘭台”的話;序中又說,“古經現在,讓先于四十二章;傳譯所始,靡逾張春之使。”他這樣尊崇此經,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之說了。
      費長房《經錄》]咬謙條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經》,注雲:
      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文義允正,辭句可觀。見例錄》。(《大唐內典錄》與《開元錄》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說,“此《別錄》即支敏度之《眾經別錄》,其他經錄無以別名者。”按《大唐內典錄》第九,
      東晉沙門支敏度《經論都錄》一卷,……又撰惻錄》一部。
      《眾經別錄》(二卷,未詳作者,言似宋時)上卷三錄:大乘經錄第一,三乘通教錄第二,三乘中大乘錄第三。下卷七錄:小乘經錄第四,篇目闊本錄第五,大小乘不判錄第六,疑經錄第七,律錄第八,數錄第九,論錄第十。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長房所見《別錄》,或是此錄,增信似不曾見此錄。
      支謙譯經部數,諸經錄各不同:
      僧信錄只載三十六部。
      慧皎的《高僧傳》只載四十九經。
      長房此錄有一百二十九部,合一百五十二卷。
      長房自己說:
      房廣檢括眾家雜錄,自《四十二章》以下,並是別記所顯雜經,以附分錄。量前位錄三十六部,或四十九經,似謙自譯。在後所獲,或正前翻多梵語者。然紀述聞見,意體少同;目錄廣狹,出沒多異。各存一家,致惑取捨。兼法海淵曠,事萬聚滴,既博搜見聞,故備列之。而謙譯經典得義,辭旨文雅(皎傳作“曲得聖義,辭旨文雅”。此處“典”是“曲”之偽,又脫“聖”字),甚有碩才。
      我們看長房所引《別錄》記支謙幗十二章經》的話,應該注意兩點:
      第一,《別錄》明說此是“第二出,與摩騰譯者小異”。可見《別錄》作者實見此經有“小異”的兩個本子:其一他定為後漢譯,其一他定為支謙譯。
      第二,《別錄》明說支謙譯本“文義允正,辭句可觀”。這又可見他所認為後漢譯本必是文辭比較樸素簡陋的本子。
      湯錫予先生(文引見前)指出《高僧傳》說竺法蘭譯的《四十二章經》流行江左,其實即是支謙譯本,後人誤傳為漢譯。湯先生認現存之本即是支謙本,我很贊同;費長房已疑心他所得的支謙譯經“或正前翻多梵語者”,今本幗十二章》確可當“文義尤正,辭句可觀”之贊辭,可定為支謙改譯之本。但依《別錄》所記,似江主確另有舊譯本,無可疑也。
      一九三三·四·三
      附錄一:寄陳援庵先生書(胡適)援庵先生:
      前上短文中,有一段論現存後漢怫經均不稱佛為浮屠、浮圖,我提出三個解釋:一、此造經皆非漢譯?二、皆是漢譯而已經後人改正?三、後漢佛徒已漸漸一致用“佛”之名?三說之中,我取其第三說,甚盼先生教正。
      昨夜點讀《弘明集》,見其第八卷中劉襤《滅惑論》引當時道士所作《三破論》雲:
      佛,舊經本雲浮屠,羅什改為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名為浮屠,胡人兇惡,故老子雲/匕其始不欲傷其形,故究其頭,名為浮屠,況屠割也。至僧榜後改為佛圖。本舊經雲“喪[1”,喪r由死滅之門,雲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為桑門,僧掉又改為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負十)
      此種議論可證我說的“佛”字所以獨被採用之故,正以浮屠等字皆有通行之別義,而怫字無義,故為最適者之生存。但“三破論”說此等新譯名,皆至羅什時始改定,此似非事實。羅什譯經已在五世紀之初年,豈五世紀以前之諸經皆此時所一一改定者乎?又如“桑門”之名已見漢明帝詔令,豈是羅什以後所改定?又如陳壽死于羅什譯經以前一百餘年(二九七),劉題傳中所用“佛”字豈是羅什以後人所改乎?
      引此一條,可見浮屠之稱雖久為佛徒所廢棄,而教外人偏要沿用舊名,其中往往含有惡意的低毀,如《三破論》所說。
      先生以為如何?
      胡適上二二·四·五
      附錄二:陳接庵先生來書適之先生撰席:
      關於《四十二章經風牟子理感論》及漢明感夢等問題,近二十年來,中東西學者迭有討論,垣何敢置一詞?前函因大著發見《真浩》與《四十二章經》之關係,不禁狂喜,又因其中有一二語似過信《四十二章經》,故略陳管見。今來示謂欲為此問題結一總賬,甚盛甚盛。謹將前函未盡之意,再申明之。其有諸家已經論及者,恕不復及。
      後漢詔令奏議,皆用“浮屠”,不用“佛”,具如前函。《三國志》裴注引《魏略》天竺國一段,凡八用浮屠,亦未嘗一用佛。其中兩稱“浮屠經”,亦不稱“佛經”。至陳壽始以佛圖與佛參用(范書《陶謙傳》采《三國·劉籌傳》文,亦浮屠與佛參用)。至袁宏始純用佛,並以佛釋浮屠。至范蔚宗於漢詔議仍用原文,於自述則用佛。
      不獨佛一名詞如此。沙門之初譯為桑門,魚豢曆舉桑門之異譯,日流問,疏聞(一本作疏問,當有誤衍)晨門,亦不及沙門。是魚豢所見之《浮屠經》,尚未有沙門之譯也。今《四十一二章經》數言沙門,亦豈初譯所應爾?
      根據以上史料,遂得有以下之標準:
      一、後漢至魏中葉,尚純用浮屠。
      二、三國末至晉初,浮屠與怫參用。
      三、東晉至宋,則純用怫。
      依此標準,遂有以下之斷定:
      一、後漢有譯經,可信。後漢有《四十二章經》譯本,亦或可信。現存之《四十二章經》為漢譯,則絕對不可信。
      二、襄楷所引為漢譯佚經,可信。襄指所引為漢譯之幗十二章經》,亦或可信。襄楷所引為即現存之《四十二章經》,則絕對不可信。
      依此斷定,遂推論到《牟子理感論》,及現存漢譯諸經,皆不能信為漢時所澤撰。
      大著說,我們檢查現存的一切後漢三國的譯經,從安世高到支謙沒有一部經裏不是稱佛的,沒有一部經裏佛稱為浮屠的。難道這些擇經都不可信為後漢三國的譯本嗎?難道這些舊譯本都已經過了後世佛教徒的改正嗎?
      我今答復先生說,三國的譯經除外,若現存漢譯的經,沒有一部不稱佛,不稱沙門,沒有一部稱浮屠,稱桑門,就可以說是沒有一部可信為漢譯的。假定其中有真是漢譯的,就可以說是都已經過後世佛徒的改竄,絕不是原來的譯本了。
      大著又舉出四證,證明佛之名詞,在漢已成立。第一證即是現存之漢譯請經,第二證即是《牟子理惑論》。依愚說,現存漢譯諸經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訟事未了以前,沒有為人作證的資格。我今可答辯第三證:
      大著第三證引袁紀延千元年記西域事,有‘才傳日”云云,據惠棟說,本傳謂標觀記·西域傳》,標觀記》即有佛道之稱,則是後漢時已有佛道之稱。惠氏此說,不審何據。據吾所考,本傳殆指司馬彪《續漢書·西域傳》,因袁紀所引“本傳日”雖少,而引“本志日”甚多。所引“本志”之文,今皆見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略舉如下:
      建武二年正月,日有蝕之,引本志,見司馬恒行志》六。
      永初六年六月,河東水變色,赤如血,弓本志,見司馬恒行志》三。
      延光三年十月,鳳凰見新豐,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仁。
      陽嘉元年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引本志,見司馬狂行志》-。
      陽嘉二年八月,洛陽宣德亭地拆,引本志,見司馬恒行志》四。
      建和三年四月,雨肉大如手,引本志,見司馬狂行志江。
      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己氏,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二。
      永康元年八月,黃龍見巴郡,引本志,見司馬《五行志任。
      光和四年,驢價與馬齊,引本志,見司馬狂行志蔔。
      中平二年二月,南宮雲台災,引本志,見司馬狂行志仁。
      《後漢紀》所謂“本志”,既皆指司馬彪書,則所謂“本傳”,亦應指司馬彪書。據《藝文類聚件十六所引,此正司馬彪書《西域傳》之文。不知惠氏何以指為標觀記入司馬彪既是晉人,當然有佛道之稱。則大著所舉第三證,似可撤銷也。
      至第四證所引《三國志·劉陳傳》,是我所公認的。可惜陳壽是三國末至晉初的人,我已排他在上文所舉第二標準中之浮屠與佛參用一行,不能為後漢已用佛字之證矣。
      至漢明感夢事,幗十二章經》與《牟子》均載之。關於張春、秦景諸人,已有人論及,唯傅毅似尚未有人注意。毅之為蘭合令史,在章帝建初中年。若明帝永平中,毅尚在平陵司章句,何能有與帝問對之事?世俗傳說,佛家或可隨筆記載,史家則不能不細勘當時史實。故袁宏記此事,不得不去傅毅而改為“或曰”,至范蔚宗《天竺國傳》,更不能不加“世傳”二字以存疑,此史家鎮密之法也。
      考證史事,不能不鎮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孫仲容為清末大師,其所著《牟子理惑論書後》,據《牟子》以證《老於河上公注》為偽,謂眸子》多引《老子》,而馮廉雲所理止三十七條,兼法《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今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漢·藝文志》,載《老子》有《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木爾,足明其為偽本云云。
      夫《河上注》之真偽,另一問題。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謂與《牟於》所見之《老子道經》三十七篇不合,遍指為偽。不知《河上注道經》,何嘗非三十七篇?所謂八十一篇者,與《德經》四十四篇合計耳。一言以為智,言不可不慎。故垣更不敢多言矣。幸高明有以教之。
      又《牟子》書本名《治惑論》,唐人避高宗諱改為《理惑》,有時又稱《辨惑》。而今則鮮有稱其原名者。拙著《史諱舉例》曾論及此。茲之所稱並從俗,乞諒。
      癸酉清明日陳垣
      附錄三:答陳援庵先生書(胡。)援庵先生:
      承示及先生對漢譯《四十二章經》等問題之意見,甚感甚佩。
      先生結論調“後漢有《四十二章經》譯本,亦或可信;現存之幗十二章經》為漢譯,則絕對不可信”。又謂“襄楷所引為漢譯之《四十二章經》,亦或可信;襄楷所引為即現存之《四十二章經》,則絕不可信”。右二點皆與鄙見無衝突。故關於此經的本身問題,尊見都是我可以同意的。
      我們不能一致的一點,只是因為先生上次來示提出“范蔚宗所搜集之《後漢》史料實未見有‘佛’之名詞及記載”一條結論,此點至今我還不能完全贊同。現在我把幾點疑問提出,請先生指教。
      前次我主張“佛”之名稱,成立於後漢譯經漸多信徒漸眾之時,我提出四項證據。其中第三項,引袁宏《後漢紀艇平元年記西域事所引“本傳日”的一段,據惠棟說“本傳”是《東觀記·西域傳》。此段經先生證明是司馬彪《續漢書·西域傳》之文,我很感謝。依此論斷,我的第三證與第四證可說是同時代的例證,因為司馬彪死于惠帝末年(約三O五),與陳壽(死二九七)正同時。
      范蔚宗生(三九八)在陳壽、司馬彪之後一百年,死(四四五)在他們之後近一百五十年。所以我們不能說范蔚宗所收史料無佛之名詞及記載。今讀來示知先生已修正此說為:“三國末至晉初,浮屠與佛參用。”鄙意以為此說亦尚有可議。
      第一,凡一名詞之成立,非短時期所能做到,在古代書籍希少時尤是如此,我們追考古史,似不宜根據一二孤證即可指定一二十年的短時期為某一名詞成立的時期,“三國末至普初”的規定似嫌缺乏根據。
      第二,魚豢與陳壽、司馬彪略同時(張鵬一補魚豢傳,說他死在晉太康以後),稱略》不說佛,而壽與彪則同時用浮屠與佛,此可見某一名詞之用與不用由於個人嗜好者居多,恐未必可用來證明某名詞出現或成立的先後。
      第三,先生謂魚豢不但八稱浮屠而不稱佛,且曆舉“桑門”之異譯,而亦不及“沙門”,“是魚豢所見之《浮屠經》尚未有沙門之譯世。”然《魏略》本文說“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本文所舉僅二十九名中之七種而已,我們豈可違然斷定其時無有“沙門”之譯?桑門一名而有這許多種異譯(其中“比丘”“伊蒲塞”等應除外),可見譯經之多。我們若沒有強有力的證據,似不宜斷定其時無“佛”之名稱及記載。
      第四,魚、陳、司馬與範皆是教外史家,其用浮屠而或不用佛,或偶用佛,皆未必即可證明其時佛徒尚未用佛為通稱。試觀韓退之生於幾百年之後,其時已是先生所謂“純用佛”之時代了,然而他在“送浮屠文楊師序”裏,凡七稱“浮屠”而不一稱“佛”。老萬一不幸退之其他文章與同時文獻皆遭劫火,獨此序存留於世,後世考古家豈可即據以定退之之時無有“佛”之譯名乎?鄙意以為先生過信此等教外史家,而抹殺教中一切現存後漢譯經及《牟子》等,似乎未為平允。
      話又說回到我舉的第一二類證據了。
      先生說:“現在漢譯諸經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某本身訟事未了以前,沒有為人作證的資格。”
      這話可見先生方法的謹嚴。然而先生所用的三個“標準”是否訟事皆已了,已有作證人的資格了嗎?先生用的其實只有一個標準:“後漢至魏中葉,尚純用浮屠”。這個標準必須先否認一切現存之漢譯諸經及《牟子入然後可以成立。現在先生不曾先證明現存漢譯諸經及《牟子》為偽,卻用此待證的標準來斷定“《牟子理惑論》及現存漢譯諸經皆不能信為漢時所譯撰”,這就成了“丐詞”了。
      此是方法論的緊要問題,我知道先生最注重此種方法問題,故敢質直奉告,非是有意強辯,千萬請先生原諒。
      《牟子》一書,經周叔邊與我的證明,其為後漢末年的著作,似已無可疑。至於現存漢譯諸經之考訂,決非一二名詞即可斷案,我們此時尚無此能力,亦無此材料。至於此等漢譯是否全已“經過後世佛徒的改竄”,我不敢斷定無此可能。然而有一疑問:假令後漢譯經中真無“佛”與“沙門”之譯名,那麼,陳壽、司馬彪請人用的“佛”字又是從何處得來的?
      此一疑問亦是方法論的一個緊要問題,即是我近年提倡的歷史演變的觀點。前文說的“凡一個名詞之成立,非短時期所能做到”,亦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牟子》作者當漢末大亂時尚在壯年,他與窄融同時,大概死在三國中期。其時魚豢已仕宦,而陳壽、司馬彪皆已生。若依鄙說,則後漢怫徒已漸漸一致用佛之名,故漢末三國時佛教信徒如眸子》已一律用佛之名,而教外史家如陳壽等亦不能不採用佛字了。如此說法,似稍合於漸變之旨,誠以新名詞之約定俗成決非一二十年所能為功也。
      此次所論,問題雖小,而牽涉的方法問題頗關重要,幸先生恕此“魔之辯護”,更乞進而教之。
                                                         胡適敬上,二二·四·六夜

    2013年8月16日 星期五

    中國新文學大系1935 第一集建設理論集 編選人:胡適/第二集:文學論爭集. 編選人:鄭振鐸


    2013年8月14日 星期三

    Papers that pushed for Pacific War 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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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s that pushed for Pacific War revisited

    Fabricated logistics data supplied by Cabinet member helped military railroad government

    by Reiji Yoshida
    Staff Writer
    The key was lost and the safe remained locked for 22 years after the 1989 death of its owner, former Lt. Gen. Teiichi Suzuki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who had been the last surviving Class-A war criminal of World War II.
    Suzuki, who died at the age of 100 in Shibayama, Chiba Prefecture, was among key Cabinet members when Japan started the Pacific War with the Dec. 7, 1941, surpri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Two years ago, Suzuki’s relatives had NHK open the safe. Inside were diaries, notebooks and other documents, including a 16-page typed manuscript that the general had read out in front of Emperor Hirohito and national leaders at an Imperial Conference on Nov. 5, 1941, to detail Japan’s logistical strengths.
    Suzuki, who headed the Planning Board, a government body in charge of allocating resources for the army, navy and civilians, concluded that Japan, which was already at war in China, would be able to still wage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This conclusion may have helped seal the fate of Japan as well as that of millions of victims of the Pacific War.
    Some key numbers described in the manuscript were apparently padded. Using those cooked-up figures, Suzuki was able to convince undecided leaders that Japan could secure the logistical supplies needed to wage war against the U.S., said Atsushi Moriyama,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hizuoka, noting this argument helped persuade Japan to embark on a hopeless figh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uzuki) revealed his official view (on Japan’s wartime logistical capacity). So this was very critical,” said Moriyama, a noted expert o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al history.
    Experts have known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 Suzuki read out, but it wasn’t until NHK broke open the safe that the actual paper he used during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was discovered.
    The safe also contained nine essays Suzuki wrote in the closing days of World War II that to date have been examined only by a few experts. The Japan Times is the first media outlet to report on those essays.
    In one of them, Suzuki explained how awestruck he was by his first one-on-one conversation with Emperor Hirohito to detail a nation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plan for fiscal 1941 on July 5, 1941.
    The Emperor asked Suzuki if the 1941 resource plan would still work if a war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oke out, according to the essay.
    “If such a war actually takes place, it would mean big trouble, though,” the Emperor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the essay.
    In the essay, Suzuki wrote that he responded by saying the plan is based on an expanded wartime scenario. The Emperor said, “Then that would be fine.”
    Moriyama noted, however, that no contemporary materials, including diaries of the Emperor’s aides, make mention of Suzuki’s meeting with the monarch on that date.
    If the meeting actually took place on that date, it is a new discovery.But Suzuki’s memory could have been off, as he wrote the essay more than three years after the meeting supposedly occurred, Moriyama said.
    Suzuki kept his essays and the 16-page document together in his safe, apparently aware of the historic meaning of the incidents he was involved in as a Cabinet member during the war.
    In the postwar military tribunal, Suzuki was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but was freed in 1956.
    The cover of the 16-page document bore “Top-Secret” in red, and many red lines were drawn along key words and phrases, which Suzuki probably emphasized during his presentation in front of the Emperor and other attendant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Gen. Hideki Tojo.
    The manipulated figures in Suzuki’s document were those of projected wartime losses of transport ships to carry oil and other strategic materials from areas in Southeast Asia that Japan planned to occupy if it went to war with the U.S.
    Before July 1941, Japan depended on the U.S. for 70 percent of its oil imports. But on Aug. 1 of that year,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cut Japan off after Imperial forces advanced into southern French Indochina ostensibly at the request of France’s puppet Vichy government that the Nazis established. By then, Japan had joined Hitler’s tripartite Axis alliance.
    Japan had more than 7 million tons of oil stockpiled as of July 1941, but with daily consumption of 10,000 tons, the nation would be left with no oil by the end of December 1942.
    With no alternative sources, Japan was facing the tough choice of whether to launch a desperate war against the Allied Powers in a bid to occupy oil-rich Southeast Asia or pull its troops out of China as demanded by the U.S.
    A critical question for leaders at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was whether Japan would be able to ship vast amounts of oil from occupied Southeast Asia, particularly the Dutch East Indies, to sustain a war against the U.S.
    Suzuki’s paper concluded that Japan would be able to maintain enough transport ships in a conflict against the U.S. But according to the paper, the loss of ships was estimated at 800,000 tons to 1 million tons a year, and annual ship production capacity was estimated to be 600,000 tons a year.
    Given those figures, Japan would eventually lose all its transport ships, but Suzuki concluded otherwise, without providing an explanation.
    “(Suzuki) didn’t make sense,” Moriyama said.
    None of the national leaders at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however, pointed out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and simply accepted Suzuki’s conclusion, taking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 war against the U.S. during the gathering.
    According to Moriyama, Suzuki apparently adopted an earlier optimistic simulation provided by the navy that assumed that as the war continued, fewer transport ships would be sunk. The simulation was based on outdated World War I ship-loss data and didn’t assume any damage from enemy aircraft.
    “Whether Japan w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the war depended on how much (shipping) we would lose,” Gen. Kenryo Sato, the army’s military affairs chief in the 1940s, wrote in a memoir published in 1976.
    “In reality, the estimated amount turned out to be far off the mark. This was the biggest cause of our defeat” in the Pacific War, Sato wrote.
    Suzuki was well aware of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ength of the U.S. and that of Japan, and was among a few members who initially openly argued against a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1,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of the U.S. was 12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Japan and the U.S. produced 12 times more crude steel and five times more aircraft and ships than Japan.
    But after being pressured by a senior army officer, Suzuki made an about-face on Oct. 30, 1941, and started siding with those national leaders who advocated war, Moriyama said.
    “Suzuki’s about-face was a big factor” in pushing participants in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to opt for war, he said.
    If Suzuki had maintained his earlier stance against the war, the Tojo Cabinet may not have started the war against the U.S., Moriyama said.
    Under the 1889 Meiji Constitution, no national leader — even the prime minister — had the power to sack other members of the Cabinet. If one minister kept resisting the prime minister, the Cabinet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ign en masse.
    Also under the Meiji Constitution, the Emperor appointed Cabinet ministers, based 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But the Emperor was not supposed to officially intervene in Cabinet decisions, although Emperor Hirohito’s attitude sometimes affected key political figures during the war.
    This meant all key decisions would have to appear to be unanimous agreements by the Cabinet.
    According to studies by experts, many top leaders —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army and navy, were, like Suzuki, reluctant to wage war with the U.S., as they were well aware of how strong it was compared with Japan.
    But key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top brass in the army and navy, both feared losing face and had sectional interests to protect, thus they never expressed their “honne” (true feelings) during top decision-making meetings, Moriyama said.
    Top naval leaders could not openly argue against war because the navy had earlier kept winning huge budgets by emphasizing it had to prepare to take on America. Army leaders meanwhile refused to withdraw their troops from occupied China as demanded by Washington a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U.S. lifting its oil embargo and improving relations with Japan.
    Pressure from the army and navy, which put their interests above those of the nation, eventually pushed indecisive national leaders to gamble on war with the Allies. And Suzuki’s paper helped provide a reason for those leaders to launch the Pacific War.
    Moriyama is well-known for his studies on this “indecisiv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sectionalism that eventually led Japan to doom in the Pacific War. Many Japanese who read his book on this theme say the organizations they belong to have very similar problems with indecisive, irresponsible leaders, Moriyama said.
    “Many of my readers interpreted (the book) as that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 book like this should be read as a story of the past, but it’s not,” he said. “That means (Japanese) society has serious problems. That’s scary.”
    Japan paid dearly for waging war with the Allies.
    Most of Japan’s major cities — including Tokyo, Osaka and Fukuoka — were flattened by massive U.S. bombing raids. In the March 11, 1945, Great Tokyo Air Raid alone, more than 100,000 citizens were killed overnight.
    In total, more than 3.1 million Japanese, including 800,000 civilians, were killed during the war, which ultimately cost tens of millions of lives.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章實齋年譜》(胡適 姚名達)/ 贈內藤 湖南 漢學支那派




    內藤湖南與胡適雖從未謀面,卻是神交,在學術上惺惺相惜。內藤服膺清代乾嘉時期的大學者章學誠(字實齋)的學問史識,許為絕學,於1920年撰《章 實齋先生年譜》,1928年著《章學誠的史學》,以彰其事蹟。1921年,胡適亦出版同名著作《章實齋先生年譜》,他說,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 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內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第四號)。我那時正覺得,章實齋這一位專講史學的人,不應該死了一百二十 年還沒有人給他做一篇詳實的傳……,最可使我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內藤先生作的年譜,……就隨時在內藤譜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內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這便是我作這年譜的緣起(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雖然內藤譜仍有一些錯漏,但胡適是每每感謝內藤湖南的篳路藍縷之功的。19201214,胡適在致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信中肯定了內藤譜 學術貢獻,認為內藤先生的《年譜》,確是極有用的材料,並請青木正兒催促內藤湖南把他所得的章氏遺書儘快刊佈出來。192123,胡適在致 青木正兒的信中再次提到內藤譜內藤先生的《章實齋年譜》,我已叫人去翻譯了。此譜搜集的極完備,使我非常佩服。”1921217,青木正兒 復信給胡適,轉達了內藤湖南的話,對於胡適給予內藤譜忠言十分感謝云云(《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 月),內藤湖南還寫了《胡適之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讀後》一文評論胡譜
     ---内藤湖南:汉学为一生寄托,中国为学问归宿

    日期:[2008年11月23日]  版次:[GB18]  版名:[阅读周刊 关注]  稿源:[南方都市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08-11/23/content_636076.htm


     ******

    胡適在1922年將一本商務版的《章實齋年譜》送給內藤 湖男先生 書上題:
    敬贈
    內藤先生 表示
    敬禮與謝意

    胡適

    此書現藏關西大學圖書館 書影可參考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2, 2011,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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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向胡頌平說 日本漢學分京都的支那派和東京的東洋派
    前者受到他很大的影響內藤湖南的《中國繪畫史》《日本文化史研究》
    從內藤 湖南到傳下的神田和青木
    當然 現在這些人都過去了







    內藤湖南(日語:ないとう こなん1866年8月27日1934年6月26日),日本歷史學家。生於日本秋田縣鹿角郡毛馬內(現為鹿角市)。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別號憶人居主、湖南鷗侶、彫蟲生悶悶先生。
    青年時曾任記者,1907年1926年間任教於京都大學,教授東洋史。
    內藤湖南關於中國歷史最著名的理論是「唐宋變革期」。他認為中國歷史分期以秦漢以前為「上古」,東漢西晉為「第一過渡期」,五胡十六國唐朝中葉為「中世」,唐朝後期到五代十國為「第二過渡期」,宋朝以後則為「近世」。他的理論被之後的日本學者所繼承,成為日本人研究中國歷史的基本觀念。

    [編輯] 主要著作

    • 日本文化史研究 (有中譯本)
    • 支那繪畫史
    • 支那史學史
    • 清朝史通論

    Naitō Torajirō (内藤 虎次郎; August 27, 1866–June 26, 1934), commonly known as Naitō Konan (内藤 湖南), was a Japanese historian and Sinologist.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Kyoto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and along with Shiratori Kurakichi (the founder of the Tokyo School), was one of the leading Japanese historians of East As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is most well-known book is called Nara.
    He was born in what is today Akita Prefecture.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journalist. In 1907 he found Manwen Laodang in Mukden. As an autho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was invited to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y Kano Kokichi in 1907 and got involved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History.
    Naitō's most influential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was the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a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He argued that the social, politic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s that occurred between the mid-Tang Dynasty and early Song Dynasty represente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medieval (chūsei) and early modern (kinsei)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In Japanese history, Naitō argued that Yamataikoku was located in Kyūshū rather than in Kinki.



    序?


    我專門研究章實齋一家之學,已經三四年了︰

    民 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因我父親的指示,去買了一本胡適之先生做的《章實齋年譜》,到四月二十三日看完以後,才恍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同年月二十九晚, 偶听何柏丞先生講《文史通義》,寸更清楚的想去研究章先生。然而無錢無友的我,到六月十一日才借到一部石印的《文史通義》來讀,十七日才買到一部木刻的 《文史通義》來讀;至于浙江圖書館印的《章氏遺書》是得見而不得讀,劉翰怡先生刻的《章氏遺書》是方知而無力買!

    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即初到清華學校研究院的第二天,初受業于梁任公先生,初立志作史學史的研究,就在“專修題”內認定了章實齋的史學”一門。十月十八日始業,買浙本,借劉本,足足理解了一學期。

    十 五年一月二十五口,起了一個信念,以為︰研究一個人的學弋,必須了解他所以成學的原因。因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學,則頗疑哇的環境不易產生他這種學術;最後 乃斷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響。百影響他最大的必是邵念魯。那天便發心願替邵先生做年譜,先關了解他一下。又兩日就動手,二月十一日遂告成。後來經過了十幾次 的補訂,到十七年春始由柏丞先生介紹,付商務印書館發印。

    十五年春,再讀《章氏遺書》,隨手把《章實齋年譜》補了些新史料上去。六月二 十日,初見適之先生,問他怎麼辦︰適之先生說︰請你拿一本《年譜》去,把她補 好了寄給我。——但我不曾即刻踐約,因為他往歐洲去了。七月,我回家去,又因我父親的指示,打算改編《章氏遺書》。《章氏遺書》的各種版本都編次得不好, 這是讀者所公認而最感不便的。我不但想用新的分類法去改編她,而且想把人家批評或記述章先生的文章都附在她後面,使得讀者對于章先生能得整個的了解。照這 例,適之先生做的《年譜》自然最好是也擺在她後面;但因版權的關系,不能夠。所以我就在那暑假內,自己另寫了一部新的《章實齋年譜》。那新譜做的方法和適 之先生的不同(和內藤湖南先生的略似而材料較豐,且那時我尚不ffi日本文,未讀慈內藤譜》)。直至十六年四月,才在《國學月報》第二卷第四號發表。

    十五年秋冬間,果然就劉刻《章氏遺書》改編成了一部《章實齋遺著》;又把章先生的著作的年月考出了一大半,做成一個年表。十六年春,送這些給任公先生看;他很高興,說號就拿給商務印書館印行吧。我回說︰慢點好,因為《文史通義》的最重要的幾篇還不知是何年月做的。

    十 六年一月十一日,又想了解章先生的本師朱笥河;自二月二十一至三月十六間,不知不覺的又寫成一部《朱笥河年譜》。做那年譜比做《邵念魯年譜》容易多了, 因為史料都是現成的;然而《朱譜》沒有《召テ譜》好,我自信︰《邵譜》有許多創例,是空前的,如用直敘法,多制圖表,闢“譜前”、“譜後”兩體等。寫《朱 譜》原是為的幫助“章實齋”的研究,任公先生又說朱笥河夠不上做年譜。到“章實齋”的研究完畢時,那《朱譜》也可以銷毀了。

    經過了上述 的工作,對于章先生的淵源應該是很親切的了解了。至于對他學術思想的論評,也曾寫過幾篇文章發揮一己的意見;但隔了些時,便不滿意終究毀了,雖 曾發表過。我對于章先生要說的話當然很多,但多記在片紙上;至刂認為見解已熟時,才可撰有系統有組織的論文。所以自十六年以來,我就不肯做文章了。恰好那 年春夏,任公先生要我幫他整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和“廣中國歷史研究法”二種講義,所以只好暫把“章實齋”丟開了。